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逻辑与实现路径

    

    【摘 要】 我国学术期刊出版的现状是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探讨学术期刊的社会提供和公益出版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符合社会自治的逻辑，拥有坚实的人性基础，只要合理地改革现有的学术期刊出版制度，在学术期刊出版的准入制度、财税制度等方面能够适应社会组织提供学术期刊，学术期刊的社会提供和公益出版完全可能成为我国学术期刊长足发展的制度选择和有效支撑。

    【关 键 词】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社会逻辑；人性基础；制度保障；实现路径

    【作者单位】赵文义，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长安大学文献资源研究所。

    【基金项目】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7W9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310833170103）。

    我国学术期刊的政府提供模式使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缺乏活力和内生动力，以市场化为改革取向的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又面临市场环境和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我国学术期刊的定价完全没有考虑出版成本，学术期刊的价格没有起到资源配置信号的作用，长期超低的学术期刊价格已经形成了惯性思维，促使整个社会对于学术期刊低廉价格的意识形态化，从而使学术期刊出版者无法突破“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主办、承办单位提供出版学术期刊的所需资金是学术期刊政府提供模式的具体表现，充足的出版资金使学术期刊出版者完全没有积极性去考虑学术期刊的价格问题，学术期刊出版者这种“不差钱”的表象必然会导致学术期刊产品“不值钱”的后果[1]，因为没有市场利益的显性机制和内生动力，学术期刊出版从业者受到的激励与约束就会偏离追求学术质量的轨道，比如他们追求形式上的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等指标，而忽略了读者市场的真正需求。当下讨论较多的学术期刊编辑部分散组稿、编辑加工，然后出版企业集中出版的模式[2]，从学术期刊终端产品的角度来看可以实现学术期刊的市场化出版，但是真正决定学术期刊学术质量的是分散在各个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编辑群体，这个学术期刊编辑群体没有追求学术质量的内生动力，就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产品。基于这种现状，从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来看，笔者试图分析学术期刊社会提供、公益出版的逻辑与实现路径，探索学术期刊政府提供和市场提供以外的第三条路径。

    一、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社会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却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回顾中国39年的改革历程，应该说改革的起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必然伴随着内生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较难与时代同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在以经济全能政府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逐渐准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通过经济增量改革逐渐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而使经济全能政府逐渐转变为经济建设主体竞争规则制定者、发展规划制定者、服务员和裁判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使企业能够承担起经济建设的责任。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中国仍面临许多社会问题。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建设体制改革，逐渐解放社会全能政府，使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充分发育，避免政府公权力的触角覆盖和掌控整个社会生活，突破只准政府部门和体制化了的社团等几种社会建设主体存在的局限，从而使社会全能政府逐渐转变为社会建设主体竞争规则制定者、发展规划制定者、服务员和裁判员，把社会建设的责任让位于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实现这样的转变，就能突破长期以来由西方主流经济学提供的政府—市场二元社会结构的认识局限和思维束缚，将对社会的认识水平提高到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元社会结构的思维框架。在三元社会结构的思维框架中，企业这种经济建设主体主要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通过相互竞争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经济产品，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主要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相互竞争积累社会资本并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产品，从而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直接动力。而且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不仅相互竞争，还会在捐款和纳税可以相互替代的规则下与政府社会服务部门竞争，从而迫使政府社会服务部门为了争取更多的税收而不断改善社会服务产品。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通过积累社会资本争取社会捐款和政府社会服务采购资金等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从而提高社会自治能力，这就是社会自治的逻辑[3]。我国学术期刊出版的处境可以说是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应该积极探索学术期刊社会提供、公益出版的现实可能性。

    二、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人性基础

    学术期刊是具有强公共性的公益产品，这种公益产品的社会提供逻辑是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存在基础。如果社会提供学术期刊是符合人性的，那么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就具有现实可能性。在亚当·斯密看来，人性中既包含利己的一面，也包含利他的一面，利己和利他都属于人性中固有的属性。利己是动机，交换是实现利己动机的手段，而利他是交换这个手段得以实现的保障[4]。在孟子看來，恻隐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的“恻隐之心”与亚当·斯密的“同情心”都共同指向了人性中利他的一面。认知神经学者费尔发现，一些人见到不公正的行为时，大脑中一个叫作背纹体的部位会被激活，使他们产生惩罚自私者的意愿。费尔于2004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科学发现，从人的大脑中发现了人们维持正义、惩罚不公正行为的脑科学基础，在科学上能够部分地验证人性中存在利他的一面[5]。虽然利己和利他都存在于人性之中，但是利己和利他能否显示出来或者显示出来多少，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同一个人来说，利己或者利他的显示程度可以称为人性的显示度，如果能够找出人性显示度的影响因素，就可能根据这些影响因素去塑造相应的制度环境。在马斯洛看来，人的需求依循生理—安全—社交—受到尊重—自我实现这样的层次逐渐满足后再依次递增，可以把人的需求的满足程度称为需求满足度。如果把人性显示度和需求满足度结合起来考虑，可能会存在内在的逻辑相关性。随着人的需求满足度的提高，人的利他的一面可能会更多地显示出来，同时人的利己的一面可能会更少地显示出来，因此人性显示度和需求满足度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变动的线性关系，如图1所示。

    人性显示度与物质需求满足度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相关性，而精神需求会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后产生。社交、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都可以理解为精神需求。虽然社交需求、受到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都可以理解为利己的表现，但是这种利己的需求满足度的提高却能够激发人性中固有的利他的一面并使其表现出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利己和利他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意识，既然是意识就可能被改变。通过媒介宣传和制度激励可能会增强人的利他意识，从而提高人性中利他一面的显示度。因此，可以从人性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角度，为制度设计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逻辑支撑。如果利他这种意识能够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学术期刊这种具有强公共性的公益产品的社会提供就会更加顺利，在合适的制度框架下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就会具有可持续性。

    三、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制度保障

    从制度安排与人性显示度的直接关系来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人性显示度产生影响。例如对社会公益行为放松管制，会使各种慈善基金会、社会服务组织等社会主体更容易产生，各种慈善活动、公益服务等利他行为会增多，人性中利他的一面会更多地显示出来，因此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改变人性的显示度。同时，不同的制度安排也会对需求满足度产生影响。如果能够对利他的行为进行高强度的激励和宣传，受到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两种需求满足度就会大幅度提升，从而更多地激发出人性中固有的利他的一面，最终就会改变人性的显示度。人性显示度可以理解为利己和利他的不同组合，制度安排可以从方便利他行为的角度改变人性显示度，也可以从满足利己需求的角度激发利他行为，从而改变人性显示度。如果能够借助意识形态工具强化利他意识，那么制度安排工具和意识形态工具对于人性显示度的改变就会产生叠加效果。理论、逻辑、思想都可能导致意识形态化。例如公共产品理论把产品区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认为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而政府天然就具有公共性，因此公共产品从逻辑上讲就应该由政府来提供，而且政府由于权力的自然扩张需求也对提供公共产品乐见其成。在张五常看来，公共产品理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误导，致使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质量低下且数量不足。因此，张五常提出了共用品和私用品这对概念来代替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这对概念，试图消除公共产品理论的意识形态误导。共用品与公共产品有重叠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产品属于公共产品而不属于共用品，比如公厕、海滩属于公共产品而不属于共用品。产品能够共用而不减少是共用品的基本特征，比较典型的共用品是电视节目、学术期刊的内容等媒介产品[6]。学术期刊的内容属于共用品，但是纸本的学术期刊产品属于私用品，因此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提供的是共用品，而学术期刊的传统出版提供的是私用品。纸本的学术期刊产品是把属于共用品的学术内容附着在属于私用品的纸质载体上，从而实现了共用品转化为私用品进行销售。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有效发展需要与之配套的制度提供保障，而制度设计的前提是要突破各种意识的形态化，比如说学术期刊只能由政府通过高校和科研院所来提供的形态化意识、学术期刊无法市场化出版的形态化意识、公民社会不会有效提供学术期刊的形态化意识等。只要能够突破各种意识的形态化，针对学术期刊产品的特征合理地设计有利于社会提供学术期刊的制度，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完全可以作为学术期刊出版的一种方式有效存在。

    四、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实现路径

    按照社会自治的逻辑，由于学术期刊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在我国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企业可能不愿意提供，而政府提供又会产生很多现实问题，也就是说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可能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探讨由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来提供学术期刊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一样，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逐渐准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通过经济增量改革逐渐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学术期刊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可以在有些方面先不触动现有的存量部分，在现有的学术期刊管理体制外逐渐准许新创办学术期刊的出版者按照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来登记注册，通过增量改革逐渐实现学术期刊供给机制的确立。这样就会同时存在三种学术期刊的供给路径：一是由政府供给，实践中主要是政府提供财政资金，然后通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来提供学术期刊；二是由市场供给，实践中主要是指部分学术期刊由出版企业、传媒企业来提供；三是由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来提供学术期刊，但实践中完全由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的情况还没有出现。如果逐渐准许新创办学术期刊的出版者按照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来登记注册，使三种学术期刊供给主体相互竞争，那么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就有可能像非公有制企业最终促使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那样，促使学术期刊良性供给机制产生。由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會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的基本逻辑是：学术期刊的问题可以理解为属于社会问题的一种，应该允许由公民社会来解决，公民社会能够解决是因为社会上存在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公益人，而不是仅仅存在追求自我效益最大化的私益人。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社会捐款，二是政府采购资金，三是自筹资金。社会捐款和政府采购资金的获得都要依赖于学术期刊出版者积累的社会资本，具体来说包括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学术质量、学术品牌以及发表学术成果的实用性等。自筹资金包括学术期刊创办时的启动资金和创刊后的运营收入，学术期刊创办时的启动资金可能来自具有公益人特质的创办人提供的资金，创刊后的运营收入可能包括学术期刊销售收入、广告收入、组织会议收入、理事会会员费收入、版权收入以及品牌延伸收入等。

    五、结语

    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符合社会自治的逻辑，拥有坚实的人性基础，只要合理地改革现有的学术期刊出版制度，在学术期刊出版的准入制度、财税制度等方面能够适应社会组织提供学术期刊的要求，学术期刊的社会提供和公益出版完全可能成为我国学术期刊长足发展的制度选择和有效支撑。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允许NPO、NGO等社会组织提供学术期刊，也可以把学术期刊编辑部直接视为社会组织，让部分学术期刊编辑部直接在民政局注册登记。社会组织型学术期刊供给主体具有对个人主动创新精神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作用以及对事业型、企业型学术期刊供给主体改革和打破公共领域垄断的推动作用。因此，打破现有的供给机制约束，引入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给学术期刊出版注入新的活力已成为大势所趋，这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

    |参考文献|

    [1]赵文义. 学术期刊的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J]. 科技与出版，2014（10）：110-112.

    [2]赵文义. 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价值反思与改革取向[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50-156.

    [3]李昌平. 唯有打破“社会全能政府”，别无选择[EB/OL]. Http：//www. infzm. com/content/47302，2015-03-30.

    [4]晏智杰. 晏智杰讲亚当·斯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10.

    [5]叶竹盛. 正义感的起源[J]. 南风窗，2015（4）：9.

    [6]张五常. 经济解释卷一：科学说需求（神州增订版）[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