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中国电影娱乐性对文学性的裹胁

    陈静

    电影之所以能够名副其实地成为贝拉·巴拉兹笔下的“最富思想性、最具影响力、最有创造性”的现代综合性艺术表现形式，其核心本质在于——由其文学性而为电影所赋予的思想性，以及由思想性衍生、衍化、衍变而来的影响力，以及创制出思想性与影响力的非凡创造性。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性显然是电影艺术性以及由此映现出来的其他特质的根源，同时，这也是电影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不可或缺、不可磨灭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 娱乐性向文学性的衍化失衡

    （一）过度娱乐性与过弱文学性失衡

    原本曾是中国电影文学性副产物的娱乐性，正在成为徘徊于中国电影周遭的“幽灵”。在这个“幽灵”的反噬之下，中国电影中的文学性正在且仍在不断地式微；文学性曾经异常清晰的边界，亦不仅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甚至有消失殆尽的潜在危险性。越来越多的纯粹娱乐性作品甚至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去剧本化、去文学化、去艺术化的倾向。曾几何时，过度政治化倾向的主流意识表达突然松懈，使得脱敏后的中国电影中的文学性茫然若失与无所适从，甚至使得中国电影中的文学性由传统的主观、主导、主流，而瞬间即转变为一种在多棱镜分解、分化、分离之下的不再在场的他者。这种娱乐性的过度泛滥、过度狂欢、过度恣肆，却同时亦给中国电影带来了一种文学性弱化的失衡，乃至疏离化、边缘化、游离化的衍化性失衡。因此，中国电影中的文学性与娱乐性亦由此而开始走向了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以一种过度娱乐性与过弱文学性表现了出来。

    （二）文学性失重与转折失衡

    中国电影两个极端中的娱乐性与文学性的衍化失衡，昭示着一个過度追求浅表性的表象化刺激、过度急功近利、过度消费时代的来临。这种失衡实际上亦是一种现实过度压力超过承受能力的无奈的被动精神脱敏。这种精神脱敏现象既有其或然性所在，亦有其必然性根源。一方面，这种精神脱敏为后现代带来了载歌载舞、亦庄亦谐的欢乐图景；另一方面，其亦为后现代重重生存压力带来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暂时性、一过性、逃避性的解脱。因此，这种过度娱乐性本无可厚非，并未如部分学者所极度忧虑的那样视之为洪水猛兽。当然，中国电影之中的过度娱乐性必然会带来文学性空间的尴尬与局促，这种负面影响与过度娱乐化的正面影响，同样成为了后现代社会中社会现实对电影虚拟反噬的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这不仅将为中国文学带来转折，而且更将为受其影响下的中国电影带来巨大的转折与嬗变。

    （三）审美空泛下文学性与娱乐性的此消彼长

    供奉性文学的全面崩塌与冷酷现实支撑的弱化，显然为文学性带来了近乎灭顶的打击，所幸的是，后现代的娱乐性为文学带来了全新的探索层面、探究空间、探求路径，这既是文学性的幸运所在，同时亦是文学性的不幸所在。随着后现代各种高科技手段的助力，中国电影的后现代“疯长”更表现在如雨后春笋般随之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媒体方面。而文学性的草根化蔓延也同样带来了一种两极分化。一方面，文学性的阅读、欣赏甚至创作等均得到了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最大限度的普及；另一方面，俗化的文学性亦必然使得其在中国电影的创制应用中愈加等而下之。由此可见，娱乐性向文学性进行了俗化与劣化的潜移默化的复杂多元化衍化，这种复杂多元化衍化，显然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空泛化，并形成了一种强一过性刺激与弱审美感受的此消彼长。

    二、 娱乐性向文学性的解构失衡

    （一）裹胁失衡

    娱乐性向文学性的衍化失衡，既有历史、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内因外因，又有娱乐性与文学性本身此长彼消的客观成因。概而言之，娱乐性向文学性的衍化已经成为一种后现代定势且较难扭转，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在短时期内改变的既成事实。这一既成事实显然与新中国电影草创时期的初衷相左。而若究其根本，则显然在于本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作祟，由此，娱乐性向文学性的解构势必会在本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驱策之下，令文学研究、文学赏析、文学创作等失去原本的正确方向，从而滑向娱乐性主导的无益探寻的深渊；同时，更会将文学性打回到文学根性灵魂模因的逻辑起点。而从另一方面观察，娱乐性在其显失文学性的规训之后，则更将沿着过度娱乐性这条无极化的道路狂奔向另一个终点，那就是最终会将受其裹胁着的包括中国电影在内的文化艺术等，带向一条浅薄的逆文学性、逆文化性、逆文艺性的死胡同之中。[1]

    （二）三重语境中娱乐性对文学性自律的解构失衡

    诚然，任何时代都自有其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历史语境。此三者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着自上而下的显著差异性，而此三者的水乳交融与深度融合，则将对电影这一艺术活动产生深远且深刻的影响，并最终为每一时代融铸一种独特的以光影所钤刻而就的代表着文学活动样态的视觉映像标本。纵观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历史语境，可以看到，三者之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传统视域下的文化语境与社会语境，而是自有其内在规律性的历史语境。历史语境只为一个时代的社会语境负责，并且只受一个时代的政治大环境影响。后现代社会中的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显然都无法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影响力与受众群体规模等相匹敌，而这也恰恰是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语境最典型代表的根本原因所在。并且，文学性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代表着一种文化自律，中国电影后现代表达中的文学性亦释出了一种文学性为娱乐性所衍化与解构掉的弱自律性。

    （三）娱乐性向文学性解构的审美边缘化失衡

    文学性在娱乐性过度解构下的弱自律性使得中国电影中的文学性表达有着极速向低俗化、庸俗化、俚俗化跌落的倾向；甚至就连文学性原本所世世代代牢牢固守着的文学苑囿，亦在娱乐性的横冲直撞之下开始变得支离破碎起来。这种表达下的文学性，已经俨然成为了一种娱乐性的工具化附庸，以至于观众在欣赏中国电影的整个过程之中，甚至于都已遗忘了还有一种叫做“文学性”的艺术共性与核心灵魂，不能不说这既是一种中国电影中文学性的悲哀，亦是一种中国整个文化艺术在过度娱乐性裹胁下的悲哀。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的规训与艺术的自律失衡，而且更是一种文艺的循环论证被动缺失、被动弱化、被动解构的必然结果。诚然，文学的任何时代性，都无法永远为娱乐性所彻底解构，因为，文学在形而上的视角下，还代表着一种永恒的时代精神、时代思想、时代理念。因此，过度娱乐所造成的本质观与非本质观的失衡，及其所带来的看似一成不变的娱乐性创制失衡只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审美边缘化失衡。

    三、 娱乐性向文学性的消解失衡

    （一）形而上的消解失衡

    从更加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而言，中国电影的传达意象与传达方向均有着可持续性不断升华的巨大空间。过度的娱乐性虽然使得中国电影的内涵传达更易于为无差别的普通受众所接近、接纳、接受，然而中国电影的这种流俗化传达，却使得这种影响性极其巨大、受众极其广泛、教化作用极富能量的艺术形式与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表达之间出现了一种背道而驰式的反向强力消解。这种反向强力消解使得传统式的社会个体与国家主体之间的强凝聚性在弹性的隐性消解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显现其松弛态势；甚至即便是在社会个体被国家主体召唤的情况之下，亦已较难唤回那种传统式众志成城的凝聚力量。而这显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看到的意识形态的最坏的结果。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娱乐性可见，其娱乐性虽然更加恣肆，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在其过度娱乐性之中显性地潜移默化地灌输着国家危机感、国家自豪感、国家存在感、国家荣誉感等电影新思维。这种电影新思维的极力灌输与中国电影中的要么极尽所能地以各种技法隐喻揶揄，要么极尽所能地以各种技法张扬低俗，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2]可见，中国电影的娱乐性已经对文学形成了一种形而上的消解失衡。

    （二）消解失衡的解决之道

    娱乐性向文学性的边缘化的失衡解构，为其进一步的向文学性的消解提供了事实上的形而上的消解基础。娱乐性的大行其道与独占鳌头，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使得由中国电影中辩认出文学性愈发变得艰难起来。随着中国电影中的文学性审美的空泛化与边缘化的深度融合，中国电影中的颓靡之气已经开始大面积地蔓延在中国电影的整个创制过程之中，中国电影中的文学性的这种危机化的处境，已经由解构发展至消解，不断地溶蚀着中国电影中似有若无地残存着的文学性成分。与此同时，传统经由意识形态形而上表达的意象化图景亦在娱乐性的扭曲之下近乎名存实亡。一个异常冷酷的现实，已摆在中国电影的面前，那就是中国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最终将何去何从，中国电影的文学性命运最终将何去何从，中国电影产业的格局最终将何去何从。显然，电影创制中的文学性与娱乐性在消解失衡下的再平衡，已经成为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一种举足轻重的关键问题。由中国电影反观世界电影，我们看到了一种娱乐性向文学性消解失衡的解决之道，那就是重新激活正能量、乐观精神、正义性表达，为中国电影重新寻获文学性主导的新逻辑。[3]

    （三）消解失衡的新出路

    中国电影在意识形态的形而上的脱离，直接造成了一种时代脉络下文学脉络的过度娱乐性下的失忆、失重、失衡。这种罕见的真空现象与过载现象，直接造成了中国电影的文学性失衡，与此同时，却又间接地造成了中国电影娱乐性的横行。究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作为主体的干预与介入的突然解脱直接造成了经济主导下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程度最大的显然非中国电影文学性内涵的变化莫属，而这些变化的改观，均应直指中国电影文学性的重新崛起，以消解文学的庸俗性与娱乐性的利己性，凭借文学性的重新唤醒与重建自觉，而由文学的利他性消解娱乐性的利己性，进而重建意识形态的后现代表达策略的新出路；从而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规训在历史语境、社会语境、文化语境的共价范畴之内，扭转文学性正在解构与消解下呈现的那种渐进性的被消蚀掉的趋势，扭转伪文学性与非文学性正在中国电影的创制过程中的日渐占据上风，并为文学性重新厘清曾经泾渭分明的边界。人类的终极审美最终只能由文学性来推动，由文学性向娱乐性传递一种信仰并且带领着娱乐性在自由意象的天空中更顺畅的凌空飞翔，进而由文学性推动娱乐性，由娱乐性传衍而为一种文化语境、社会语境，并最终为人类历史语境留下一种永恒且难以磨灭的映像光芒。[4]

    结语

    文学性与娱乐性的平衡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文学性的主导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文化艺术领域的唯一正确抉择。小而言之，文学性的主导关乎中国电影的未来健康与可持续的成长；大而言之，则更关乎中国整个文化艺术领域的重度崛起与再度繁荣。中国电影后现代的文学性与娱乐性的失衡使得中国电影正在失去一种具中国特色的正能量表达的灵魂。过度娱乐性的泛社会化图景，强烈地置换了中国电影之中原本应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正确的文学性灵魂。由此可见，为中国电影还原其文学性本味、本原、本真，才是中国电影未来平衡娱乐性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饶曙光.观众埋怨没有好电影，创作者埋怨没有好观众 中国电影狂欢背后的怪圈和悖论[J].人民论坛，2016（10）：92-93.

    [2]檀秋文.娱乐性彰显与类型化重构——新时期谍战片研究（1977—1989）[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28（6）：63-69.

    [3]刘星.审美的启蒙性与娱乐性——中国电影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探索[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3）：64-72.

    [4]李卫华.“文学性”：应当解构还是建构？——与馬大康先生商榷[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6）：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