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调查与乡村志书里的梁庄

    【摘 要】 中国农村正处在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之上，如何抓住这一次机遇，实现同城市的发展并轨，对中国农村来说迫在眉睫。学者、作家梁鸿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并将其具体地表现在了自己的作品《中国在梁庄》中， 这本书真实反映了中国的乡村生态，而其田野调查的纪实方法与乡村志书的写作方式也颇具特点。

    【关 键 词】《中国在梁庄》；中国农村；乡村生态；纪实调查；乡村志

    【作者单位】余方亮，北京体育大学。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在经历着重大变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中国的农村也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但这一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坎坷，迎面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方面，农村年轻人对城市的渴望驱使他们离开乡村，这直接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增多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另一方面，在苦苦奋斗离开农村去到城市后，农村人依旧得不到城市人的认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这个现象并对此展开研究，当代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穰县一个小村落进行调查采访，完成了一本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梁鸿通过对自己几十年乡村生活的回忆和深入农村对其进行的精确剖析，为我们直观地展现出了当代农村的矛盾与挣扎。

    作者梁鸿远离了城市的喧嚣，选择回到乡村老家完成这份调查。乡村的环境和家族的亲情使得作者更为清晰直观地观察中国农村的生态，作者“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农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1]。在写作方式与文体样式上本书也极具特色，基于田野调查的纪实文学的写作模式，乡村志的文体特征，这一切向大众生动地描绘了整个乡村的具有自身特色而又极具代表性的面貌。

    一、乡村生态：真实限度下被塑造的梁庄

    作者书中所描绘的乡村是河南省穰县的梁庄，“梁庄素有‘绿色家园之美誉，村庄之内古树参天，谷深峰险，一派原始风貌”。作者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后来走出了村庄开始在大城市打拼，却在之后离开的几十年中“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因为作者本身就在乡村长大，尽管后来一直在城市里却有着和乡村人同样的生活感触，所以对这种“乡村破败”的现象更为关注，关注的同时更想利用文学的声音向大众传递若干信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一提起农村，眼前就会浮现一种破败感，而在农村成长的人却会对农村产生一定的依赖，这是自己作为农村一分子的感情存在。作者也不例外，她在书中深度剖析农村破败的同时又极力为中国乡村正名，书中作者所描绘的家乡和中国其他的乡村一样，有颓废也有热情，有不堪也有善良，有衰败也有阳光，处处充满着凋敝却又处处洋溢着生机。这样的农村几乎是整个中国农村的代表，这种普遍性使得作者的调查更为精准，更能剖析出中国当代农村的整体特性，这种普遍性给了作者以陈述的资格，也正是因为这种普遍性，作者才能够更加畅所欲言地向我们生动地展现当代农村在整个社会变革与文化变革中的面貌与所处的位置。

    作者在书中以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剖析故乡，剖析中国。她在书中毫不避讳对更早时期的中国农村那种自卑心理的发掘，而且这种自卑还是发自作者内心的。作者写到自己十三岁第一次进县城时，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寻找大姐单位时的惊慌与害怕，写“也不敢问路，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有一种陌生的东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城而已，带给还是小孩子的她却是极大的心理负担和由此产生的远离感，这种感觉被作者回忆并书写了出来，表现出对城市空间恐惧的同时也说明了自己对于农村出身的不自信。作者在写作中投入了真挚的感情，把对以前的回忆与现在的感受联系起来，深刻地反映某些问题，从而使读者有意识地进行有深度的思考。比如作者写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整个村庄最显著的变化是路，然而一辆辆飞驰驶过的汽车，却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作者一遍遍用这些令人深省的语句警示世人：在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享受不到改革所带来的成果。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一些没有工业支柱产业，并且地理位置居中的城市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始終处于一种劣势，而这种劣势长期积攒下去的话，势必会造成农村生活水平的降低和整体发展的落后。经济不发达、民风保守且观念落后的乡村想要赶超城市实属不易，如果想要和城市共享发展结果，中国农村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在这部调查作品中，作者高度赞扬了农村人所拥有的优良品质。不管是乡村居民所拥有的善良还是坚韧，抑或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这样一整套价值体系，书中的乡村居民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作者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感到诧异的是“王家少年”的故事，十六岁的王家少年杀害强奸了同村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后被判了刑，作者向村里人了解这一事件时对人们关于这件事最终判决的理解更是诧异。作者原本以为会有人同情这个十六岁的少年，但是大家对这个少年的看法基本上是同一种道德态度：道德败坏、手段恶劣是不可能让人原谅的。村民所表现出来的是非观源自中国自古传承下来的一种道德感，这种道德感在乡村人的脑海里深深扎根，他们认为像王家少年那样残忍的行为只有死刑才能达到惩罚的目的。“乡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王家少年的极端态度显示的其实是对原始古朴道德的尊重。在这里，有一种最古老的叫作原始正义的东西依然存留在这乡村的大地上。它隐藏在了日常生活与所谓的法律身后，人们根据这些常识进行基本的正义与邪恶的判断。”[1]这种判断在乡村中屡见不鲜，甚至已经成了乡村居民首选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二、纪实调查：不加修饰的缤纷相呈

    为了完成这样一部调查作品，梁鸿连续两年利用暑期时间回到自己的老家，在这两年中，作者共在乡村生活了五个月左右。作品写作的方法正是人类学中所采用的田野调查。作者对乡村的情感非常的浓厚，作为土生土长的梁庄人，当阔别多年再一次探寻这片土地时，所获得的自然是另一番不同的风味。作者小时候活泼、稚嫩，在梁庄的生活充满了少年人的习性。现在久别重逢，面对度过了二十年岁月的乡村，梁鸿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打量这片土地，由此带来的心境自然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在这部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这次回乡，梁鸿带着对农村的全新认知和心忧天下的情怀，并利用这种认知和情怀更加清晰地感知乡村，用有力的文字带给读者全新的体验。作者用敏锐的嗅觉察觉出乡村问题的本质所在，并在其后的调查中有所倾向性与指向性。作者在农村走访时，询问了自己家族的长辈，也探访了地方村干部，还亲自去查阅相关资料，所感所得经由作者的笔端流泻而出，然后作者将那些散碎的文字汇编成了整体，系统地向读者展现出了当代农村的真实现状。在这部纪实调查作品中，作者大量引用所采访对象的话语，她试图通过这些真实可信的采访及话语来向读者展现一个既凋敝又阳光的中国乡村。

    作者的文字之所以可让读者随处感受到中国乡村的真实面貌，就是因为作者调查的过程充满了纪实性。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亲历、采访等体验方式，或使用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历史文献，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2]。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不会产生时间和空间的隔阂，甚至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其中的真实，就是因为作者对写作事物的本身不添加任何夸张或者虚无的成分，使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本来的面目。作者不会因想要为乡村正名而夸大其词，也不会对乡村的瑕疵遮遮掩掩，读者所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个浮现在眼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不加任何修饰的农村，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读懂、都可以近距离感受的乡村。读者非常直观地面对乡村时，自然而然地会被一种真实贴切感代入。除此之外，纪实性作品需要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作者在书中所讲到的案例都有村民的话语或相关资料证明，其产生的真实性都是由真实话语与真实事件作为支撑的，因为真实，所以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才不会觉得内容空洞和乏味，我们读了这部作品后所产生的震撼和感动，都是因为作者将自己眼中农村所有的状貌丝毫毕现地描绘了出来。

    文学作品的价值分为其表现出来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价值，如果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在其褪去时代的华丽外衣后还能坚挺而被人们所欣赏，那么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在盛放光彩。读者欣赏一部作品，很大程度上基于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尊重，一位作者能将事物本身的特点通过笔尖描绘出来，又在尊重现实世界的基础上进行富有感情的创作，这就是为作品注入旨趣和增添美感。像这部《中国在梁庄》，作者就是通过自己眼中对农村的真实感受来带动写作，人们在作者的感召下进行神游，仿佛进入了这个村庄，进入了这个原本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地方，流连忘返，不愿回归现实。作者的纪实性调查为写作提供了更加真实、更加详尽的资料，这也是读者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的深层原因。真实感永远是引导读者进入情境的最佳感觉。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文学亦如此，但文学的内容一定要能反映生活，只有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才能让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更高。这部作品尽管没有华丽的文字，也没有神秘的噱头，但是其平凡的文字和真挚的情感通过纪实调查这种方式，恰到好处地向读者展示了作者的情感表达，使读者与作者的情感处在同一位置。

    三、写作高度：乡村志书的新书写方式

    村志是地方志的一种，是以某一个行政村或自然村为记述范围的志书。村志的修订与国家意识有关，国家意识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国家的态度、情感、认知以及信念、习俗、价值认同的复合存在形式[3]。作为最基本的种族构成单位，村庄的作用不可小觑，而村志恰恰给了我们了解这个村庄的条件，我们通过某个村的村志，很容易就会看到这个村庄所折射出来的某一个地域、某一个时期整体的风土习俗、态度情感以及认知信念。自古以来，随着县志、府志、省志的编修，各地也编写了不少乡村志，只是由于历史变迁，留存下来的很少。尽管村志的影响力一般只在所记述村庄的范围内，不如县志、市志广，但从村志中，我们能看到在县志、市志中看不到的东西，这为研究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风俗、生活状况等都提供了可贵的历史依据。

    毫无疑问，《中国在梁庄》这本书是典型的乡村志书，其以人物为写作单位的模式也改变了传统乡村志书以年代为写作单位的基本模式。在其书第二至第七章的内容中，每一章都是以一些代表人物来反映梁庄的一个侧面。第二章蓬勃的“废墟村庄”有四个小节，“第一代打工者：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那里才是家”，“我的族人：在黑色的淤流之上建立的幸福生活”，“老贵叔：砖厂是老百姓遭殃的铁证”以及“县水利局副局长：我管水，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这种模式就构成了全书以人物传记为基础的乡村志书的写作模式。此外如第四章，“离乡出走的理想青年”，分别为毅志、菊秀、春梅、义哥、光河等人物立传，为我们展现了离开梁庄前往城市打拼的人的生活。第五章“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则通过对清立、昆生、姜疙瘩、清道哥等人树立了留守者的形象。

    此外，在《中国在梁庄》这本书中，作者大量引用以往村志的内容，试图带着读者进入一个由村民自发组织的对村庄历史的回望，而读者在文字的穿梭中，也很容易被村志里面具有专业性的文字所吸引，从而站在与作者同高度的位置——同作者一起赞美农村生活的美好，一起感叹农村生活的不公。乡村志书对于本书的构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大量引用地方志书的内容为写作增添真实性；另一方面，作者也通过写作为乡村志书提供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应该说志书的书写是当代农民觉醒的标志。“村志的编撰表明千百年来一直处在社会下层的农民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产生一系列过去梦中也不可能有的新追求。他们既需要通过史学来为自己定位，让史籍留下自己的足迹，也需要通过史学总结经验，探索进一步发展的方向。”[4]同时，村志的编撰还表明了乡村整体向国家意识的靠拢，想要带领自己的文化融入现代国家意识里面的思想。

    《中国在梁庄》的成就不只是以乡村志书增添其文字的真实性，而且在这样的文字中，我们得以审视农村中的各种现象并进行思考：退休教师梁万明口述自己的教学生涯，说明农村的教育问题；对“清立砍人”事件的回顾透露出作者对整个乡村在现代之风吹了几十年但是没有改变内部生存结构的惋惜；在梁庄的前任支书梁清道口述中得以了解喊了三十多年的民主程序和民主自治对中国的内陆小村庄还是陌生的、概念化的代名词；叙述巧玉的真实故事来讲述在传统道德与现代行为下兩种不同习惯的碰撞与随之而来的关于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的辩争……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的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事件发生，这些事件本身不具备价值，但是将其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就会发现，这些小的事件无不展现着农村生活各方面所具备的特点。作者就是将这些类似传记的内容整合，通过当事人的经历来体现时代变迁，这无疑给乡村志书的书写带来了新的书写模式和思维方式。

    作者用流畅并饱含真情的文字向读者诉说当代农村在整个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更好更直观地对中国当代农村进行极其精准的解读。在这场变革中，农村也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的面貌，以更加符合时代的发展，不过在快餐文化同样盛行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一些优良传统仍要保留下来。农村居民本身所具有的善良和热情，所具有的憨厚与朴实，所认定的以“仁、义、礼、智、信”为主导的精神坐标……如果这些传统能够跟随乡村进步的步伐一起变革，使之更契合现代社会需要的话，与之相匹配的中国农村人在“弄潮儿”的路上才能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梁鸿. 中国在梁庄[M].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2]李辉. 纪实文学：直面现实，追寻历史——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纪实卷（1977-2000）[J]. 南方文坛，2009（1）：21-27.

    [3]班红娟. 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D]. 中央民族大学，2010.

    [4]孙达人. 中国农民史的价值和意义——兼论族谱、村志的社会功能[J]. 社会学研究，1994（6）：5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