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研究与写作的路径思考

    【摘 要】新闻史研究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学科发展伊始就处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层。目前新闻史的研究与写作面临变革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传统新闻史叙事的解析提出新报刊（媒介）史的概念，旨在突破原有的“现代化”和“革命史”的逻辑，突出媒介的元话语特征。迈克尔·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作为新闻社会史的成果，昭示着其方法论的可行性。米切尔·斯蒂芬斯的《新闻的历史》中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也给新闻史研究与写作带来新的启示。

    【关 键 词】媒介史；新闻社会史；人类学

    【作者单位】石更新，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将新闻学分为理论、历史和实务是目前新闻学界的共识。新闻史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新闻史即新闻的历史，其研究范围涵盖了新闻传播的历史、媒介发展的历史、新闻制度的历史等不同侧面和层次的问题。概括而言，新闻史的构成要素包括媒介和人两个端点。新闻史研究多是围绕这两个要素展开的，但侧重各有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新闻史研究和书写的路径。

    一、传统新闻史的叙事逻辑

    回溯早期的新闻史主要著作，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林語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汪英宾的《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伯德逊的《中国新闻简史：古代至民国初年》等，这些论著或可被视为较早的新闻史研究成果。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以资料丰富著称，对各个时期的报纸收录较多，成为后来研究、撰写新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在史料搜集上不如戈公振，但其将新闻史的研究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新闻史研究做出贡献。汪英宾的《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是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或可被看作是用西方的新闻理论审视中国的新闻实践，进而探讨中国的报刊问题。伯德逊的《中国新闻简史：古代至民国初年》是由外国人撰写的，在视角和关注重点方面均与国人不同。以上新闻史著作所研究的对象在时间距离上较近，有的直接延伸至自身所处的时代。这种时间上的接近性使作者更为真实地还原当时报刊界的状况，但对某些报刊和新闻史事件的评判与当下有不同之处。

    粗略划分的话，以方汉奇为代表的新闻史学者所著的一系列新闻史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第二批新闻史专著。如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传播史》、黄瑚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王润泽的《中国新闻媒介史（1949年前）》等。方汉奇的新闻史可以说是最耐看的新闻史，叙述平实，行文严谨，史料丰富。若以方汉奇的著作为标尺来看其他的新闻著作，则黄瑚的新闻史加入了较多国民党报刊历史的内容，王润泽的媒介史加入了宗教报刊史的内容。总体而言，第二批新闻史著作展现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审视中国新闻史的特点。同时这些著作又都是以教材的面貌示人，整体上偏重介绍罗列，不以深入探讨为要义。

    关于传统新闻史的叙事逻辑问题，黄旦在论文《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中将其总结为两种路径一种方法，即戈公振等的新闻史写作和王中的新闻史写作，前者是在政治话语下的历史书写，后者试图展现新闻事业的全貌。即“现代化”逻辑和“革命史”逻辑，两种范式有着共同的前提和假设：连续的进化观、整合一统的时空观，媒介只是一种供人使用的工具或载体。“根据丁淦林先生的勾勒，中国新闻史书写或者说叙事，可以分为两种‘范式。一是以戈公振、胡静道为代表，注重新闻媒介本身的变迁，以新闻为本位，兼及广告、经营、新闻法规与新闻教育等方面；二是自1956年《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延续而来的以新闻传媒的内容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迄今是影响未减。”[1]

    以此观点审视现有的新闻史写作，则会发现在戈公振的著作中存在对史料削足适履的现象，为了与既有的立场、价值判断契合，牺牲某些史料，不说或少说。以王中为代表的新闻史写作补足了中共党史之外的新闻史内容。陈建云的《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向左走 向右走：一九四九年前后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即在该研究思路下的成果。

    二、从报刊史到媒介史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介的出现，新闻的载体不再局限于纸张，而拓展至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介。新媒体的出现一方面提供了反观传统媒体的新视角，另一方面也逐渐取代新闻史中“报刊史”的叫法，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媒介的特征。特别是在媒介技术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当下，学者纷纷讨论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的革新或创新。技术和媒介再次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视野。其中，以媒介概念作为标尺，梳理人类以往的新闻传播历史，是关于新闻史研究和写作的较为一致的观点。

    黄旦撰文指出，在现存的新闻史写作范式之外，还应该有一个革新，即以媒介为历史。用文中的话说，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的，要有多样的分析视角和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更。黄旦新报刊（媒介）史的提出，既是对传统新闻史叙事逻辑的创新，也是对既有媒介史叙述方式的完善和深化。

    历史书写固然对史料极其依赖，但对史料的梳理整合也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对史料的运用取决于研究者对历史的架构和设想。黄旦在其论文中提出新闻（媒介）史书写的四点设想：在研究视角上以媒介为重点；叙事路径是媒介实践；在史观上，不抱持本质论和连续进化的目的论；避免本质论，报刊史家无权构造一个人造的报刊，而是描述一个实在的经验的报刊。

    在新报刊（媒介）史的视角下，新闻史学者应该要放弃原有的“现代化”和“革命史”的逻辑。对“现代化”逻辑的变革或许就是要抛弃目的论，要尊重史料，不能理论先行。对“革命史”逻辑的变革应该是进一步将新闻史从政治史的架构中解放出来，形成自己的历史。新闻史不再只是与政治事件的互动，而是事件的反映，对事件起着组织动员的作用。

    包含在传统新闻史的研究和叙事逻辑中的是特定的价值判断。没有判断的陈述不能称之为“论”，而没有“论”也就不存在研究。因此，在展开每一个研究时，判断是必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价值判断不存在对错优劣之别，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称之为研究立场、研究视角。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往往能够带来新的研究成果，发现那些在既有的研究视域中被忽视的事物，能够丰富整个研究。2010年王润泽的《中国新闻媒介史（1949年前）》出版，该著作扬弃了革命史的框架，回归新闻本位，从而发现了在原来的视角下未发现，或者说未凸显的新闻史内容。如果王润泽仅仅是把宗教报刊视为中国报刊近代化的前期准备，就不会发现整个宗教报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历史中的脉络。

    研究与写作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变量，写作应该是对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的呈现。新报刊书写的范式变革，同样也要求在研究方法路径上变革。方汉奇说，新闻史是历史的学科，是文化史的一部分。不知道说“新闻史是对史学范式变革最不敏感的一个领域”是否恰当，但新报刊（媒介）史的提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昭示这一研究思路的转变。

    三、新闻社会史

    迈克尔·舒德森1978年出版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在2016年举办的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上，荣获最高学术奖“国际传播学会院士图书奖”，评委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激发了后面几代媒介学者去探究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形态下的新闻业和媒体”，并誉之为“以历史方法研究传播理论的时代典范”。该书的中译本于200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对我国新闻学、新闻史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迈克尔·舒德森的这本专著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述新闻业为何对客观性如此执迷。陈昌凤在《新闻史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再读<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文中指出，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显示了新闻史研究的转向，通过引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理论上超越了描述与阐释，“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以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为主导性理论视角的新闻史研究专著”，通过对社会史这种方法的采用，对传统新闻史研究进行了革新，使得新闻史研究最终走向科学。“在社会学的‘科学化改造下，美国新闻史和新闻学研究者的工作最终突破了新闻文本和知名新闻从业者经历的束缚，他们开始切切实实地走进新闻业生动而波澜壮阔的发展演进的社会进程中。”

    在新闻学研究中运用社会学方法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是新闻史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这一转向将给新闻史研究带来“科学化”的变化，提升人们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提升新闻史对新闻业历史、现状、发展前景的解释力与预测力。反观国内的新闻史研究，虽然在研究中也注意到新闻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变革的互动，但仍呈现出两条脉络，也就是说，新闻的历史为一条主线，与之处在同一时间维度的社会的历史为一条主线，进而论述二者的关系。如李卫华的《报刊传媒与清末立宪思潮》一文，其主要观点为清末崛起的报刊传媒为立宪运动提供了有效的载体，立宪思想也为报刊传媒生成的舆论注入了立宪民主的内涵。

    迈克尔·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美国报业对新闻真实性追求的历史进程。陈昌凤撰文认为，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四、新闻史中人类学的引入

    新闻史研究中人类学的介入，既有理论的探索，也存在研究实践。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之一是深入田野调查。对于新闻史的研究和写作而言，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可借鉴性。

    郭建斌在《媒体人类学：概念、历史及理论视角》中，梳理了新闻传播研究的人类学方法前进的道路。文中提到，美国研究者艾瑞克·罗森布勒认为媒体人类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媒体研究中使用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进行的研究，二是人类学对媒体的研究。文中举了一个关于电视的例子，什么是媒体人类学？就是围绕电视这个媒介展开的关于人的活动的研究。可以说这大大扩展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因为以往对媒介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几个既定的社会维度，如经济、政治、文化等，但人类学的介入则致力于对人类活动的探究，从这一视角出发，将有可能勾勒出更为立体的新闻传播史。媒体人类学的概念虽不够清晰，但无疑昭示了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对人类学方法借鉴的可行性。

    同时，美国学者米切尔·斯蒂芬斯对新闻史与人类学方法的结合做了尝试。其著作《新闻的历史》首次出版于1988年，在2007年的第三版中扩充了电视新闻部分的内容，并增写章节，专门论述互联网和数字革命。该书被认为是采用了独特的人类学视角，将新闻的历史追溯至史前时期，向下贯通至当今的信息爆炸时代。关于新闻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有媒介人类学的提法。如该书在论述新闻的起源时，作者没有将其笼统地归类为“好奇说”“需求说”等，也没有仅仅梳理早期人类社会中起到最初的新闻作用的事物，而是另辟蹊径。“为理解新闻的魅力，一个办法是考察人们缺乏新闻时的表现。” [2]这就比之于前两种论述方式更加生动鲜活。

    若从严格意义上考察新闻史的研究与写作方法，对于新闻传播学而言，特别是新闻学，似乎并没有自己特定的研究方法。这一学科的兴盛本来就是对社会发展的回应，是为了诠释不断更新的媒介形态，解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新现象。相比于新闻史，传播学由于其“十字路口”的学科定位，在研究方法上呈现丰富多彩的态势，但也多是将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和理论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研究本学科的问题。

    从上文提到的新闻社会史和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可以看出，无论是甘斯还是迈克尔·舒德森，都是社会学家涉足新闻传播领域，并撰写了影响力广泛的著作。反观国内，或许不太有这种情况。新闻传播学学者众多，或许也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耕耘，但几乎没有能与甘斯、迈克尔·舒德森等相比的著作问世。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国内的新闻传播学科教学关于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还不够，出现了很多“拍脑袋”的文章；其二，学科隔离现象较国外还是比较严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新闻传播领域的问题不怎么感兴趣。这就需要国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作进一步的探索。对于新闻史而言，在黄旦等学者的提倡和尝试下，變革的趋势已日渐明显。

    |参考文献|

    [1]黄旦. 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2）.

    [2][美]迈克尔·埃墨里著.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M]. 展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美]迈克尔·舒德森著.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 陈昌凤，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英]斯图亚特·艾伦著. 新闻文化[M]. 方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方汉奇.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王润泽. 中国新闻媒介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陈昌凤. 新闻史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再读《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J]. 新闻春秋，2016（3）：4-13.

    [8]郭建斌. 媒体人类学：概念、历史及理论视角[J]. 国际新闻界，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