| 标题 | 参与全球价值链与优化企业活动配置 |
| 范文 | 王兴 刘超 内容提要：企业如何将有限资源合理高效地配置到直接生产活动和间接生产活动中意义重大。本文在分析参与全球价值链影响企业活动配置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民营企业的五次调查数据考察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活动配置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优化其活动配置;学习效应和融资能力增强效应是优化企业活动配置的两条重要路径;与内陆地区相比，沿海地区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优化其活动配置;与中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优化其活动配置。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活动配置的相关理论，也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决策依据。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企业活动配置;学习效应;融资能力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3-0093-09 收稿日期：2020-10-12 作者简介：王兴（1987-），女，山西忻州人，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组织理论;刘超（1994-），男，河北唐山人，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要素配置效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服务业出口贸易与OFDI互动发展的机制及其生产率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7CJY047;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要素密集度视角下资源错配与山西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项目编号：2019W07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以内生增长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强调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须致力于技术革新以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也不能忽略企业家才能在非生产性活动方面的表现。Baumol（1990）发现企业家有同时进行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动机[1]。由于很难严格区分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某些非生产性活动实质上也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一部分，因此可将二者表述为直接生产活动和间接生产活动[2]。对具有理性人特征的企业来说，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合理高效地配置到直接生产活动和间接生产活动中意义重大。当企业对直接生产活动的投入与间接生产活动的投入产生的边际收益相等时，其活动配置才达到了最优[3]。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截止2018年，全国私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比重的841%，为扩大就业、自主创新贡献了重要力量。但由于企业性质、经营规模等原因，私营企业长期处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劣势地位。私营企业家为获得持续发展，有充分激励从事与相关关系人物之间的社交活动，从而在减少不确定环境干扰的同时，获得更多经济资源。关于企业活动配置的诸多文献均得出结论，即企业开展间接生产活动会对直接生产活动产生挤出，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效率，阻碍其提升核心竞争力，导致企业绩效受损[4-5]。因此，促使企业资源配置到更多的直接生产活动上非常必要[6]。 私营企业在直接生产活动和间接生产活动上的资源配置受制于制度环境、政商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卢现祥等（2011）认为制度框架决定了企业资源在直接生产活动和间接生产活动间的配置，好的制度鼓励企业从事更多直接生产活动，坏的制度则会诱导企业从事更多的间接生产活动[7]。吕相伟（2018）的研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越强，企业从事间接生产活动的倾向越大，从而恶化企业的活动配置[2]。魏下海等（2015）、何轩等（2016）通过研究发现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中，企业直接生产活动的相对报酬会更高，企业相应地会在直接生產活动中投入更多资源[8-9]。地区腐败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减少直接生产活动支出，并且在间接生产活动中配置更多资源。 在高度参与国际分工的背景下，企业活动配置不仅受到制度环境、政商关系等内因型变量的影响，也与全球价值链参与等外因型变量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从产品生产的各环节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目前有关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企业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全球价值链参与使企业拥有更大的出口市场，有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迫使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学习，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10-11]。吕越等（2017）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通过中间品效应、大市场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生产率[12]。郑玉和姜青克（2019）认为企业通过“技术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实现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生产率促进作用[13]。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提高私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显著缓解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引导企业更多地进行直接生产活动，减少寻租行为[14]。但是，当地政府的干预又会弱化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私营企业发展的促进效应[15]。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企业活动配置的关系 参与全球价值链意味着企业进入了更广阔的市场。这一方面会强化企业的规模效应，使企业能够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16]。在实现规模经济方面，产出规模增加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利于企业使用先进的生产要素推动企业内部分工的专业化，从而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增加企业直接生产活动的收益[17]。当直接生产活动能够带来更大好处时，企业将资源配置到间接生产活动中的比重就会下降。在面临国际市场的风险方面，为了强化在国际市场中抵御风险的能力，企业必须增强其在生产技术、组织方式、管理手段或公司战略等方面的调整和创新力度，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18]。当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应对国际竞争当中，势必无暇进行寻租等间接生产活动，企业的活动配置将得到极大优化。为了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过程当中获得更多利润，企业会更为重视产品创新，更有动力对旧产品进行产品的质量与功能升级，根据国际市场需求研发新产品，加大（减少）上直接生产（间接生产）支出强度，优化其活动配置[19]。此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物美价廉且具有多样性的中间产品，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直接生产活动的收益，激励企业加大直接生产活动投入[12]。 基于以上分析，参与全球价值链使企业的直接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断得到强化，间接生产活动带来的好处逐渐被弱化，最终使得企业的活动配置得到改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优化企业的活动配置。 （二）全球价值链参与作用于企业活动配置的内在机制 价值链学习效应。我国企业的价值链参与多集中在具有低成本优势的技术成熟型或劳动密集型行业，处于低端的价值链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为了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方法、产品设计和组织管理方法，避免价值链的“低端锁定”，会更倾向加大直接生产支出，以获得高质量、多种类的中间产品及资本设备[18]。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为我国企业提供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支持，在这种“主动溢出”的作用下，我国企业会倾向通过提高生产性支出以提升产品质量和核心企业竞争力[20]。此外，相比国内市场，国际产品市场瞬息万变，不确定性更强。全球价值链参与企业在国际出口市场上面对着更为激烈的竞争，面对外国的消费者在对待价值和质量方面更苛刻的要求。企业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会更有动机加大直接生产支出强度，采取更符合国际化要求的生产技术标准，升级企业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优化企业生产的工艺流程，提升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优化了企业活动配置。 融资能力增强效应。由于长期面临“所有制歧视”，私营企业有着更强的融资约束。信贷资源获取上的瓶颈制约着私营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在购买研发所需的仪器设备方面极大受限。信贷资源缺乏也制约着私营企业引进优秀人才和构建研发创新体系的需求[21]。为了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企业会更有动机“找门路，托关系”，从而加大间接生产活动支出。随着我国企业深入参与国际分工，那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在生产规模、销售渠道、生产率等多方面优势的作用下，相比非全球价值链参与企业具备更强的融资能力[22]。因此，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提高私营企业的融资能力[15]。此外，能够拿到国际订单的企业其生产率通常更高，能够向金融机构释放“信号”，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缓解融资约束。当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得到缓解，能够获得积累研发支出与人力资本所需资金时，私营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加大直接生产活动的投入力度，使企业活动配置得到优化。 基于以上分析，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会产生学习效应，从而增加直接生产活动的投入;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向金融机构释放正面信号，从而减少间接生产活动开支。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通过学习效应和融资能力增强效应两个路径优化活动配置。 （三）全球价值链参与作用于企业活动配置的异质性表现 考虑到不同地区在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活动配置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异质性表现。沿海和内陆地区在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巨大，使得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情况存在显著不同，沿海地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存率更高，风险率更低，因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持续嵌入能力明显高于内陆地区[12，23]。在制度环境完善的沿海地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更强，良好的营商环境促使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企业投入到间接生产活动中的资源相对较少。此外，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具备更强的融资能力，融资约束的化解也能够相應削减企业从事间接生产性活动的动机[15，22]。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行业的进入壁垒更低，经济自由度更高。在更为健全的市场机制竞争环境下，资源主要是通过市场规则配置到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企业为了充分在国际市场中发挥后发优势，增加国际市场竞争力，会更有动力通过“干中学”、在产品设计流程、产品生产工艺多个角度加强自主创新等方式提高企业的直接生产性支出。综上，沿海地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活动配置的优化作用更强。 考虑到企业规模与其面临的各种约束密切相关，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活动配置的影响可能在企业规模方面存在异质性[24]。具体来说，大规模企业凭借其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相对更容易获得来自政府的支持与特惠[25]。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大规模企业自身抵押能力更强，融资约束更小，更容易获得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间接生产活动投入的动机也相应比较小。中小规模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后，资金需求量增加，而企业的抵押能力有限，面临的融资约束强，容易受到政府的差别对待，从而有进行寻租的动力以获得各种特惠政策。此外相比中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强，更能够抵御研发活动的高成本和不确定性，因而为了能够充分在国际市场中发挥后发优势，会更有动力通过推广自有品牌、加强自主创新等方式提高企业的生产性支出，从而提升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综上，大规模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活动配置的优化作用更强。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假说： 假说3：相较于内陆地区的企业，沿海地区的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其活动配置的改善作用更大。 假说4：相较于中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其活动配置的改善作用更大。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证明上述假设，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Mait表示企业活动配置;GVCit代表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ΣIndustry、ΣProvince和ΣYear分别为行业、地区和时间的虚拟变量;Controlit为控制变量的集合，具体包括企业层面的企业年龄（Age1）、企业规模（Size）、企业生产率（Product）、企业融资能力（Finance）和企业的盈利能力（Profit）;企业家层面的企业家性别（Gender）、年龄（Age2）和受教育程度（Edu）;地区层面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Mat）和行业层面的市场集中度（HHI），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企业活动配置。在既定约束下企业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在直接生产活动和间接生产活动之间进行分配反映了企业的活动配置情况。与现有相关研究一致，我们使用私营企业调查问卷中“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与“企业在公关、招待上的投入”两个指标分别衡量企业的直接生产活动和间接生产活动[8-9]。现有研究多将这两类活动表述为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事实上，企业的活动类型往往很难明确区分，非生产性活动在协调企业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方面能够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本质上也是企业生产性投入的一部分[2]。本文使用间接生产活动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作为企业活动配置的代理变量。这一比重越大，说明企业家的间接生产活动投入越多。此外，我们在做稳健性检验中将企业用于间接生产活动投入与用于直接生产活动投入之差来表示企业的活动配置状况。 2全球价值链参与。根据现有文献，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主要采用企业出口增加值贸易的国内增加值率和海外增加值率来度量，但是本文所用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缺乏相关指标的基础信息[12，26]。值得庆幸的是，私营企业调查问卷通过设置两个相关问题提供了企业的出口和境外投资情况。本文以企业是否有对外出口行为或对外投资行为作为依据，判断该企業是否参与了全球价值链。若企业存在上述行为，则认为企业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否则，我们认为企业没有参与全球价值链。此外，我们使用Koopman（2014）的方法对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进行测算，并且使用私营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与其匹配进行了稳健性检验[27]。 3控制变量。本文分别从企业层面、企业主层面、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四个维度对可能影响企业活动配置的因素进行了控制。参考何晓斌等（2013）的研究，在企业层面控制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企业融资能力和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主层面控制了企业家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地区层面采用该地区当年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行业层面选取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刻画行业的集中度特征[28]。 在企业特征层面，利用受访企业截至到调查年份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年龄（Age1）。成立年限越长的私营企业往往具有更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较强的市场洞悉能力，更偏向于对直接生产活动的投入。取全年雇佣人数的对数表示企业规模（Size）。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能够采用更成熟的经营策略发展生产，使得企业更倾向于多投资直接生产活动。将企业生产率（Product）定义为企业当年的营业额除以全年雇佣员工总数，并取自然对数。一般而言，生产率高的企业竞争能力比较强，更重视开发企业在生产方面的潜力，从而维持市场地位。将企业的融资能力（Finance）定义为企业当年从商业银行的贷款除以全年雇佣员工总数，并取自然对数。面临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其资金充足可以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活动。融资能力较弱的企业通常更偏向于通过加强外部联系以缓解融资约束。将企业的盈利能力（Profit）定义为企业当年的净利润除以全年雇佣员工总数，并取自然对数。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市场竞争力也更强，直接生产投入可能会更多。 在企业主特征层面，选取企业家性别（Gender）、年龄（Age2）和受教育程度（Edu）三个变量进行刻画。将男性企业家性别变量定义为1，女性企业家性别变量定义为0。对企业家年龄做取自然对数处理。年长的企业家普遍更信奉人脉、关系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可能会进行更多的间接生产活动支出。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6个选项，对其依次取1-6的离散值来表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私营企业家有较强的市场信息获取分析能力，更可能做出提升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的决策，优化企业活动配置。 在地区层面，根据研究需要，我们使用王小鲁（2016）对各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测度刻画地区层面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Mat）[29]。在行业层面，我们使用HHI指数刻画不同行业的集中度（HHI）。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所选用的数据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四家机构联合提供的2006年第七次、2008年第八次、2010年第九次、2012?年第十次和2014年第十一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调查数据内容涉及企业主、企业发展状况、企业发展环境等多个方面。该数据利用多层抽样的方式确定调查样本，要求问卷填写人为企业主或者企业投资者，确保了样本选取的随机性以及所得数据的真实可靠性。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了变量值存在缺失的样本，共包含有效问卷11904份，能够为验证前文假说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撑。 调查数据共包括19类行业，涉及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为消除行业和地区对结果带来的影响，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分别设置了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此外，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针对模型所涉及的连续型变量，本文均在前后1%水平下做出缩尾处理，对于变量值小于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分别令其值等于1%分位数和99%分位数。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包含了大量0值，存在显著的拖尾特征，OLS模型估计容易造成偏误，因此我们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1。在控制了行业、地区和时间特征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活动配置。目前发达国家垄断了多数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高附加值行业，我国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技能成熟型或要素密集型行业中。私营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充分发掘其后发优势，通过获取先进技术、推广自有品牌等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将资金更多用于直接生产活动，优化企业的活动配置。 表1中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企业年龄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企业存续时间越长其活动配置情况越趋于优化。企业年龄越大，其在长期市场所经历的考验中更加笃信生产与经营管理工作在企业长远发展中的重要性，从而减少间接生产活动投入。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用于间接生产活动的投入比例越小。相对小规模企业而言，大规模企业的内部架构更加完善，企业家能够综合多部门意见做出更科学的企业决策。此外，规模越大的企业获取信息的能力也越强，相比小规模企业进行间接生产活动投入的动机也更小。企业人均生产率也与企业活动配置成负相关，说明人均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普遍更重视企业在生产方面的发展，其间接生产活动投入的比例较低。企业融资能力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融资能力强的企业其间接生产活动的投入比例较低。融资能力强，企业会减少为寻求融资途径而付出的费用，从而用于直接生产活动的投资比例更高。企业家的特征变量对企业活动配置几乎没有影响。从地区层面来看，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越好，企业向直接生产活动投资越多。较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会鼓励企业增加直接生产投入，缩减间接生产投入比例。从行业角度来看，市场集中度越高，企业的间接生产活动投入比例越小。 （二）稳健性检验 為了提高检验结果的科学性，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处理主要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企业活动配置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使得估计结果出现偏差，因此需要处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首先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工具变量，然后使用iv-tobit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以期得到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企业活动配置的一致估计。由于较难在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找到合适的指标作为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工具变量，本文参考余林徽（2013）从行业层面构建变量的思路，利用有全球价值链参与活动的企业在所处同一省份、主要从事同一行业企业中所占比重，作为该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工具变量[30]。工具变量的选取标准为相关性和外生性。从同省份且主要从事同一行业的企业层面构建的工具变量对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结果备索），满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存在高度相关性的要求。就外生性而言，由于本文所选用的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来自不同层面，因而不可能对微观层面上单个企业的活动配置产生直接的影响，说明工具变量是外生的。表2第（1）列的报告结果显示，AR弱工具变量检验与Wald外生性检P值均为0，证明了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之间具有强相关性且外生。克服了核心解释变量内生性之后的模型估计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相比，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及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说明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未对估计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2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除了使用iv-tobit对克服内生性问题的模型进行估计外，下面采取iv-2sls对模型进行估计，以进一步检验前文结论的稳健性，结果见表2第（2）列。LM的统计量结果在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第一阶段的F统计量远远大于10，且Wald统计量远远大于Stock-Yogo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即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假设，表明本文所采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和有效的。在变量的估计结果上，主要自变量及其交互项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都未产生实质性变化，表明本文所得结论是可靠的。 3使用企业活动配置的不同测度指标。基准检验中企业活动配置是利用企业间接生产活动支出占比表示的。参考何轩（2016）的研究，在新的企业活动配置指标构建上，将间接生产活动支出与直接生产活动支出的差值（“净间接生产活动支出”）作为测度企业活动配置的指标[9]。这一差值越大，意味着企业在间接生产活动中投入越多，进而对企业活动配置的扭曲越大。对以净间接生产活动支出表示的企业活动配置，依次采用ols、iv-2sls两种估计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中第（3）、（4）列，全球价值链参与系数均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4使用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不同测度指标。基准检验中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是通过企业是否有对外出口行为或对外投资行为作为依据，在这里我们借鉴了目前被广泛使用的Koopman（2014）的方法测算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27]，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GVC_participationir表示r国i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IVir表示r国i行业总出口中的间接国内附加值部分，FVir表示r国i行业总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部分，Eir表示r国i行业的总出口。GVC_participationir越高，说明r国i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数据来源于OECD和WTO联合发布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库（即TiVA数据库）。 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行业分类标准为行业大类，如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等。其中，制造业占比较大，但没有进一步的细分行业信息。为了弥补调查数据在行业分类方面的客观性不足，我们使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如下：我们使用TiVA数据库测算所得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数据与私营企业上市公司所属细分行业进行了匹配，得到了私营企业上市公司所属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私营企业活动配置、四个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层面、企业家层面、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的CSMAR上市公司数据库。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5—2015年。 经过实证检验，我们发现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系数为-0274，且非常显著，证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在招待方面所支付费用的比例，即改善企业的活动配置。这一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方向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结论的可靠性。 （三）作用机制检验 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间接生产活动支出，改善企业活动配置。那么全球价值链参与是如何影响企业活动配置的？为了探究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企业活动配置的作用机制，本文结合中介效应模型，构建如下方程： 其中Mid代表中介变量，使用企业生产率（Prod）表示企业的学习效应，使用企业向商业银行的贷款额（Fin）表示企业的融资能力，其余变量同模型（1）。 观察表3中第（2）列和第（5）列的结果，全球价值链参与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企业的融资能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广阔的销售市场，一方面有机会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激烈竞争推动产品和工艺的研发，最终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此外，发达国家的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会为我国企业提供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支持，通过主动溢出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向银行发送实力提升的积极“信号”，从而缓解融资约束。 从第（3）列和第（6）列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生产率的系数、企业融资能力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较第（1）列和第（4）列系数更小，表明中介效应存在，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增强融资能力这两个渠道改善企业的活动配置，从而验证了前文假说2的合理性。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面对来自国际市场上激烈的竞争以及国外消费者对质量的苛刻要求，一方面要强化向发达国家企业的学习以实现技术赶超，另一方面要加强自主研发以维持国际地位，两方面的行动都会促使企业增加直接生产活动开支，优化活动配置。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能够通过规模收益降低生产成本并提升实力，提升在融资市场上的地位，缓解融资约束。融资约束的缓解使得企业不必通过寻租获贷，从而增加直接生产活动投入，使用充足的资金升级企业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优化企业生产的工艺流程。此外，我们还使用?Sobel检验方法对中介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严格的计量验证，结果均表明企业生产率提升和融资能力增强均是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企业活动配置的渠道变量，从而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性，丰富了本文的研究。 （四）异质性检验 为进行异质性检验，我们构建了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式（1）中In代表处于内陆地区的企业，式（2）中Ms代表中小规模企业。在进行地区异质性检验方面，我们以处于沿海地区的企业为基准，引入处于内陆地区的企业In为虚拟变量;在进行企业规模的异质性检验方面，我们以大规模企业为基准，引入中小规模的企业Ms为虚拟变量，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关于不同地区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无论企业处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来自内陆欠发达地区，全球价值链参与均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活动配置。观察并比较两组样本全球价值链参与系数的大小，我们发现沿海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系数相比内陆地区绝对值更大。沿海和内陆地区在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差异巨大，使得处在沿海地区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存率更高，风险率更低，因此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持续嵌入能力明显高于内陆地区[12，23]。能够持续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为了应对来自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会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流程、产品生产工艺等方式不断加大其在直接生产性活动方面的开支，优化企业的活动配置。 考虑到企业规模与其面临的各种约束密切相关，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活动配置的影响可能在企业规模方面存在异质性[24]。从表4关于不同规模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无论是大规模企业还是中小规模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均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活动配置。观察并比较两组样本全球价值链参与系数的大小，我们发现大规模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系数相比中小规模的绝对值更大。这表明相较于中小规模企业来说，大规模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其在间接生产活动上的投入影响更大。大规模企业凭借其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相对更容易获得来自政府的支持与特惠[25]。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大规模企业自身抵押能力更强，融资约束更小，更容易获得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间接生产活动投入的动机也相应比较小。此外，相比中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强，更能够抵御研发活动的高成本和不确定性，因而为了能够充分在国际市场中发挥后发优势，会更有动力通过推广自有品牌、加强自主创新等方式提高企业的生产性支出，从而增强产品才国际市场竞争力。因此，大规模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活动配置的优化作用更强。 五、结论与启示 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影响企业活动配置的重要因素，全球价值链参与下的学习效应和融资能力增强效应是影响企业活动配置的两条重要路径。本文采用由全国工商联、中央统战部等四家机构提供的五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企业活动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并考察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企业活动配置影响的异质性表现。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其活动配置更优化，即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降低间接生产活动支出。上述结论在克服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内生性、处理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之后依然稳健。（2）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企业活动配置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学习效应和融资能力增强效应是全球价值链参与企业优化其活动配置的两条重要路径。（3）沿海地区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降低其在间接生产活动上的投入，改善该地区企业的活动配置;内陆地区的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其活动配置的改善作用较小。（4）大规模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降低其在间接生产活動上的投入，改善其活动配置;中小规模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其活动配置的改善作用较小。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优化其活动配置提供了全新思路和决策依据。首先，全球价值链参与决策对企业活动配置的改善作用非常显著，表明鼓励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于优化企业活动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增长主要来源于已参与国际分工企业的规模扩张，可以采取适当政策鼓励各行业积极对接全球价值链。其次，学习效应和融资能力增强效应是全球价值链参优化企业活动配置的两条重要渠道。企业可以倾向性地选择发达国家作为国际市场上的合作伙伴，主动提升技术吸收能力，增强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下的学习效应。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抵押方式，为开展国际业务的私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最后，要进一步构建新型亲清政企关系，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形成产品、要素的统一大市场。 参考文献： [1]?Baumol，J.W.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Unproductive，and?Destructiv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5）：89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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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ng?in?Global?Value?Chain?and?Optimizing?Enterprise?Activity?Allocation： Empirical?Test?based?on?Survey?Data?of?Private?Enterprises WANG?Xing，LIU?Chao （Faculty?of?International?Trade，Shan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Taiyuan?030000，China） Abstract：How?to?allocate?limited?resources?reasonably?and?efficiently?to?direct?and?indirect?production?activities?is?of?great?significance.Based?on?the?analysis?of?the?mechanism?of?participating?in?the?global?value?chain?affecting?the?allocation?of?corporate?activities，?this?paper?uses?five?survey?data?of?private?enterprises?in?China?to?investigate?the?mechanism?and?heterogeneity?of?the?influence?of?participating?in?the?global?value?chain?on?the?allocation?of?enterprise?activities.The?results?show?that?enterprises?can?significantly?optimize?their?activity?allocation?by?participating?in?the?global?value?chain;?learning?effect?and?financing?ability?enhancement?effect?are?two?important?ways?to?optimize?the?allocation?of?enterprise?activities;?compared?with?inland?areas，?coastal?enterprises?participating?in?global?value?chain?can?significantly?optimize?their?activity?allocation;compared?with?small?and?medium-sized?enterprises，?large-sized?enterprises?can?significantly?optimize?their?activity?allocation?by?participating?in?global?value?chain.?The?research?of?this?paper?enriches?the?related?theories?of?enterprise?activity?allocation，?and?provides?the?decision?basis?for?enterprises?to?embed?global?value?chain. Key?words：global?value?chain;?enterprise?activity?allocation;?learning?effect;?financing?capacity （责任编辑：郑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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