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藏敦煌放僮书的研究
乜小红
内容摘要：俄藏敦煌дx.11038有件《家僮放书》。“僮”，属奴婢、贱人，须由主人亲手写出放书，“长子以下联署”，“经本属申牒除附”，才可放免为良人。本家僮放书也属放良书的一种。放良书的内容是讲明贵贱的原因、放良的理由、放良之后的祝词、主人的保证。俄藏的这件放僮书彰显出佛教思想的影响。放僮书样文反映出唐代以来，官府是多方限制奴婢制发展的，对奴婢的放良是支持鼓励的。
关键词：俄藏；敦煌，放僮书；放良
中图分类号：K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1-087-04
《俄藏敦煌文献》中，дx.11038写本是有七件社会应用文的册页本，其中一件是比较完整的“家僮放书”样文。“僮”属于奴婢、贱人。“放僮书”之“放”是解除主仆关系，即把家僮的身份解除掉，放他为良人。“放僮书”也是属于放良书中的一种，放良书之“放”是免贱为良，使奴婢脱离奴籍，成为平民。下面拟对俄藏的这件《家僮放书》先作录文和注释，然后联系其他一些放良书，对敦煌放良书的内容做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文书释文与注释
дx.11038-4录文：
1谨立《家僮放书》一道窃以天高
2地厚，人在其中，南阎众生，受
3叶(业)不等，况厶乙贵者，前目(因)脩(修)广
4今世以得尊高，贱者，曩劫债
5负，今配生居下品，况厶乙身继续
6于旱(卑)流，须则来效工力。念汝孝
7道之心，放他出良。一为先慈亡
8过，不历三途；次及见存，无诸
9灾障。从良之后，如鱼得水，任
10意沉浮，如鸟出笼，高飞云
11外，宽行南北，大步东西，今葑(对)四
12王设誓，八部灯盟，地陷天倾不
13遗(移)，故勒此契。
第2行“南阎众生”：佛家语，南阎即南阎浮提之简称，据《长阿含经》卷18《阎浮提洲品》云，须弥山有四大洲，其南部称南阎浮洲，原本指印度之地，后泛指人间世界。南阎众生即天下众生。
第2—3行“受业不等”：据佛教观念，受业有三类，即苦、乐、舍三受。受业不等，乃所受业的不同。
第3—4行“前因修广，今世以得尊高”：前世由于修行宽广，故今世得以居高位，受尊重。
第4—5行“曩劫债负，今配生居下品”：曩者，往昔之谓。前世由于欠负债务太多，故今世才居于下等人的地位。
第6行“卑流”：卑贱之流，即奴隶、僮仆一类的人。
第8行“不历三途”：据《无量寿经》卷上，三途指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是众生造作恶行所遇到的境遇，不历三途，指让已经亡故的父母，不历三恶道之途。
第8—9行“次及见存，无诸灾障”：据《阿毗达摩顺正理论》卷27，诸灾障，指诸种防碍向上修道的灾患，可归为寻、伺、苦、乐、忧、喜、出息、人息等八种，此处是说，对现存的人能免去这些灾障。
第11—12行“今对四王设誓，八部灯盟”：四王，据《长阿含经》卷12，指护世四天王，即东方持国，、南方增长、西方广目、北方多闻四王，常护守佛法。八部，据《法华经》卷2，又作天龙八部，即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等守护佛法之诸神。灯盟，指对诸神燃灯盟誓。这里是说对四天王及天龙八部发誓，即使天陷地倾也不改变此决定。
二对放僮书的研究
先秦两汉以来，“僮”一直是对奴婢的别称。《礼记》载：“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对此，汉郑康成注曰；“贱者，僮仆之属。”战国末，张良在韩国有“家僮三百人”。《史记·货殖列传》载：“僮手指千。”裴驷集解云：
《汉书音义》曰：僮，奴婢也。古者无空手游日，皆有作务，作务须手指，故曰手指，以别马牛蹄角也。
僮仆属于贱类，可以被任意出卖。汉初，季布被通缉时，得濮阳周氏救助，设计“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汉南越国相吕嘉谋反，指斥国后说：“尽持先王宝器人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西汉神爵三年(前59)资中县的王褒《僮约》，就是一件买“髯奴”的契约。可见，“僮”是一种身份低下、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贱类劳动者，不属于良人。
僮仆奴婢的来源，多为灾荒、贫困和战乱，
东晋太兴四年(321)五月天旱，晋元帝于庚申下诏：
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
西晋末年的中原战乱，造成许多中州良人流离失所，以致沦为扬州诸郡的僮客，即奴婢或客户，故才有免其僮客身份以备征役的诏令。梁朝末年的侯景之乱，“其被略为奴婢者”也不少。北魏文成帝和平四年(463)八月壬申下诏云：
前以民遭饥寒，不自存济，有卖鬻男女者，尽仰还其家，或因缘势力，或私行请托，共相通容，不时检校，令良家子息仍为奴婢。今仰精究，不听取赎，有犯加罪。若仍不检还，听其父兄上诉，以掠人论。
《魏书·刑罚志》载延昌三年(514)尚书李平奏称：
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鄃县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状。
此事曾被朝廷当作典型案例，引起众议，殊不知民间类似的家贫卖子鬻女的情形还多得很，直到唐五代时也还是如此，敦煌所出S.3877v《丙子年赤心乡百姓阿吴卖儿契》即是一例，现将其契文主要部分摘录于下：
赤心乡百姓王再盈妻阿吴，为缘夫主早亡，男女碎小，无人救济，供给衣粮，债负深广。今将腹生儿庆德柒岁，时丙子年正月廿五日，立契出卖与洪润乡百姓令狐进通。断作时价干湿共三拾石，当日交相分付讫，一无悬欠。其儿庆德自出卖已后，永世一任令狐进通家口充家仆。
阿吴卖儿是由于欠负深广，七岁的庆德被卖后，就永世成为了令狐进通家的僮仆。
正因为僮属于奴婢、贱人，所以在本件《放僮书》中才写有“放他出良”的事。放，在此同样具有释放、解放之意，即从贱民、贱类中解放出来，而成为良人，唐代《户令》规定：
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皆由家长给手书，长子以下联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
这是对放奴婢为良人一套程序的规定。本件《放僮书》就是供主人用的一种样文，故“长子以下联署”、“经本属申牒除附”的手续都没有，像这一类的放奴婢为良的手书，可通称之为放良书。
敦煌所出的放良书，据沙知先生对英藏、法藏文书的统计，共有7件，名称多不相同，如S.5706为《放良书样文》、S.4374为《从良书样文》、S.6537v-1为《家童再宜放书》、S.5700为《放家童青衣女书样文》、S.0343v-1为《奴放良书样文》，S.
0343v-2《婢放良书样文》；S.6537v-2为《婢放良书样文》。《俄藏敦煌文献》中，除本文重点讨论的《家僮放书》外，还有一件дx.3002《丁已十一月十七日亲情给与放书》，姑将其文转录于下：
本件放书虽未见人名，但从尾书的具体年月日来看，可能属于一件行用中的放良书，沙知先生编《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时，将本件列在放妻书之前，或许就是因它有“丁已”纪年的缘故，不过，在此应当说明的是，本件不是放妻书，而是放良书。本件文字不完整，其第7—9行文字，虽下有缺，据其前后文可以将其缺文补齐：“放出以后，更不许兄弟子侄论理，如有论理者，一任执此放书，将凭官断，恐后无凭，书纸为记。”
这是所有放良书中保证词写得最明确具体的一件，同时也道出了放良书的实际功能和作用。一旦有人论理，可将此放书拿出，呈请官府凭断。
敦煌所出的放良书，从内容看，也各有侧重，尽管文字详略不一，却大体上与俄藏《放僮书》无本质的差别。如果说有所差异的话，则俄藏《放僮书》更彰显出佛教思想方面的影响。
放良书文字表述的内容，以俄藏《放僮书》为例，再参之以英、法所藏放良书，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贵贱不同的原因，都是由于前世修行的结果，如“贵者，前因修广，今世以得尊高。贱者，曩劫债负，今配生居下品”，类似的宿命论说法在其他放良书中也多有反映，如S.0343v《放良书样文》中则为“盖以人生于世，果报不同，贵贱高卑，业缘归异，上以使下，是先世所配”，唯有S.5706《放良书样文》中的追叙较为实在，文中将成为奴婢的背景归之为社会原因：“素本良家，贱非旧族，或桑梓堙没，自鬻供亲；或种落支离，因是为隶。一身沦陷，累叶沉埋。”这一追叙，是在说明奴婢、僮仆的产生是由于贫困和灾难造成的。
第二部分讲放良的理由，在本《家僮放书》中，对此说得比较明确。在这里主人虽然肯定了家僮很卖力，有孝道之心，这可以作为放僮的部分原因，然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为了使主人家亡去的父母“不历三途”，现存的人免除灾障，所以才放他出良。这种放良，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家僮自身，而是为了主人。S.0343v-1《奴放良书样文》中就直接写为“今者家长病患，厶乙宿缘庆会，过生我家，效力年深，放汝出离”。不过，也有出于同情、体恤之心放奴为良的，如S.4374(从良书样文》中说：“奴某等身为贱隶，久服勤劳，旦起肃恭，夜无安处。吾亦长兴叹息，克念在心，飨告先灵，放从良族。”这是从奴隶自身待遇、劳苦和安危考虑的，出于同情而放奴为良的，从整个放良书看，直接为改变僮奴身份为目的放良者，毕竟是少数。
第三部分是对放良之后奴婢的祝词，是对奴婢被解放后自由身份和自由生活的肯定。
第四部分为主人的保证词。本《家僮放书》中的保证词具有更浓的佛教色彩：“今对四王设誓，八部灯盟，地陷天倾不移，故勒此契。”有的写得比较具体，如S.5700《放家童青衣女书样文》：“故对诸亲，给此凭约，已后子孙男女，更莫惕护，请山河作誓，日月证明，岳坏山移，不许改易。清泰三年厶月日给曹主厶甲放尽一记。”S.4374《从良书样文》则写作：“任从所适，更不该论，后辈子孙，亦无阑惕。官有正法，人从私断，若违此书，任呈官府。”此保证词，与前论的《丁巳放书》一样，都提到了“呈官府”凭断的保证。这一部分都是在保证放良之后永不违约，而且子孙男女也应该遵守放良书的约定。
除了以上四部分外，完整的放良书文字还应有第五部分，即主人的签名画押及子弟、亲邻等人的签署，这在俄藏《家僮放书》样文中未有，但是在S.4374《从良书样文》后面则有“年月日郎父×××”、“兄弟×××”、“子孙×××”，再后面还列有“亲保”、“亲见”、“村邻”、“长老”、“官人”、“官人”等，后面的这些人物，都应视作到场的证明人。由于放良书是作为奴婢放良后身份证明的契约文书，所以这些人的到场及其签名押署是十分重要的，它决定着放良文书有效性的程度，放良书的写定，只是放奴婢为良人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后还要“经本属申牒除附”，即由户籍所在的基层行牒向官府申报，由官府认可后，除去奴籍，附人良人编户，在整个放奴过程中，书写放良书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敦煌放良书样文的普遍，是唐五代及宋初社会放良的一种普遍需要。因为唐五代以来，官府严格禁止压良为贱，奴婢买卖一定要经官府勘检、立市券方始有效。总的说，唐代以来，官府是多方限制奴婢制发展的，对奴婢的放良，官府不仅支持，而且以十分认真严肃的态度加以对待，规定放良必须由家长主人手书、长子以下联署才能成立，实际就是签订一份有主人及家族成员押署保证的奴婢解放文契。如果形式上已给放书而实际上仍压良为贱者，官府则要对其问罪动刑的，《唐律》明文规定：
诸放部曲为良，已给放书，而压为贱者，徒二年。若压为部曲及放奴婢为良，而压为贱者，各减一等；若压为部曲及放为部曲，而压为贱者，又各减一等。各还正之。
用法律手段来保证放书措施的贯彻执行，由此可见唐政府对放书的严肃认真。敦煌的大批家僮放书、放良书就是在这种时代潮流背景下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