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理论研讨会”综述

    张虎

    [中图分类号]B0；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10-0015-04

    值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圳论坛”于2014年8月15-16日在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召开，会议主题为“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本次会议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共同举办，全国党校系统、社科院系统、高校及军队院校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王伟光在开幕式上作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三次伟大历史变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的主题报告。全会围绕着会议主题就邓小平的哲学贡献、邓小平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和习近平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议题作了具体分析和阐发。

    一、邓小平的哲学贡献

    中共中央党校庞元正教授认为邓小平最大的哲学贡献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即以革命为主题的哲学转向了以发展为主题的哲学，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指南。这具体表现为，哲学主题由“造反有理”转换到“发展是硬道理”，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由强调阶级斗争转换到强调生产力发展，辩证法倚重点由矛盾斗争性转换到矛盾同一性，社会进步判断标准实现了从生产力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转换。庞元正指出，邓小平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哲学一脉相承，但又顺应新时期新形势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又一伟大成就。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发言指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体现了历史发展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统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真理维度，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后者也可以归结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以往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正是割裂这一统一体，或者忽视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或者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足以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后一种认识忽视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演进关系。北京大学王东教授认为邓小平开创的新时期哲学思想应该使哲学理论工作者树立勇于突破和敢于创新的远大理想，他指出，此前几个世纪重大哲学变革的发生地都在欧美世界，中国学者应该争作21世纪新的哲学变革的发起者和倡导者。

    昆明理工大学张仲华教授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现代唯物主义思想，又结合了中国新的实践条件，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即围绕现代化建设中心问题、服务于实践需要和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张仲华指出，邓小平哲学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价值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新的贡献。昆明理工大学任阿娟教授强调邓小平哲学思想是立足于实践的哲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总结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体现在邓小平执政实践中对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脱离中国现实国情的观念做法的反思批判，体现在邓小平政治实践中对“要按辩证法办事”的重视，也体现在对解放思想的理论清醒和不断追求。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的陈少雷博士认为邓小平哲学具有三重向度，即以观照人的现实生存、尊重人的主体性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学向度，以顺应时代要求、破解时代课题并引领时代精神的实践哲学向度和以彰显发展理念、明确发展方向和确立发展评价标准的发展哲学向度。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的杨振闻副教授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深层哲学基础是邓小平历史哲学思想，它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历史方位论、历史动力论、历史主体论、历史机遇论和评价尺度论。杨振闻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这一历史哲学思想也创造性地回答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

    二、邓小平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在发言中强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突破了僵化的苏联模式，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根本转变和创新。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本质=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僵化公式溯源于斯大林的理论错误，并不幸为晚年毛泽东所采用，进而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主张，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后果。而邓小平南方谈话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的新观念彻底突破了这一僵化公式。其次，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模式把社会主义本质也等同于清一色的国家所有制，追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观念，深深地禁锢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出现重大挫折，而邓小平根本突破了这一僵化认知，超越了从具体所有制形式、具体经济模式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狭隘观念，从价值论、目的论的高度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最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也突破了根源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本质=大一统计划经济”的僵化公式，作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的正确评判。中央党校郝永平教授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他指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批判了僵化的、过时的、错误的思潮，体现了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追求，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郝永平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给我们以深刻启迪，即促进历史进步必须尊重社会规律、积极推动生产力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尊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方面阐释了邓小平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联。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吴灿新教授论述了邓小平理论中内蕴的道德代价思想。他认为由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道德代价的付出是不可避免的，而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基本策略来减少这些消极因素，主要包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用法律和教育两个手段；不断总结改革开放探索中的经验教训，及时改正错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王桂泉教授从三个层面分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即思想层面的方法论包括解放思想和“实践第一”；价值层面的方法论，包括“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价值规范、“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和“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评判；实践层面的方法论，包括“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与“三步走”战略相结合的方法和“中心论”与“两手抓”相结合的方法。王桂泉认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可以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动力、价值范导和经验借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荣开明研究员认为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化社会主义发展的“危”为“机”的过程，其成功的诀窍和启示在于四个方面：选好突破口，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掌握关节点，即总结建立新中国以来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解决认识上的纷争，找寻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路；把握机遇，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抓住根本，即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系统回答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李晓南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角度分析了邓小平的贡献，他认为邓小平承继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中国化的独创理论成果，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并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

    三、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

    一部分学者发掘了邓小平的制度理论，认为它对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中央党校杨信礼教授认为邓小平的社会公正与制度改革思想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极大的启示价值。他指出，邓小平把社会公正与共同富裕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基本原则，把能否实现社会公正与共同富裕看作衡量改革成败的根本价值尺度，而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能根本性地促进社会公正与共同富裕的实现。邓小平的制度改革思想涵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要求在制度改革中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坚持辩证思维，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切实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这些都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程伟礼研究员发言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以往的执政历史中涌现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方案，例如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和“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些好的实践经验不应忘记，应该拿来重新启发今天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创新。黑龙江大学郭艳君教授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因为现行政治体制保障了经济高速发展，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障，因此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正确性。郭艳君指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性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进一步改革的核心应该放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放在改革政治治理的方式上，核心是改善党的领导或党内的管理体制。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贾英健教授认为，邓小平的制度理论凸显的是异于传统的生成性的思维方式，因为邓小平把制度问题看作一个时间问题，从现实的生活实践和生活世界中分析制度问题，这种制度理念包括对制度现实的科学态度、以人为本的致思取向和崇尚制度创新的情趣。贾英健还认为，邓小平生成性的制度思维方式对生产力发展、政治文明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广东省社科联叶金宝研究员、广东省政协田丰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郑又贤教授强调了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叶金宝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应该注意学习邓小平的辩证思维，其辩证思想突出地表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找出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就体现在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问题的出色解决上。叶金宝从三个方面谈了邓小平的辩证思维方式：经验与理论、公平与效率和德治与法治。田丰也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哲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应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提升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性，增强时代意识、问题意识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规律性，掌握矛盾分析方法和系统分析方法；应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增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性，要实现改革目标，必须贯彻人民主体观和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观。郑又贤从四个不同方面阐述了邓小平的思想方法，指出它们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启迪，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统一的思想方法、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思想方法、坚持突出重点和统筹兼顾辩证统一的思想方法和坚持主动应变与保持相对稳定辩证统一的思想方法。

    四、习近平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吴玉敏教授和国防大学颜晓峰教授从国家治理方面谈到了习近平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吴玉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承继了“四个现代化”的观念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显示了中国对现代化追求的延续与加快。习近平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进一步提升到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把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作为改革的总目标，亦即将社会主义现代化思维提升到更加科学深刻的层面。吴玉敏认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确立与实现的内在根基，体系与能力的构建和增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任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特有时间与实践的双重合理性。颜晓峰认为制度现代化是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技术标准和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跃升。

    深圳大学田启波教授和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王连喜教授谈了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田启波认为，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基层实践探索）的改革战略，并将之与顶层设计辩证统一于新的改革实践当中；在改革目标的制定上，习近平将邓小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并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引领下发展生产力的总目标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改革内涵的认识上，习近平进一步将“两个文明建设”、“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六位一体”的改革内涵思想；在改革价值导向的阐发上，习近平以“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观为基础，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改革旨归，重新阐发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导向。王连喜认为，当下国内国际的复杂形势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一项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才能稳步推进改革，习近平发展了邓小平改革思想并提出了新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表现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仅仅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正确有序推进改革；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遵循科学规律全面深化改革。

    另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郑镇教授认为，习近平的“底线思维”要求是对邓小平哲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因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程中，邓小平坚持“托底”，即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保底”，即改革开放要解放思想，大胆试大胆闯，但不能逾越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红线；“守底”，即增强共产党的宗旨意识，使党成为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党。郑镇认为，当下充分认识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底线思维意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