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生命周期成本研究 |
范文 | 杜焱强 吴娜伟 丁丹 刘平养![]() 摘要 农村环境治理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近年来,新型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逐渐被应用于农村环境治理领域。但是,农村环境治理具有典型的微利市场特征,且受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空心化及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多种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而PPP模式本质上对市场机制和配套制度依赖性高,客观要求存在长期稳定的回报机制。PPP模式是否适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客观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结合农村环境治理和PPP项目的特征,构建了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生命周期成本的分析框架;并选择中国首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分别测算其生命周期综合成本及其不同情景下变动趋势。研究发现:①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是PPP模式有效性研究的重要方法,适用于PPP项目周期较长的特征,能够避免以短期有效性代替长期有效性、以单一环节有效性代替整体有效性的问题,实现科学、全面的评价,为决策提供可靠支撑。②农村环境治理的微利市场特征对PPP模式的生命周期成本有效性影响较大。以全国首个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为例,理想状态下政府与社会资本的生命周期成本分别为660元/t和627元/t,社会资本的营利空间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③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的生命周期成本变动较大,受项目设计、农村劳动力稀缺程度、快速城市化和农村空心化程度、治理政策和需求变化以及社会资本类型等诸多因素影响。④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区域实际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从生命周期成本的角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审慎推进。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合理选择社会资本、健全谈判协商机制、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多元共治等方面深入制度创新,以保障项目稳定及有效运行。 关键词 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生命周期成本;成本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 X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11-0162-09 DOI:10.12062/cpre.20180125 农村环境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巨大挑战[1-2]。一方面,农村环境污染形势日益严峻,治理任务重、投入需求大;另一方面,传统的自上而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无论在投入强度还是治理效率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如何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建立长效机制,已成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3]。近年来,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一种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且越来越多地尝试应用于农村环境治理领域[4],如福建等地甚至规定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方面必须采用PPP模式。 与此同时,PPP模式相关研究也快速发展。诸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经济或社会,责任整合、风险控制和缔约不完全等),采取多种研究方法(成本收益、AHP和DEA等),分析PPP模式的治理绩效、物有所值和项目有效性[5-7]。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基于PPP概念及理论等构建效率测算指标或框架,如熊伟[8]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构建“对象-主体-过程”的分析框架研究PPP模式的综合效率问题;二是基于现有实践案例或项目特征分析PPP效率甚至其影响因素,比如汪文雄[9]通过结构方程对湖南和湖北的PPP 模式下农地整理项目前期阶段效率进行测算;张万宽[10]选择中国、俄罗斯、波兰等国家分析PPP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在基础理论、分析框架和评价方法等方面的突破,主要适用于城市基础建设、轨道交通等领域;国内外PPP模式的应用也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而将PPP模式应用于农村环境治理的做法是中国独有的创新[11],国内外相关的研究都十分匮乏。尽管中国环境保护领域有较好的PPP模式应用经验,诸如城市的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固定收益的项目都较早付诸实践[11-12],然而这些经验是否适用于农村环境治理依然有待系统研究。本文拟尝试构建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有效性评价框架,并通过典型案例应用,明确有效性边界并识别其影响因素。 1 文献综述及分析框架 1.1 文献回顾 农村环境治理已成为乡村振兴中亟需破解的难题。近些年,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在政府主导治理模式之外,应当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在欧洲,PPP模式已经成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且流行手段[13],在诸如完善农业生态管理、解决城乡环境服务不平等方面得到了成功的应用[14]。PPP模式并非新生事物。尽管迄今为止,关于PPP仍不存在唯一公认的定义,但是诸多研究均认可,PPP强调的是在公共物品/服务领域的一种长周期的,基于谈判协商和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合作供给模式[13],它可分为及制度、政策层面,治理組织、管理结构层面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等方面。 相对而言,PPP模式应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有效性一直备受争议,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15]。国内外学者对此开展了大量研究,具体内容涉及不完全合同等风险、融资模式、运营效率、成功关键因素、优势及制约条件等[3],其中关于该模式是否有效存在两种声音:一是认为PPP模式属于高效率的治理工具,诸如Karki[6]利用29个项目估算PPP是否能节省成本,结果发现相对传统的计划而言实际成本节约了17%。二是认为PPP模式是低效甚是是无效的[16],例如Patil[7]通过实证指出 PPP 合同比传统模式的代价更高,既浪费资源又置政府于不确定风险中。一些研究进一步认为,导致PPP模式有效性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针对的环节及采用的方法不一样[17]。PPP涉及工程、经济、会计和公共政策等多学科,不完全契约、项目区分、委托代理、公共产品和全生命周期等理论都为分析PPP问题提供了理论原型[18]。譬如Hart[19]在不完全合同理论范围内强调了建设和运营的效率问题;Martimort[20]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考虑激励成本问题且项目的外部不确定性较大之时会导致风险过高进而降低PPP项目效率;Hodge[21]结合项目区分理论并论证了PPP模式会增加社会成本。 考虑PPP模式涉及的项目周期较长(基本都在10~50年),单一时间截面或者单一环节的研究始终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因此,从项目生命周期的视角进行PPP模式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响应[22]。实际上,美国一系列法律明确要求2年以上的公共设施必须结合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成本效率核算,并且成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决策工具[23]。较为遗憾的是,国内全生命周期理论较多侧重PPP项目风险识别、主体动态博弈等,而专门针对PPP项目效率或成本问题鲜有研究。 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是从项目生命周期的角度,考虑各个环节的所有成本,进行整体性评价[24]。相对于单一环节有效性评价和时间截面有效性评价,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项目的整体有效性[25];与传统的项目效率分析方法相比,它不仅能识别技术的成本有效性,还可分析不同情景下运营成本的动态变化并折算现值加以综合对比。我國农村当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和其他资源要素快速动态变化,不能应用基于稳定或静态视角的分析方法。因此,本文构建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框架,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分析PPP项目的有效性,并通过多情景分析识别相应的影响因素。基于此,一方面可以在时间尺度一致情景下合理分配各环节成本,尽可能避免以当前的有效性代替长期有效性而产生建而无用、建而不用等情况;另一方面,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工程技术多元化情景下,可以通过分析单环节的成本变动而影响其他环节等情形,有利于识别适宜工程技术、优化决策机制。 1.2 分析框架 PPP模式不同划分方法和应用领域所包含的生命周期阶段以及其对应的成本各不相同。按照PPP操作实务,全流程包括项目识别(项目发起和筛选、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认证)、项目准备(组织管理架构、编制实施方案)、项目采购(资格预审、谈判与合同签署等)、项目执行(项目建设、运营及维护等)和项目移交。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Handbook 1995版中,将PPP生命周期成本定义为“拥有、运行、维护和处置某一项目所发生的成本在一段时期内的贴现值”[26];Hoppe[27]认为PPP阶段涵盖规划、设计、融资、建设和管理等流程,尤其是建设和管理处于核心。结合诸多学者已有研究[28],本文将PPP生命周期划分前期决策、建设、运维和废弃(移交)四个主要阶段。 PPP项目本身整体工程量大、合同周期长及采购金额高;农村环境涉及利益相关方较多,各主体有效沟通、工程设施项目顺利落地等需要大量时间进行谈判、协调和引导,因而会产生高昂的时间成本。同时农村环境治理为一个典型的环保项目,也要考虑其末端处理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二次污染并引发健康损失、生态破坏和邻避等环境成本[29]。具体分析流程见表1。 1.3 计算模型 生命周期成本分析强调项目生命周期范围内的成本综合比较,需要将长期的成本转换为当期成本,从而识别综合的直接成本或收益现金流(忽略替代方案的选择)并优化决策者的方案选择[30]。依据以上分析框架,构建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的生命周期成本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式(1)为时间成本计算公式,其中,TFC是项目计划之后所需时间产生固定成本,TLC为项目因提前或延期所造成的损失成本(可正或负),TCC为项目时间比较成本(项目实际使用时间同项目社会平均时间的差值),时间成本货币化具体计算见杨卫东研究。 式(2)中,i为不同浓度区域的编码,ri为不同浓度区域的二噁英致癌的概率,p为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Ai表示i区域所占面积,costi表示个体生命价值,costc医疗费 用,具体推导请见宋国君等[32]学者研究。 式(3)中LCC为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万元),其中: C1为PPP项目决策成本;C2为每年建设成本;C3为每年运营成本;C4为废弃成本;N为合同规定的特许经营期限,n为具体的第几年;r为贴现率。 式(4)AWC为生命周期视角下平均每吨环境要素(水、垃圾等)处理成本(万元/t),其中Qn为第n年环境污染处置量(t/d)。需说明的是,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PPP项目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暂时不考虑时间成本和环境成本的影响,主要依据式(3)和式(4)计算其生命周期成本。 2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2.1 案例概况 Q县是国内第一个采用PPP模式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地区。该县农村人口38万,辖10个镇、106个行政村和2 439个村民组,2016年该村农民人均年支配收入11 207元。为彻底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该县于2014年通过竞争性磋商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实现全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项目建设规模为日垃圾处理量110 t/d,项目总投资35 000万元,服务承包期10年,具体流程见图1。 Q县案例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生活垃圾是当地农村最主要的污染源之一,在未引入社会资本之前,政府主导的环境综合整治效果不如人意;随后开始探索PPP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成为农村环境治理领域首个入选全国示范PPP项目库的项目,是政府部门、媒体、企业及高校等参观学习的样板,具有一定的典型性。Q县农村与全国其他农村在经济水平(2016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 363元)、人口流动、垃圾处理方式等方面具有代表性与同质性。 2.2 模型基础数据来源 课题组主要通过实地访谈、企业财务数据和政府年度报告等方式获取数据。首先,课题组于2017年7月对Q县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了农村生活垃圾PPP项目从收集、临时中转到清运的全过程,以及项目的管理和监控系统;对主要相关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包括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企业分管负责人、乡镇干部、村委、保洁员和普通村民等;召开了典型乡镇的座谈会和进入农村现场观察,进一步了解PPP项目的实际运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其次,课题组通过调研和网络数据库等渠道获取了PPP项目的文字材料,包括各种合同文本、财务报告、评估报告、统计数据等,并通过文本分析获取数据。最后,劳动力价格、人口变化、政府治理需求等情景及数据截取于政府年度报告和项目相关主体访谈。贴现率(4.65%)通过引用同花顺固废处理行业数据计算WACC(平均资本成本)获得。由于分析案例为全国首例,为相对保证计算客观及数据合理,在计算过程中多次因准确度与企业及政府电话访谈,同时针对测算结果向环保行业PPP专家咨询。 2.3 指标及数据说明 基于政府角度而言,方案识别、绩效考核等都依赖政府高效治理能力,其成本包括项目决策,购买服务和考核监管。在决策成本中考虑项目论证、招投标等费用。购买服务为政府依据企业的运营绩效服务费(清扫保洁费和收运服务费),在劳动力上升及油价上涨等情况下服务费也会相应变化。有效监管是PPP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考核监管分为常规考核、抽查(节假日、迎检等时间段)和第三方评估,该项目都采用该三种类型的考核方式。 基于社会资本而言,PPP项目生命周期成本包括前期成本、建设成本、运行成本和废弃成本:①前期成本指企业寻找并争取进入的机会相关成本和融资所产生的费用。由于该企业与当期政府有较好前期合作关系,故竞标成本暂时不考虑。②建设成本包括工程建设、设备购置、土地成本。基建所利用土地规模较小,且基本是村道路两旁的公用地或荒地,因此假定其土地获得成本为0。垃圾处理项目的设备购置并非一次性投入,后续的跟新及替换(不含设施设备的非正常损耗、维修等费用)需累积性投入。③运维成本主要包括垃圾焚烧、人工支出、管理费用和其他开支4个方面,其中其他开支主要包括项目运营和系统维修等费用,依据其他类似相关算法[18],按机械设备原价值的0.5%计算。④废弃或移交成本层面,垃圾桶和垃圾清运车使用寿命较短,基本在特许经营期结束时废弃;垃圾收集站采取深埋式密封式建设,面积较小且对周边生态环境及农户生活影响较小,故不需要修复平整。若特许经营期满转交政府,主要涉及项目资产清算、性能测试和绩效评价等方面,该成本难以获得数据支撑,因此假定废弃成本为0。具体计算说明见表2。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LCC0: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生命周期成本测算 基于以上分析框架和数据,农村生活垃圾不同主体(政府和企业)的生命周期各环节成本计算结果见表3。该PPP项目年均垃圾产生量为25 600 t,即垃圾人均日产量为0.19 kg;依据式(3)和式(4)测算出企业生命周期成本为627元/t,政府处理垃圾成本为660元/t,两者间的成本差额为33元/t。若按投资收益来看,每吨垃圾处理的回报率为5.2%,而早期其他领域的PPP项目设定的固定投资回报率为8%~10%[9]。相较而言,该PPP模式处于微利水平。 另外从图2可知,企业生命周期成本中运维成本占比例最高(高达70%),而前期成本和建设成本相对较少。由此可见,与传统政府模式所引发的“重建设,轻管理;重投资,轻运营;重技术,轻机制”等困境而言,PPP模式具有建设、运营和管理捆绑优势,并非只简单负责基础建设而忽视运营和维护。在政府通过治污绩效购买服务情形下,PPP通过“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提高治污运营效率并增加企业利润,进而保障项目全过程管理和提质增效。 3.2 LCC1:设计垃圾量与实际垃圾量的影响 PPP项目设计量与实际量两者间差距,是考验设计是否合理的一项关键指标[8]。可看出,設计量为110 t/d,人均日产量为0.30 kg,而实际处理量仅达其63.33%。在设计量下企业垃圾处理成本为372元/t,远低于LCC0政府的660元/t。这意味着,后续项目运行中人口迁入或垃圾产量增加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降低整个运维成本,企业盈利空间将继续增加。然而,企业在未达到规模设计下依旧可享受保底量的固定服务付费,即将垃圾量不足的业绩风险转移给政府。 合理设计项目规模是PPP项目核心优势,为何依旧会出现设计过度现象?传统的政府供给模式因专业能力有限等原因易导致项目设计不合理,引入社会资本初衷在于筛掉白象项目进而提高整体社会福利。然而,实践中农村环境问题要复杂得多:一是农村生活垃圾人均日产量并未有统一标准。不同地域、经济水平、自然条件及人口流动所导致垃圾产生量及类型各不相同,尤其农村人口流动性对其提出巨大挑战,例如住建部建议均值采用0.47 kg/d,而该案例中垃圾实际量仅有0.19 kg/d。二是社会资本的逐利本性影响始终存在。在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总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进而利用自身优势将保底量“蛋糕做大”,增加企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回报而不是降低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 3.3 LCC2:劳动力价格变动的影响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收集环节依然是劳动密集型部分,故劳动力价格对PPP的项目生命周期成本影响很大[24]。由于当前农村空心化与老龄化严重,劳动力机会成本快速上升,造成垃圾处理的人工成本也随之上升。调研发现,该PPP项目保洁员的平均年龄达到了63岁,且极少60岁以下的人愿意加入。在PPP模式下,保洁员工作脏、臭、累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加上山区交通危险,已经出现了因保洁员退出而得不到补充、进而不得不提高工资的情况。这一趋势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基于此,本文参照该省份通货膨胀水平和县域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率,假设劳动力价格年均向上波动2%,5%和10%三种情形,得到生命周期成本变化情况(图3)。 可看出,随着劳动力成本不同程度的上涨企业LCC将出现较大波动。三种增长速度下,均出现了零利润点:2%增幅在第6年,5%增幅在第3年,10%增幅在第2年。然而该PPP合同中调价机制规定只有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幅度超过20%时才可调整绩效服务费,即在该范 围内企业每吨垃圾处理费用将亏损28元。实际上,Q县2016年城镇从业平均工资增长率5.1%,按照该比例第3年就会出现亏损。不难发现,当前企业微利空间更多建立在劳动力成本较低基础上。而随着农村劳动力稀缺程度的不断增加,劳动力价格上涨难以避免[33],甚至威胁到PPP项目的可持续性。这一问题是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的共性问题,不能将责任完全转嫁给社会资本。为此,需要发挥PPP模式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密切合作为核心的优势,共同应对、共担成本,例如共同促进资本对脏、累、臭的劳动投入的深入替代,进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农村环境治理中。 3.4 LCC3:农村人口变化的影响 相对于城市环境治理而言,农村的区域性、边缘性和分散性等特有属性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会低于城市[34]。诸多学者发现人口密集程度对垃圾处置成本影响较大,虽生活垃圾沉没成本相对较小且后续调整空间较大,但总体上人口越集聚、垃圾产生量就越大,就越有利于设施设备及人力资源等高效利用而降低单位成本[35]。当前农村正处于转型期,无论是空心化抑或因产业发展导致的人口汇入,都会引发垃圾产生量和各项投入成本的连锁变化。由此,本文假定人口快速导入、人口保持稳定和人口空心化三种情景,其对生命周期成本影响见表4。 从表4可知,人口密度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生命周期成本具有显著影响,即随人口不断下降,生活垃圾处理的生命周期成本相对应提高,企业盈利的空间逐渐被压缩。在空心化情景下,其每吨垃圾处理成本高于LCC0政府的131元。深层次理解,人口分散及规模量小导致前期处理设施大量闲置,也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进而加剧农村环境治理的微利性。这也相应论证诸多学者观点[36],农村流动性特点对农村环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也不可能为PPP项目的长期性提供稳定环境,进而增加隐性成本(例如破碎化的监管成本、不一致的内在激励等)。 3.5 LCC4: 政府环境治理需求的影响 相对于前面所分析的建设风险(规模缺陷),人口密度(需求风险及流动性强)、业绩风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政策风险(环境政策变动、领导更换)不确定性更大,对PPP项目的冲击也更大[20]。我国当前农村环境治理相应的标准体系仍待建立,因此必须考虑其潜在的政策风险。在本案例中,主要的政策风险是对深埋式垃圾收集站的渗滤液处理标准的提高,导致前期基础设施投入提前报废(预期使用5,实际使用1)。基于此,计算发现,企业的生命周期成本上升为671元/t,比LCC0政府成本高于11元。 无论政策风险导致的成本增加由企业承担还是政府承担,都会拉高整个垃圾处理生命周期成本,甚至可能导致PPP項目的失败。在农村环境治理微利市场特征以及农村环保制度不健全等导致较高的政策风险的双重作用下,如何建立适度的弹性空间促使企业和政府双赢,在合同设计和PPP制度安排中至为关键。 3.6 社会资本类型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农村环境治理的不同情景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PPP项目的盈利空间动态变化,但基本属于不盈利状态(见表5)。例如,在劳动力价格年均上涨5%情景中,企业每吨处理成本亏损可高达147元。如果考虑到多 重情景的叠加,那么社会资本面临的盈利空间将更小。但是,实际调研发现,该项目中社会资本并未陷入盈利困境,反而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关键原因在于,该社会资本是农村生活垃圾产业链中产业资本,是专业从事相关设备、机械生产的制造商。虽然在PPP模式中的服务费收取环节利润较为薄弱,但是却依靠PPP模式,成功实现了从低利润的产品制造向高利润、高附加值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等服务环节的延伸;同时,各类产品在PPP项目中的应用反过来能够促进研发、获得技术优势。随着Q县PPP项目的示范效应和社会影响的扩大,社会资本的品牌效应进一步提升,也带来了新的利润空间。 因此,对政府而言,选择何种类型的社会资本也不能“一放了之”,需要根据项目的实际特征审慎选择。总体而言,产业资本相比金融资本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应引导和激励该类型社会资本的进入。需说明的是,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具有随机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诸多风险或不确定性更多是动态变化且共同非线性作用生命周期成本,例如人口空心化同时劳动力极为缺乏且价格上涨幅度过大等。本文只着重分析某情景的独立影响,交互变动及其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结合农村环境治理和PPP模式的特征,构建了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的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框架,并通过对中国首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的典型案例分析,计算了PPP项目生命周期成本及不同发展情景下的动态变化。结合国外PPP项目及农村环境治理经验,主要结论及建议如下: (1)生命周期成本分析可作为一个尝试性阐释PPP模式有效性的分析框架。PPP 项目周期较长,采用生命周期的分析视角,可以避免以短期有效性代替长期有效性、以单一环节有效性代替整体有效性的问题。对农村环境治理领域而言,还有助于识别不同发展情景、不同技术选择等对生命周期成本的影响,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2)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审慎推进。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环境治理具有典型的微利市场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环境治理问题与快速城市化、农村空心化以及治理需求的变化等流动性问题相互交织,加大了PPP模式持续稳定运行的难度。因此,不能一拥而上,也不能因噎废食,需要结合区域实际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从生命周期成本的角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 (3)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区域差异性大且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治理问题复杂多变,又是微利市场,如何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合理选择社会资本、建立健全谈判协商机制、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又如何激发社会资本、农民和村集体等利益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多元共治等问题,都考验政府的治理智慧以及制度创新的能力。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 [1]陈锡文.环境问题与中国农村发展[J]. 管理世界, 200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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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PPP model is strongly dependent on the well functioned market mechanism and policy supporting system, and requires a longterm and stable return mechanism. Therefore, whether PPP model is suitable for rural environment treatment is still to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life cycle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PP projec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alysis framework of life cycle cost. Then it applies the first Chinas rural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PPP project, to calculate its life cycle cost and identif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Life cycle cost analysis is a useful way of studying the validity of PPP model, well fit for its longterm requirement, and helps decision makers by avoiding of using short term cost effectiveness to replace the long term effectiveness, or using the singlesegment cost effectiveness to replace integrative cost effectiveness. ②Rural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is a market with little profit, which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life cycle cost effectiveness of PPP projects. Even under an ideal state, the life cycle cos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capital was 660 yuan/t and 627 yuan/t respectively. The profit for social capital is much lower than average level. ③The life cycle cost effectiveness of PPP projects varies significantly 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project designs, the scarcity of rural labors,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he rural population hollowing, change of demand and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types of social capitals. ④The application of PPP model in rural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should be based on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judgments on life cycle cost effectiveness, as well as suitable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combined with medium and long term development plans. Consequently, it puts forward a higher demand for governance capacity of governments, such as encouraging the entry of social capital, choosing appropriate social capitals, improving negotiation mechanism, establishing longterm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promoting pluralistic common treatment to ensure the stable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PPP project. Key words rural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PPP model; life cycle cost; cost effective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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