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贵自然
诗贵自然语出清·徐增《而庵诗话》：“诗贵自然，云因行而生变，水因动而生文，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唐人能有之。”
诗贵自然是中国古代诗论家一贯坚持的一个重要的审美原则。汉代即有人提出“良玉不雕，美言不文”的观点 (见扬雄《法言·寡见》所引)。在经历了六朝形式主义文风、诗风的堕落之后，诗、文贵自然、忌雕饰的观点得到更多文论家、诗人、作家的响应和再提倡。“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即强调自然之美，自然之趣都不是外加的，而是自然本身就有的。唐·皎然《诗式》谓诗之“六至”之一便是“至丽而自然”； 李白认为好的诗歌应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宋·包恢认为好诗“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发自中节，声自成文”(《答曾子华论诗》)，并非刻意雕琢而来。明·胡应麟以自然与雕琢为标志区分唐、宋、元诗的优劣，谓“唐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宋人诗如披沙拣金，力多功少，元人诗如镂金错采，雕缋满前”(《诗薮》)。谢榛的《四溟诗话》则进一步明确提出诗以“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的观点，分开了自然美和雕琢美的档次。徐曾“诗贵自然”之说，实际上是对前人论述的进一步发挥和总结。
诗贵自然有两重含义。其一是说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首先要“发乎自然”。(明·焦竑《竹浪斋诗集序》)，既不能勉强造作，也不能无病呻吟，而必须任情率真，即目所见，信口而发，自然而然地反映出个人的主观情怀与客观事物。其二是要求诗歌作品应本色、质朴地写景、状物、叙事、抒情，切忌过多的堆砌，生硬的雕饰，浮华的藻绘，更不可炫奇逞博，以用典、掉书袋等“补假”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手段代替自己的艺术创造。但诗贵自然并非说诗人只要随手拈来一些陈词熟调便可敷衍成篇。自然离不开雕琢。“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 (清·彭孙遹《金粟词话》)。诗歌作品的自然美是“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石林诗话》) 的自然美，是“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 (明·王世贞《书谢灵运集后》) 的自然美，这绝非率尔操觚、粗制滥造所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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