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家女浴所创建始末

    胡鑫 靳潇飒

    

    现如今，女性进入公共浴室洗澡已司空见惯，但这对于百年之前的广大女性而言却是可望不可即之事。1914年北京第一家女性浴室的出现打破了女子只能深居家中“盆浴”洁身的局面，为女性的解放开辟了新的天地。

    一、时代之契机

    在清代，由于交通不便，以及清政府严格限制官员和旗人到酒馆、戏院处玩乐等原因，在20世纪以前，北京城里的休闲娱乐业发展缓慢，且商户数量有限、规模较小，主要分布在皇城以南的外城地区，尤其在正阳门外的大栅栏一带。庚子拳变以后，慈禧、光绪仓皇西逃，无暇顾及琐事，北京城内满汉官员出入娱乐场所的禁令遂不复存在，加之新政展开，崇尚工商实业，社会流动性加强，京城的休闲娱乐行业兴盛起来。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正阳门外大栅栏地区，茶馆、戏院、餐馆、烟馆、妓馆等数量大增，益形繁华，形成了著名的娱乐消遣地，即“八大胡同”。[1]在这样百业兴盛的形势下，北京城里第一家女浴室“润身女浴所”也应运而生。

    二、民国时期润身女浴所剪影

    据史料载，润身女浴所于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创办于外二区李铁拐斜街19号，即如今的西城区大栅栏西南方向的铁树斜街上，创办者是京城名妓金秀卿。[2]金秀卿是八大胡同中名噪一时的花魁，精明、健谈，懂得不少社会上流行的新名词，而且也非常会处理社会关系。曾经被北京一家地方小报评选为当时的“口才”状元，名气盛传一时，甚至有人在国会选举中投票于她。[3]后来，金嫁给一位琴师。成家之后，为了维持生活，金秀卿利用她早期和官僚政客们的关系，在李铁拐斜街上开设了“润身女浴所”。

    其实，清末时就有一些商人试图在京城开办女浴室，他们曾交由巡警部外城巡警总厅向朝廷递交呈状，但清政府一方面考虑女浴所攸关风化，另一方面则认为此事“显有情弊”，担心是奸商借开女浴所之名趁机集股屯资，遂不予通过。[4]民国建立后，思虑开设女澡堂的人又纷纷递交呈状，对此，京师警察厅方面表示当下女国民素质尚未达到，缺乏相应管理规则，且女子浴所的开设事关男女大妨，不可不慎重。但是，为了鼓励国民发展实业，以维生计，当局还是开了一道口子，允许先行试办妓女浴所，但其地址必须设于花界线内，由警区派巡警监察，并按时报备入浴者之名及籍隶某乐户。

    清代的北京，官方对女性出现在公共场合和男女杂处的反对态度非常强硬，他们以此作为一种强调性别角色和女性贞操的手段。编纂于光绪年间的《顺天府志》中认为，女性在大街上露面、朝拜神神祇、跟男性同处庙中，都是不良的行为。[5]而到了清末民初，由于北京城的现代化转变，女性可以出入一些公共场所了。尤其民国建立，给女性戴上了“女国民”的桂冠，社会上女性解放的呼声，以及发展实业的热潮给女性踏入社会、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机会。

    自北洋政府成立以来即重视商业发展，对于民间设厂条件颇为宽松，故而面对商民创办实业的热情和社会上女性解放的呼声，北京市政当局虽也考虑风化问题，但其比清政府明显跨出了一步，在法律上承认了商业性的女澡堂可以合法化，但给其的定位却是“妓女浴所”，仅准其开设在烟花柳巷之地，对于前来洗浴的妓女也是严格监察。清末民初，北京娼妓业极其泛滥，妓女的身体是不卫生的身体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識，虽然市政机构对于妓女进行身体卫生防护检查和设立检验机构早有提议，但“因事繁琐，于风化、习惯均不相宜”，致使检验机构和具体的检验工作迟迟难以建立和施行。[6]故而，女浴所所承担的清洁妓女身体卫生的功能似乎恰好弥补了政府相关机构的缺失，回应了社会上对于娼妓卫生问题的呼声，提上日程也是应有之义。

    1911年7月，政府方面出台了《北京管理女浴所营业规则》对女子浴室的管理提出具体要求，首先规定了女浴所发给营业执照的书面申请条件，接着，着重从风化和卫生两个方面对浴所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如：“女沐浴所门首以内须用妇女两人指导女客应接一切，凡女客之车夫跟役及男家属等一概不准入内”“浴所内掌柜雇工人均用妇女，不得男女并用”“浴室之门窗按天时冷暖酌定开启时间，务使空气流通”“其临外窗户须用洋式白叶格扇或用风斗遮蔽，不得使外面窥见”“浴室内必多设痰盂，每日清洗一次”“浴室各处每日须泼洒稀石碳酸水或生石灰水一次”，等等。[7]

    开办女浴所对于资金上要求较高，不光是建屋造器，还要想办法疏通各方面关系。所以《北京管理女浴所营业规则》出台后不久，嗅到商机、谋求开设女澡堂者虽有不少，但面对京师警察厅的重重“刁难”，截至1914年10月，获得警厅批准开设的女澡堂仅有金秀卿的润身女浴所一家，甚至，金还拿到了女浴所的专利权。按照1912年底工商部颁布的《暂行工艺品奖章》之规定，专利年限为五年。[8]此后，虽然社会对于女浴所的需求逐渐增长，不断有人希望能开设新的女浴所，但碍于润身女浴所专利年限未满，只得作罢。据说，朱启钤任内务总长时，有人暗中操作，准备在虎坊桥东旁路南某刀铺地址另盖洋楼，再开一处女浴所，却被管事警察查获，即是一例。[9]

    金氏之所以有能力开办这一前所未有之女子浴所，并不单是其能说会道这么简单。为了拿到营业执照，金秀卿曾言女浴所之创办“是为公益事，于浴室内备有医生所用之道水节及去毒药粉，以备姐妹来浴时需用，自行防毒，以免警厅之传验”。[10]须知，早几年梁启超才在《新民说》指出：“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11]而金秀卿在短短时间内就可依此为藉，把开办妓女浴所包装成“利群”的社会公益事业。此外，唯恐警厅仍不同意，她还特意禀称愿捐助济良所经费每月十五元等情。[12]由此观之，金氏对于社会风潮和政府心理的捕捉极为敏锐，着意将浴所打造成关注娼妓卫生的场所，并向社会传达了平等、文明、公益、卫生的女浴理念，这也是她的女浴所能脱颖而出、站得住脚的关键所在。

    女澡堂即将开市，这一消息立马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然，政府方面也没有放松对女浴所的监管。12月初，女浴所建设工程告竣，即将开业，警察厅检查时发现女浴所内售票及洗刷地板等粗笨工事仍用男子操作，且浴所附近应设的停车场及跟役休息室也没有筹备，这与其当初制定的管理规则明显不合，遂又饬令金秀卿立即整改。[13]

    三、经营的智慧

    1914年12月9日，润身女浴所正式开张，位于前门外李铁拐斜街中间朝南八大胡同内。建筑整体式样为一洋式楼，装修豪华、精美，不仅规模大，有楼房、暖棚等共20多间，还设有高档雅座分间和理发部。其广告中描述，“六开间门面，九进深洋房、三层高大洋楼旁边，浴所内皆官堂，无盆堂、池堂之分，每间加以隔断，一面设盆、一面设座位休息，为解衣休息之用，并有梳妆台，已备浴毕梳洗之用。亦备有女子侍役，专任梳头、修脚及擦背之事。浴室等级分三等，一等为西式大瓷盆，二等为洋灰盆，这两种都在楼上，三等也是洋灰盆，开在楼下”。[14]浴所内不仅装修精美，设备齐全，人文景观方面亦是十分宜人，“夏则电汽风扇，习习生凉，冬则无烟火炉，融融向暖。春秋佳日，四季名花、盆景陈设、位置幽雅。另特设弹子房、阅报社、踢球场、秋千架，种种游戏，以资消遣”。[15]

    从润身女浴所的宣传广告中可以看出其与传统的男澡堂区别很大，每个前来洗澡的女客各有自己独立的沐浴空间。它注重的是女性自身的清洁和享受，这在当时把女性看做是男性附庸的社会大环境中是极不寻常的，当然这与其定位为“女”的消费群体有莫大关系。另外，从“润身女浴所”这个名称，也能感受到金秀卿的别出心裁。自清代起，北京城的澡堂就多在大门上写有对联“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或者直接横幅“某某池堂”“某某澡堂”等。反正多以“堂”“池”“园”命名，俨然已成规范。而“浴所”二字所传达的时尚意味则非常强烈，很符合当时处处崇新、求变的思维。另外，“润”字也不仅仅是清洁身体的意思，其常见于传统诗词中，自然多了些契合中上层女性娇兰之佳人的气质韵味出来。除此之外，浴所在装修上十分讲究优雅与现代，所设休闲娱乐方式也是既有传统之风又不乏西式之新。凡此种种，皆体现出金秀卿想要为世人展示一个文明、健康、卫生的女浴所形象的意图。

    至于价格，不同的房间等级对应不同的价格，且同去的人越多，优惠额度越大。头等房每位价格洋两元，有客两位加一元五角，合三元五角；有客三位各加一元，合四元。二等房每位价格洋一元，有客两位加洋八角，合一元八角；有客三位，加洋六角，合两元四角；有客四位加洋四角，合两元八角；有客五位，加洋三角，合三元一角。三等房每位一律洋两角，每房以十人为限。从这里可以看出，浴所明显是为吸引上层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妓女而来。按照甘博1918年对北京齐化门地区的调查结果，每个家庭月收入平均值为7元，人均月收入为1.96元。[16]齐化门地区居民算是较为殷实的，但是按照这个收入标准来看，去女浴所消费一次也是比较奢侈的行为，对于北京的普通平民妇女来说，女浴所实属可望而不可即之地！

    女浴所开张后，“问津者多姨太太与名妓......若正式之大家闺秀鲜有尝试者”。[17]囿于社会风气与浴所开设地点，刚刚开始营业的女浴所虽不至冷清，却也收益不大，甚至连之前向政府承诺的愿意每月捐助济良所的十五元经费都拿不出来，只得暂呈警厅，请求豁免。但金秀卿敏锐地察觉到社会风气的变化。当时民国初造，两性平等得到政治上的保障，尽管这种保障一开始只是口号上的，保守力量依然强大，但女性至少有了走出家门的机会。那么这些人就是女浴所的潜在受众，而且往往这些可以走出家门的妇女消费能力可能比男人更高，且她们的空闲时间更多。于是，为扭转困局，金秀卿开始谋求突破洗浴本身，積极拓展市场，开了一个柜台专卖进口化妆品、引进了土耳其蒸汽浴、组麻将牌桌来吸引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18]同时，为了避免社会上各种不怀好意的质疑和丑闻，在洗浴服务上金秀卿只雇佣年轻的女性，训练她们如何待人接物，如剪头发、洗澡、按摩等。

    “当客人进来，女服务员们齐向你设勤招待：‘您来啦。而顺着你的意思，带你走进各等的房间。‘外面冷吧！‘您宽宽衣‘您看这间房子怎么样‘给您沏什么茶‘您用点什么点心不‘您这就洗吧‘您的衣裳洗不洗，这许多话几乎使你一时无从答起，于是茶沏来了，水放好了。‘水放好哪，头发给您扎起来吧！她这会嫌披按在两肩的长发洗起来不方便，就用头绳替你扎起。服侍客人一切停妥后，她再关照你一句‘您叫人按铃好了而轻轻掩上房门出去。这时，你可以舒适地穿着拖鞋，披着浴衣走进里间洗浴了。”[19]诸如此类暖心的话语和周到的服务，无疑会使女浴客们在浴所里如沐春风、轻松自如，这些都是当时女子在其他场所体验不到的。无怪乎当时人们称赞道：“在女澡堂洗浴理发既方便又比外面理发店便宜，并且理发师又全是女人，又伶俐，又和气，她会和你东南西北地闲谈着，在不知不觉间，头发就梳好了。”[20]

    另外，金秀卿本人特别善于利用各种促销打折、纪念广告、抓彩票等活动来招揽顾客，在种种新潮的经营方式下，金秀卿的生意开始好转，甚至有余财可以在周年纪念日上经常搞一些大酬宾之类的活动。比如，在其开业五周年纪念时，“本所自开幕以来，主顾营业生意日兴，已蒙女士均所称便，更为注重卫生起见，业将内容重加整饬，伺候亦十分周到......而且本所之浴票仍照前价，毫无加增，今特赠品者以酬主顾，雅意耳。”[21]

    到此一时期，女浴所的受众已不限于妓女，富家小姐、姨太太等也渐成常客，且浴所内精致典雅的装修及各种花哨新奇玩意儿给妇女们提供了休闲、娱乐、消遣的空间，不光是让人洗完澡就走，而是能让人长久坐下来，将之当成打发时间的一个场所。所以，当时京城最有消费力和空暇的群体——中上层女性们，在这里洗浴、剪发、养颜护肤，进而在这里聚会、聊天、打麻将，形成一个个社交圈子，成为社会竞相趋之的时尚。擅长描写20世纪早期京城社会人情的通俗文学作家张恨水，在其《春明外史》中就曾写到余家的三姨太经常与友相约到润身女浴所聊天、洗澡、梳头、打牌的情况，可见当时润身女浴所的知名情状。

    润身女浴所，作为北京乃至当时中国大地上的第一家女浴所，打破了女子不能享受公共浴室的限制，使女浴室逐渐发展成为各阶层女性清洁身体的场所。至民国三十年代，随着北京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民众卫生观的逐步确立，又有二十多家经营情况较好的澡堂相继添设了女部，女浴室完成了从一枝独秀到更为普遍的平民化场所的转变。至于润身女浴所，其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三八浴所”被保留下来，继续为广大女性群体提供清洁服务。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李长莉.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J].史学月刊，2007（11）：82-89.

    [2]北京市浴堂业同业公会会员各号设备状况调查表.北京市档案馆.1942.01-1942.12[Z].档号：J002-007-00362.

    [3]沈佩贞王韵秋金秀卿[N].新闻报，1913-10-15（13）.

    [4]批驳开办女浴所[N].顺天时报，1908-8-13（7）.

    [5]吴廷燮.北京市志稿·礼俗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163-164.

    [6]检查妓女之拟议[N].晨报，1920-9-26（6）.

    [7]北京管理女浴所营业规则[N].时报，1912-8-20（4）.

    [8]女澡堂之组织[N].顺天时报，1914-10-20（7）.

    [9]润身女浴所之黑幕秘密卖淫开灯供客[N].晨报，1922-2-15（7）.

    [10]女浴所被驳[N].时报，1914-10-8（6）.

    [1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22.

    [12]女浴所撤捐矣[N].順天时版，1915-8-27（7）.

    [13]饬改女浴所章[N].顺天时报，1914-12-2（7）.

    [14][17]北京游览指南[M].北京：新华书局.1926：59.

    [15]章鑑.北京润身女浴所新广告[N].时报，1914-10-30（13）.

    [16]西德尼·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M].袁嘉，马凯，陈愉秉，译.北京：中国书店.2010：388.

    [18]张文钧.清吟小班的形形色色[M]//.《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372-373.

    [19][20]练离.北平女浴室风景线[N].大众生活，1942-6-17（2）.

    [21]润身女浴所五周纪念大赠品[N].顺天时报，1919-10-12（1）.

    作者单位：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2.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