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黄仕成
[摘 要]《陈先达文集》（14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大启示意义突出表现在贯穿于其中的方法论原则。这些方法论原则主要有：问题导向的原则、高度统一的原则、文风质朴的原则，它们分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功能、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要求。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些方法论原则，有助于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向，进而把握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论；陈先达文集；启示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12-0022-04
在新的时代与历史条件下，怎样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須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认识和明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立场、方法，直接影响到这个重要课题研究的效果。《陈先达文集》（1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文集》，下引仅注卷本及页码）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就其方法论层面的启示而言，应当注意坚持如下原则。
一、问题导向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它的根本意义在于解决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既包括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和社会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也包括国内外一直关注的实践问题，而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又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往往体现在其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把握上。纵观整套《文集》，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生活随笔，都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原则。问题导向主要表现为现实问题、结合意识和真理问题的导向，只有把现实问题、结合意识和真理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功能。
多年来，陈先达教授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关注现实，把理论问题和实践中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理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西方马克思学等，当时国外学者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占据着关键地位。陈先达教授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评价问题、马克思的历史观及其形成的实际历史过程，或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等等，这都是世界性的难题”[1]，在对以上难题进行详细研究后，他明确指出：“把所谓青年马克思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或者把唯物史观归结为抽象人道主义，或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主张一种人道主义，都是片面的。”[2]由此体现了他鲜明的学术态度。他不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还把这些理论运用于对现实生活的分析，以实践检验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加快，各种问题，如贫富差距、腐败、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生态破坏、食品安全等问题，导致不少人质疑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但在陈先达教授看来，这些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尽管历史发展有相似现象，但不同社会中对类似现象的处理方式和后果都不尽相同”[3]。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提出了一系列对于我们辨识当代问题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观点。
结合意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若干体现自觉结合的意识。陈先达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存在于结合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存在于结合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力也存在于结合之中。在中国坚持结合，当然是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的实质，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者的统一。”[4]由此可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结合意识是高度重视的。在《文集》中，陈先达教授提到多方面的结合，如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哲学和生活的结合、传统和当代的结合、民族和世界的结合、中西马的结合等。他指出，就根本特点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这种结合不是融合，尤其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这种区分更加重要。从大的范围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从产生的土壤看则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如果是融合，对两者的发展都不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结合比融合更加适合处理两者关系。由此，他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导向正确，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有中国特色”[3]292。
除了关注现实问题和结合意识，还要重视真理问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破产论”的喧嚣一直不断。陈先达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揭示的真理不会过时，“在当代，除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哪种学说能对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和方法上提供既有科学性又能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3]28真理没有新旧之分，“真理的有无问题、真理的客观性问题，不是一个纯思辨的形而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5]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发现，“当前，一部分青年人的所谓信仰危机，突出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淡。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理解，不感兴趣，甚至拒斥”[6]，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都应对此怀有某种忧虑。
由于作者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则去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因而使所有的论点都有一个问题基础。这个“问题导向”思想方法的精髓就在于正确处理好现实问题、结合意识和真理问题的关系。只有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坚持好问题导向的原则。
二、高度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一样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一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者一定坚信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如果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职业，但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可能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道路上产生“灵肉分离”的问题。陈先达教授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他身上，这二者是统一的。具体来看，这种统一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专业、信仰、职业的高度统一。在《文集》第14卷的序中，陈先达教授说：“我是1953年国家用一整列火车从上海输送到北京的应届毕业生中的一员”，从此以后“就与马克思主义结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7]71。可见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专业，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为职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文集》的每一卷都展现了他在不同时期所思考的主要问题，从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到后来的市场经济问题、普世价值问题，再到历史唯物视域的财富观、历史的科学评价。透过《文集》，我们可以看到具体问题虽然变了，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始终没有变。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文集》第1卷是《走向历史的深处》，这部著作体现了陈先达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彻底掌握，奠定了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正是具备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底，他才能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价值观等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理论做出进一步发挥。当然，正如他说“我不敢自吹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不管国家遇到多大困难，我个人遭遇如何，我虽然也有过困惑，有过苦恼和迷茫，但从根本上说，我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信仰。”[7]71他在“既姓马，也信马”的道路上虽也有过困惑，但他始终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其二，治学和为人、教书和育人、理论和实际的高度统一。陈先达教授在从教60年的过程中，治学态度严谨，为人谦虚，因此深受学生和同行尊敬。“古代哲学家有对话体，对话体也可以看做聊哲学”[9]，《文集》第13卷《散步·路上》，就是他與学生在散步途中一起“聊出来”的哲学著作。如果不受学生尊敬，不具备谦虚的品质，散步的路途中就只能产生一种声音，不可能产生对真理真诚的对话。陈先达教授认为，“要想讲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须啃硬骨头，敢碰现实中的困难问题”[10]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高校教学和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专业人才培养和各类人才哲学素养的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能够把治学和为人、教书和育人的关系处理好，这里当然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这里讲的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并不是之前所强调的结合问题，而是在治学为人与教书育人的语境下讲的，它表现为《文集》对许多文史哲的综合，强调基本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这是《文集》，尤其是生活随笔诸卷的一大特点。作者熔文史哲于一炉，用实际的例子说明抽象的哲学理论，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因此，有的学者把《文集》称为史论结合的典范。
其三，科学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但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理论家们为这个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根本性质来理解和评价陈先达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学说，它随着实践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学说，它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批判态度对待各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学说。它始终坚持党性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反对各种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1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具有共性和普遍性，但不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自然也具有个性特征。陈先达教授认为，“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文章风格，以及独具特色的范畴体系”[12]，因为哲学如果“没有生命的搏动，没有生活的体验，没有个性，只有纯逻辑的推论，这种哲学肯定是枯燥乏味的。”[13]可见，他提倡的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平衡。
哲学是以思想的方式体现的人类文明成果，如何将其内化到个人的生命中来，不同的哲学家、教育家有着不同的境界。透过以上三个高度的统一，我们看到，陈先达教授把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学术高度的融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三者的高度统一，从而能够用学术生命体悟时代、体悟生活、体悟中国、体悟世界。
三、文风质朴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新鲜活泼，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质朴的文字不仅不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表达，反而更能表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特点。《文集》就是这样，它以质朴的文风传达着深刻的哲学智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坚持以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这方面，毛泽东、艾思奇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毛泽东同志直面人民群众实在的、具体的需要，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话语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从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如《实践论》和《矛盾论》，其中一大特点就是在语言上实现了中国化。陈先达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同时又是大众的哲学，只有通过宣传大众、交给大众才能发挥作用的学说。晦涩不应该是哲学的本性。连康德这样以晦涩著称的哲学家都主张文章应该通俗，应该大众化，他深以自己的著作难懂为憾。”[7]203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构建复杂高深的体系，而是要结合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以通俗化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们希望少点体系的构建者，而多些以艾思奇为榜样，关注生活、立足实践、面对群众的哲学家。”[10]222又如在文章用语上，无论是教科书的编写，还是学术专著、文章，他都字斟句酌，用精确的语言表达思想。虽然有些论述现当代哲学的前沿问题文章，但我们在看这些文章中并没有感到晦涩难懂，反而被他的话语震撼，深深感受到他强大的文字功力，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能是沙漠里的高僧”、“利益不是个人脚上的鸡眼”、“哲学能烤出面包吗”、“治鱼还是换水”等用语。作者用最质朴的语言、最简单的话语，表达深刻的哲学思想，使哲学走出神圣的哲学殿堂，成为人民大众的盛宴。
《文集》体现了陈先达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原本精神、中国实际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准确把握。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原本精神，不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就不可能如此灵活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了解中国文化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就不可能写出为人民大众接受的作品；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和自身的正确定位，就不可能沿着真理的方向前进。可见，文风质朴的原则与问题导向的原则、高度统一的原则是紧密联系的。
陈先达教授60年来的教学与研究是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密切联系的，《文集》就是这一过程的最好见证。同时，《文集》也充分反映了陈先达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在《文集》中，他没有停留在前人已有的结论上，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总是充满了新意，给人以新的啟迪和收获，真可谓开卷有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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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先达.陈先达文集（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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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先达.陈先达文集（13）[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
[10]陈先达.陈先达文集（2）[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1]陈先达.陈先达文集（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3.
[12]陈先达.陈先达文集（1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00.
[13]陈先达.陈先达文集（1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00.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