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远去的历史中国科学的丰碑
【摘 要】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亲历记》是一部科学口述史作品，口述者柳怀祖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全程参与者，他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前世今生向读者娓娓道来。这部书既在宏观上展示了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又在微观上展示了每一位参与者的人格与风采，从一个难得的角度和窗口，向读者呈现了那段令人振奋、令人感怀的科学事业发展史和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
【关 键 词】科学口述史作品；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作者单位】钟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手捧这部300多页的回忆录，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
这分明是一座用晶莹剔透的玉雕成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镌刻着新中国一代领导人和科学家们用智慧和辛劳建立起的丰功伟业，镌刻着一幅幅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时代浮雕。
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功实现正负电子对撞，获得了世界科学界的认可和高度赞扬。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与成就的重要标志，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或许没有“两弹一星”那么高的知名度，但是它在基础科学实验上的意义以及工程的巨大与难度，却能与“两弹一星”比肩。
柳怀祖先生曾担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在他的科學口述史作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亲历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11月）一书中，作为这项科学工程的全程参与者，他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前世今生向读者娓娓道来。
从1973年、1975年两次启动，1977年在十三陵选址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及“质子固定靶加速器”的“八七工程”历时4年下马，到1982年启动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于1988年建成，书中详细叙述了这15年的艰辛历程。其中，有邓小平、宋平、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有李政道、丁肇中、杨振宁、袁家骝、吴健雄等海外科学家的赤子之心，有谷羽、林宗棠、张寿、周光召等一批工程管理者和谢家麟、叶铭汉、方守贤等众多工程设计建设者的无私贡献，还有全国几百个工厂、研究所、高校上万名工作者的通力协作和奋发进取。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建设以及取得的一系列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重要研究成果，不仅使我国在国际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保持了我国在粲物理实验研究上的国际领先地位，相关研究成果及应用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不懈努力，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为我国对外科技交流的重要窗口，中国终于有条件作为东道国组织多国科学家参与大规模的物理实验，开展以中方为主的国际合作，还逐步发展到能够参与所有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并为这些项目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它更为长远的影响是，培养造就了高素质的大科学工程队伍，整个工程队伍的建设、运行和开放的过程成为我国大科学工程全周期、全方位管理的探索实践。一方面，这些宝贵的经验能提供给后续的大科学工程作为借鉴；另一方面，工程队伍培养出来的处于研究领域前沿的高水平、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工程管理人才，在关系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在回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历程的过程中，柳怀祖先生以惊人的记忆力记录了与工程相关的300多位人物，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不仅使普通读者对这段历史获得更加直观、形象的了解，而且对科学史的研究者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可以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亲历记》对这个新中国科学技术里程碑事件的回忆，记录和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科学事业建设的图景——既在宏观上展示了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又在微观上展示了每一位参与者的人格与风采，从一个难得的角度和窗口，向读者呈现了那段令人振奋、令人感怀的科学事业发展史和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
那是一个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年代，是一个追求理想、无私奉献的年代，是一个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年代，是一个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年代。海内外的科学家、工程管理者、工程设计和指挥人员，全身心扑在工程上，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公而忘私，创造出了许多奇迹，也发生了不少动人的故事。回忆录中着墨最多的几个人物，性格饱满，鲜明生动，呈现出与大众“严肃古板”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亲切而富有个性的科学家、科学管理者真实形象。这个形象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工作者振兴中华科学事业的信念和理想，以及他们为此忘我顽强奋斗的奉献精神。
书中着墨最多的人物是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关键人物——李政道先生。李政道一直十分关注祖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尤其关注祖国高能物理研究的发展。可以说，这项工程是李政道极力促成的。1977年李政道回国访问，他虽然在学术上对“八七工程”有不同的看法，但还是尽力相助。那时候中美还没建交，他与美国能源部以及布鲁克海文实验室联系，安排中国科学家考察访问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并设法安排他们与美国能源部负责人会见。中美建交后，“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谈判代表李斯没有得到美国能源部的授权，当时身在北京的李政道全力斡旋，联络了美国能源部和白宫，终于使中国国家科委和美国能源部的这项合作协议顺利签署。“八七工程”下马后，李政道通过美国各渠道解决问题，维护丢下的半拉子工程，统筹剩余的预研经费，并且与美国科学家潘诺夫斯基一起提出了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强调这样一台对撞机对高能物理研究具有前沿意义，而且造价不是很高，剩余的预研经费刚好够用。十余年来，李政道为对撞机十几次往返中美，工程中遇到重大困难，都与邓小平同志面谈或者通信，每每顺利解决问题，其爱国的赤子之心，令人钦佩和景仰。
李政道与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总指挥谷羽之间一尊小金马完璧归赵的故事成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历史的一段佳话。谷羽是一位老革命同志，在“文革”前担任中科院管理国防科研的新技术局局长，统筹研制“两弹一星”工作，她挂帅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时候，已经64岁了。她性格果敢，办事干脆利落，平易近人，工作作风细致深入。整个工程进展中很多难题都被这位有能力、有责任心的总指挥破解了。
谷羽对科学家十分尊重。李政道先生1985年7月来华时的一次晚宴上，谷羽将一尊小金马赠给他。她对李政道说：“这几年来，您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为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不辞劳苦地给予我们很多帮助、指导和支持。我和同事们非常感动，也由衷感谢您。为了表达我的心意，我把这尊‘马踏飞燕送给您，留个纪念。希望李先生今后继续关心帮助我们，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像马踏飞燕那样快速前进，早日建成。”
这尊金色的“马踏飞燕”雕塑，是国家就谷羽同志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颁发的纪念品。李政道知道這尊小金马的意义非同一般，马上起立说：“送我这尊记载着谷羽先生历史功绩的珍贵纪念品，我是不敢当的。但是，我理解谷羽先生对我的殷切期望。我暂时收存这尊‘马踏飞燕。当对撞机工程竣工的时候，我将完璧归赵，将它奉献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两人简短而又情真意切的对话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当1986年10月16日对撞机实现正负电子对撞后，李政道先生非常高兴，立即放下所有的工作，带着这尊小金马上了飞机。一到北京，他立刻把小金马交给了中科院高能所所长方守贤，并说：“我履行两年前的诺言，把谷羽先生赠我的‘马踏飞燕交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工程领导小组的另一位成员林宗棠是位实干家，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在“文革”前领导研制出轰动一时的万吨水压机。1977年“八七工程”上马时他从上海调来担任总工程师。林宗棠的工作作风是深入第一线，而且他兴趣广泛、爱钻研，因此工程上遇到技术难题，他常与工程师、工人一起研究，集思广益。由于认真细致，他所主持过的项目都能成功。在对撞机制造的过程中，有个部件精密度达不到要求，他日夜兼程，亲自跑到贵州大山里的航天工业部制造基地，和技术员、工人一起琢磨。他是内行，而且见多识广，喜欢亲自动手，找原因、想办法，终于做出精度合格的产品。
口述者柳怀祖先生的形象在书中也非常鲜明，跃然纸上。柳怀祖先生出生于科学世家，他自述从1940年出生至今，76年没有离开过中国科学院。而这76年中的30年，都与高能加速器息息相关。他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被分配到中科院原子能所。他从小的志向是和父亲一样当科学家，然而在“八七工程”上马时组织让他负责基建。他被父亲调侃为“小官吏”，但他并无怨言，从此走上科学管理岗位。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中，他担任办公室主任，可以说是整个工程中最忙碌也是负责最全面的人。在先后两个工程中，他勤勤恳恳、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与各个部门协调交涉，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同时，他在工作中敢于向大领导“直言顶撞”，性格可敬可爱。他常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当他亲自押运一个超高、超宽的巨型部件到工程现场时，道路戒严，警车开道，他主张用五星红旗覆盖部件，使得沿途的人们注目致敬，这成为这项工程建设中的一则美丽的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