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级群体”衰落思考新媒介对高校寝室人际关系的影响
李婷
摘 要 基于新媒介对“初级群体”关系建构的影响，回应当今高校人际关系矛盾频发的社会现实。文章认为，新媒介机制下高校寝室初级群体正在衰落，由此引发人际交往问题，并尝试分析衰落背后的媒介动因及提出应对策略，旨在从媒介发展的角度，为高校人际关系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初级群体；新媒介；寝室关系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10-0110-02
罗伯特·帕特南曾用“bowling alone”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社区生活走向衰落。新媒体时代，高校寝室中的初级群体中也面临着“独自打保龄”的困境。初級群体，据库利解释，就是由面对面互动所形成的，具有亲密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群体。“高校寝室”是以非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群体建构，在个体未来的成长、学习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1 新媒介进场：重构寝室初级群体人际关系
文章的“新媒介”是相较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而言，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尤其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已成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新个体”，并由此衍生出人际互动新模式。
1）身心二分，情感交流淡薄。吉登斯认为，“身体实践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1]，但在新媒体时代即使身体嵌入在物理空间中也不一定能够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面对面交流被忽视，群体成员的情感互动淡薄，这种“逃离现实世界”全新状态：也许他们正在你的身边，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游离到另一个世界[2]。即使近在咫尺也是少交流、零交流的集体状态，而与电子屏幕外虚拟对象的互动却成为日常必不可少的交流方式。这现象说明出现在当下高校寝室的人际问题——新媒介造就了当代大学生寝室“身体在场，心灵缺席”的人际互动新模式，这种模式使传统媒体时代以“感情交流居多”的人际关系渐行渐远。
2）时空疏离，群体规模外扩。新媒体时代，新媒介带来一个近乎“脱域化”的环境。“脱域化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空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他们的重新进入提供新的机会”[1]，寝室个体的人际建构不再因时空的同一性而被限定在某一区域内，通过跨屏可集结几十到上百不等的虚拟个体，“得益于消解地点与亲缘之间联系的交通工具，它使远在千里之外的‘近变得容易起来”[1]，手机恰好发挥了这一“通讯工具”作用。
新媒介为与远在千里的伙伴建立一种新型的亲密感提供了可能，这种“亲密关系的转变”使得以“真诚与荣誉”为价值基础的初级群体失去了情感依托，初级群体的规模因为新媒介带来的这种“脱域”机制日趋外扩，外扩的群体冲击了原本小集体的紧密关系，于是维持初级群体稳定的边界线濒临塌陷，寝室内部的初级群体结构被冲散。
3）群体分化，关系陌生化。戈夫曼认为，“人们为了表演，可能会区分出前台和后台。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而会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3]在如今的大学生寝室环境下，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成为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个体与手机等新媒介的互动是真正的后台，个体在寝室这一初级群体中的行为表现反而是前台化的形象。
群体内部的分化，使得寝室在新媒介一进场便异化成了“陌生的世界”。而寝室关系的陌生化正是当下高校学生矛盾频发的关键症结所在，如“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看似调侃之语却道出了初级群体衰落后，寝室个体由此而生的本体安全危机和生存焦虑感。
2 新媒介在场：催化寝室初级群体衰落的
速率
1）新媒介导致交往时间的错位。新媒体时代，个体的时间观念已经从“钟表时间”走向“媒介时间”。“传播媒介通过对人类日常生活时间的建构，转移了人们的时间参考标准，并且通过技术、内容对时间进行雕琢，塑造了以瞬间性、零散化与无序性为特征的‘媒介时间”[4]，在瞬间、零下、无序的“媒介时间”观下，人际互动也随之趋向于简短、琐屑，沟通减少，如此便难以形成深入的交流，甚至出现交流障碍。在寝室初级群体中，由于“媒介时间”观念的影响，群体成员的媒介使用习惯各不相同，不同的使用习惯带来不同的作息规律，即使群体处于同一时空下也难以产生共通的语意空间，便出现了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
2）新媒介引发意识形态的变革。新媒介的运用使得个体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产生变革，而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已形塑了一种媒介思维，改变了我们的“知识”观、“真理”观，改变了深藏于内心的思维习惯。今天，寝室个体更趋向于通过手机向父母或者远方的朋友互说钟情，而将身边的室友拒之心外。其实，这也非个体有意的选择偏向，而是当手机这种新媒介普及后，媒介思维已经深深地给个体的行为烙上了一种惯习，这种惯习却给新的初级群体的建构设置了屏障。
3）新媒介凸显了初级群体自身的弊端。新媒介加速了初级群体隐性弊端的外显几率。西梅尔的“三人组合”理论认为，三个人构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关系，三个人组合中的两个成员通常构成了一个二分联合体，以对抗第三个成员[5]。在大学寝室初级群体中，这种对抗现象更为普遍。而新媒介的出现更是凸显了这种现象，现实中的小团体行为转移到了社交平台的各种“社交群”之中，例如QQ群、微信群，一个寝室却能同时拥有“群中群”，新媒介的这一功能给初级群体的整合带来了巨大挑战。
3 接受与改变：新媒介机制下初级群体衰落带来的挑战与及应对策略
1）初级群体衰落对寝室人际建构的挑战。
（1）群体融合面临群体隔离。此前有研究者担心，“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所形成的社会群体结构松散、凝聚力差，且容易造成群体隔离”[6]，而当下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在大学生群体中基本普及，这为大学寝室初级群体的隔离提供了“便车”。传统媒体时代大学寝室是一个提供交流的高度融合的初级群体，而新媒体时代，即使不参与寝室的任何直接对话，也可通过“人机对话”满足个体的交流需要，但这种满足却易造成现实初级群体的隔离。
（2）精神满足遭受信任危机。除血缘以外，人际关系多是以在交流互动中建立。新媒介的出现弱化了群体内部的交流，成员对团体的认同感减弱，良好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成员不但不再从群体中获得“精神满足”，甚至可能产生“信任危机”。近年来，时有新闻披露大学寝室的紧张关系，有的甚至上升为刑事案件。这种信任危机让寝室初级群体难以给个体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反而促使个体处处小心，不愿开展真诚的人际交往。
2）寝室人际建构应对初级群体衰落的策略。
（1）以“教育”唤醒个体自觉意识的觉醒。目前，高校生普遍缺乏建立良好初级群体的意识，大家通常把建立寝室以外的人际关系作为一种人格魅力的追求。因此，要树立个体的初级群体意识，从思想上加强大学生对初级群体建构的重视。譬如，开设关于初级群体的通识教育，通过诉诸感性或诉诸理性的课堂教育促成个体对初级群体意识的觉醒。
（2）以“活动”强化“共同体”的身份符号。新媒介出现打断了寝室共同体成员生活、学习、交往的高度同质性基础，则需要以共享的、重构的认同为核心，构建初级群体新的连接状态，抵消由于新媒介所带来的冲击。策划以“寝室”为单位的集体竞争活动，通过在集体活动中的互动、磨合强化寝室“共同体”的身份符号，从而达到“默认的一致”，增强个体对寝室初级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3）以“新”媒介促成“新”初级群体的建立。当下，新媒介在高校寝室中一旦“进场”，这就需要高校管理层转变思路，以新促新，利用新媒介建立新的初级群体。例如，寝室的分配问题可实行“量体裁衣”，学校可充分利用手机等新媒介提前了解学生的意愿和需求。以“自愿组合”的原则，在充分考虑共性与尊重个性的前提下，让学生有权利组建寝室初级群体。
参考文献
[1]安東尼·吉登斯.现代性与社会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3]埃尔温·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卞冬磊，张稀颖.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13（1）：32-44.
[5]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6]韩克庆，吴忠民.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方式及其影响[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0（12）：87-90.
摘 要 基于新媒介对“初级群体”关系建构的影响，回应当今高校人际关系矛盾频发的社会现实。文章认为，新媒介机制下高校寝室初级群体正在衰落，由此引发人际交往问题，并尝试分析衰落背后的媒介动因及提出应对策略，旨在从媒介发展的角度，为高校人际关系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初级群体；新媒介；寝室关系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10-0110-02
罗伯特·帕特南曾用“bowling alone”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社区生活走向衰落。新媒体时代，高校寝室中的初级群体中也面临着“独自打保龄”的困境。初級群体，据库利解释，就是由面对面互动所形成的，具有亲密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群体。“高校寝室”是以非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群体建构，在个体未来的成长、学习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1 新媒介进场：重构寝室初级群体人际关系
文章的“新媒介”是相较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而言，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尤其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已成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新个体”，并由此衍生出人际互动新模式。
1）身心二分，情感交流淡薄。吉登斯认为，“身体实践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1]，但在新媒体时代即使身体嵌入在物理空间中也不一定能够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面对面交流被忽视，群体成员的情感互动淡薄，这种“逃离现实世界”全新状态：也许他们正在你的身边，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游离到另一个世界[2]。即使近在咫尺也是少交流、零交流的集体状态，而与电子屏幕外虚拟对象的互动却成为日常必不可少的交流方式。这现象说明出现在当下高校寝室的人际问题——新媒介造就了当代大学生寝室“身体在场，心灵缺席”的人际互动新模式，这种模式使传统媒体时代以“感情交流居多”的人际关系渐行渐远。
2）时空疏离，群体规模外扩。新媒体时代，新媒介带来一个近乎“脱域化”的环境。“脱域化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空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他们的重新进入提供新的机会”[1]，寝室个体的人际建构不再因时空的同一性而被限定在某一区域内，通过跨屏可集结几十到上百不等的虚拟个体，“得益于消解地点与亲缘之间联系的交通工具，它使远在千里之外的‘近变得容易起来”[1]，手机恰好发挥了这一“通讯工具”作用。
新媒介为与远在千里的伙伴建立一种新型的亲密感提供了可能，这种“亲密关系的转变”使得以“真诚与荣誉”为价值基础的初级群体失去了情感依托，初级群体的规模因为新媒介带来的这种“脱域”机制日趋外扩，外扩的群体冲击了原本小集体的紧密关系，于是维持初级群体稳定的边界线濒临塌陷，寝室内部的初级群体结构被冲散。
3）群体分化，关系陌生化。戈夫曼认为，“人们为了表演，可能会区分出前台和后台。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而会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3]在如今的大学生寝室环境下，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成为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个体与手机等新媒介的互动是真正的后台，个体在寝室这一初级群体中的行为表现反而是前台化的形象。
群体内部的分化，使得寝室在新媒介一进场便异化成了“陌生的世界”。而寝室关系的陌生化正是当下高校学生矛盾频发的关键症结所在，如“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看似调侃之语却道出了初级群体衰落后，寝室个体由此而生的本体安全危机和生存焦虑感。
2 新媒介在场：催化寝室初级群体衰落的
速率
1）新媒介导致交往时间的错位。新媒体时代，个体的时间观念已经从“钟表时间”走向“媒介时间”。“传播媒介通过对人类日常生活时间的建构，转移了人们的时间参考标准，并且通过技术、内容对时间进行雕琢，塑造了以瞬间性、零散化与无序性为特征的‘媒介时间”[4]，在瞬间、零下、无序的“媒介时间”观下，人际互动也随之趋向于简短、琐屑，沟通减少，如此便难以形成深入的交流，甚至出现交流障碍。在寝室初级群体中，由于“媒介时间”观念的影响，群体成员的媒介使用习惯各不相同，不同的使用习惯带来不同的作息规律，即使群体处于同一时空下也难以产生共通的语意空间，便出现了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
2）新媒介引发意识形态的变革。新媒介的运用使得个体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产生变革，而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已形塑了一种媒介思维，改变了我们的“知识”观、“真理”观，改变了深藏于内心的思维习惯。今天，寝室个体更趋向于通过手机向父母或者远方的朋友互说钟情，而将身边的室友拒之心外。其实，这也非个体有意的选择偏向，而是当手机这种新媒介普及后，媒介思维已经深深地给个体的行为烙上了一种惯习，这种惯习却给新的初级群体的建构设置了屏障。
3）新媒介凸显了初级群体自身的弊端。新媒介加速了初级群体隐性弊端的外显几率。西梅尔的“三人组合”理论认为，三个人构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关系，三个人组合中的两个成员通常构成了一个二分联合体，以对抗第三个成员[5]。在大学寝室初级群体中，这种对抗现象更为普遍。而新媒介的出现更是凸显了这种现象，现实中的小团体行为转移到了社交平台的各种“社交群”之中，例如QQ群、微信群，一个寝室却能同时拥有“群中群”，新媒介的这一功能给初级群体的整合带来了巨大挑战。
3 接受与改变：新媒介机制下初级群体衰落带来的挑战与及应对策略
1）初级群体衰落对寝室人际建构的挑战。
（1）群体融合面临群体隔离。此前有研究者担心，“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所形成的社会群体结构松散、凝聚力差，且容易造成群体隔离”[6]，而当下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在大学生群体中基本普及，这为大学寝室初级群体的隔离提供了“便车”。传统媒体时代大学寝室是一个提供交流的高度融合的初级群体，而新媒体时代，即使不参与寝室的任何直接对话，也可通过“人机对话”满足个体的交流需要，但这种满足却易造成现实初级群体的隔离。
（2）精神满足遭受信任危机。除血缘以外，人际关系多是以在交流互动中建立。新媒介的出现弱化了群体内部的交流，成员对团体的认同感减弱，良好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成员不但不再从群体中获得“精神满足”，甚至可能产生“信任危机”。近年来，时有新闻披露大学寝室的紧张关系，有的甚至上升为刑事案件。这种信任危机让寝室初级群体难以给个体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反而促使个体处处小心，不愿开展真诚的人际交往。
2）寝室人际建构应对初级群体衰落的策略。
（1）以“教育”唤醒个体自觉意识的觉醒。目前，高校生普遍缺乏建立良好初级群体的意识，大家通常把建立寝室以外的人际关系作为一种人格魅力的追求。因此，要树立个体的初级群体意识，从思想上加强大学生对初级群体建构的重视。譬如，开设关于初级群体的通识教育，通过诉诸感性或诉诸理性的课堂教育促成个体对初级群体意识的觉醒。
（2）以“活动”强化“共同体”的身份符号。新媒介出现打断了寝室共同体成员生活、学习、交往的高度同质性基础，则需要以共享的、重构的认同为核心，构建初级群体新的连接状态，抵消由于新媒介所带来的冲击。策划以“寝室”为单位的集体竞争活动，通过在集体活动中的互动、磨合强化寝室“共同体”的身份符号，从而达到“默认的一致”，增强个体对寝室初级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3）以“新”媒介促成“新”初级群体的建立。当下，新媒介在高校寝室中一旦“进场”，这就需要高校管理层转变思路，以新促新，利用新媒介建立新的初级群体。例如，寝室的分配问题可实行“量体裁衣”，学校可充分利用手机等新媒介提前了解学生的意愿和需求。以“自愿组合”的原则，在充分考虑共性与尊重个性的前提下，让学生有权利组建寝室初级群体。
参考文献
[1]安東尼·吉登斯.现代性与社会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3]埃尔温·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卞冬磊，张稀颖.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13（1）：32-44.
[5]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6]韩克庆，吴忠民.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方式及其影响[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0（12）：8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