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融合与出版人的新时代
【摘 要】 在“互联网+”时代，“跨界融合”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出版行业尽管是一个特殊行业，但因它关系到文化的传承，涉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时代发展的影响，并处在不断变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在这个“跨界融合”方兴未艾的年代里，“互联网+”带来的各种出版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是过去许多出版社、出版人所未曾遇到过的。这是新情况，但是新鲜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需要我们理性地思考，结合自身行业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寻求出版行业新的发展。
【关 键 词】“互联网+”；跨界融合；出版人
【作者单位】唐明星，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在“互联网+”时代，“跨界融合”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出版行业尽管是一个特殊行业，但因它关系到文化的传承，涉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时代发展的影响，并处在不断变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在这个“跨界融合”方兴未艾的年代里，“互联网+”带来的各种出版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是过去许多出版社、出版人所未曾遇到过的。这是新情况，但是新鲜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需要我们理性地思考，结合自身行业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寻求出版行业新的发展。“互联网+”带来的跨界融合把出版业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出版人是出版业跨界融合的主体，是未来的开拓者和耕耘者。当然，从时代背景和国家政策背景来看，出版业的跨界融合必定还会涉及诸多政策制度的改革讨论。正如蒋建国所指出的，融合发展正在进入加速期，任务艰巨，前景可期，出版业当前的任务是要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从初步探索、逐步突破走向全面深化、深度融合。
笔者结合自己平时关于互联网时代跨界融合的体会，论述一下对新时代出版业的思考。
一、编辑与设计的跨界融合：书的新概念
互联网时代的跨界融合，首先是出版的内容与设计之间的跨界融合，这个融合带来了书的新概念，让大家对书的呈现方式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三联书店有一个特别的传统就是重视书籍的装帧设计。三联书店的前辈范用先生甚至亲自操刀设计书籍，汪家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了大量人文社科类图书，在全国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是范用设计封面最多的年代。他那富有书卷气、简洁朴素、高雅大方、巧妙多变和极有个性的设计风格至今影响深远。三联的书籍设计风格就是在此时形成的。”大家可以在《叶雨书衣》中领略三联风格的书籍设计美学。但是，在互联网时代，重视编辑与设计的跨界融合还不是一个装饰性的问题，让书籍变得有书卷气和人文气息还不够。在互联网时代，设计还涉及内容的呈现，内容的呈现涉及内容的裁剪，可谓极为重要。在这个方面，我们来看看德国TASCHEN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即2013年出版的萨尔加多摄影作品集GENESIS 《创世纪》（见下图）。
国内似乎没有这样大开本图书的呈现方式，据说雅昌文化集团现在正致力于此。萨尔加多的作品气势磅礴，选择一种恰当的呈现方式极为重要，国内习惯于运用艺术家作品画册的思维，而忽略人文特质和设计特质的双重呈现。对萨尔加多的作品，桑塔格曾经这样评论：“ 在单一标题下，汇集了一大群处境和苦况各不相同的人。把苦难放大，把苦难全球化，也许能刺激人们感到有必要更多关心他人，但也会使他们觉得苦难和不幸实在太无边无际，太难以消除，太庞大，根本无法以任何地方性的政治干预来改变。一个在这样的尺度上构思的题材，只会使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会变得空泛。”但是这本《创世纪》在内容题材上是萨尔加多本人的一个重大突破。他说：“我们生活在对地球来说至关重要的时刻，而照片是分享这个历史时刻的一种方式。用新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地球是如此强大。对我来说，《创世纪》就是一首充满敬意的诗，我们是在书写我们的自然家园。”这样看来，这本书首先在内容上是值得做的，这是编辑的判断，其次在这样一个对萨尔加多具有生命转折意义的作品上，设计如何创新就显得非常重要，该书最终在开本上获得了突破，并且邀请了日本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设计了书架。在一些人看来，这本书的设计可能有点奢华，但是这样跨界的融合使这本书在这个时代里获得了更多关注的可能性。最终，萨尔加多的这本书呈现的是内容与设计的完美结合。
除此之外，跨界融合时代的到来，为艺术与书籍的跨界提供了除了设计的诸多可能性。我们可以举出德国TASCHEN出版社出版的《斯坦利·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制作大全》作为例子。艺术设定集是对电子游戏、动画片和电影等制作过程的呈现，让读者明晓它们的产生过程。这使得讀者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去思考人物形象的设计。这种书籍的呈现方式在这个跨界融合的时代才能成为可能。这些书籍更新了我们对编辑与设计关系以及书籍概念的理解。
二、出版人需要有对优质内容迅速发现、搭配的能力
编辑对各种内容的获取通过数字化的路径变得越来越方便。无论是时间久远的内容，还是国外的内容，在互联网时代都不受时空的限制，夸张一点说，我们人类获得知识拼图的可能性变得前所未有的大。各种选题也就在这种变化莫测的知识拼接中产生。这些选题需要小而精的团队才能快速地完成，这样才能使选题在市场化的环境中抢占先机，而无须顾及过多的审核流程和一些人情关系等。除此之外，在互联网时代，书籍变得越来越像一个IP。什么是IP？作家冯唐有一个形象的解释：“IP，我理解，实际上是有内容的品牌。比如，《星球大战》，它是一个整体概念，有几个主要形象，有粉丝，更重要的是它有整体以及跟它相关的一切。作品是不是IP，要看它能不能被充分开发。”我们现在对IP可谓是趋之若鹜，好像每一本书都能成为一个IP，但是实际上一个IP的成功需要机缘，需要深入的选题打磨，需要团队中跨界人才的搭配和敏锐的市场判断——特别是对大众文化背景中读者趣味的迅速判断和整合提升。
三、阅读的跨界融合带来了阅读主体的变化，阅读主体的变化将反过来影响出版人的专业判断
从阅读的角度来看，读者越来越要求写作的跨界。当然，大家认为现在很多的书变得乏味或者高深，学者不会写深入浅出的文字，畅销书作者不能提供值得再三品味的内容。这对跨界融合新时代的编辑提出了新要求，但是编辑需要弄清楚这个新要求究竟是什么。葛兆光在《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图书》中说：“我觉得，现在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中国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之间的关系。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好书出自好编辑，可是，现在中国的出版社越来越像一个图书印刷厂，或者像一个图书推销员；中国的编辑越来越像一个书稿收购人和格式排版人。过去，出版社跟学术界之间关系很深，编辑的功夫通常体现在书稿的修改上，我太太过去在出版社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书稿上不断修改，查证它的资料是不是正确的，它的文字是不是流畅的。同时，那个时候的编辑常常会和作者讨论写什么书，怎么写。可是，现在的编辑有时候不仅做不到学术促进者，反而有时候还会制造一些麻烦。葛兆光先生的这篇文章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但其实这段话只说对了一半，所以需要补充另一半。复旦大学姚大力早有明言，在谈到中文版的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图书出版的时候他说：“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缘故。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的问题，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既然症状已经明晰，我们在抱怨互联网时代的阅读越来越庸俗，越来越浅显的时候，我们出版人，特别是编辑似乎更应该去做这种断裂的缝合工作，让深入浅出的、优秀的和符合跨界融合新时代要求的作品不断涌现出来。
当然，跨界融合新时代带来的不仅是机遇，更是一个挑战。出版人会面临许多困惑，只有解决这些困惑，才能在“互联网+”的新环境中更好地生存。从这个忧患意识的角度来看，聂震宁先生在最近一篇文章里提到的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再三思考的。他说：“出版业跨界必然带来多元化发展，这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阅读多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比如说，手机阅读是碎片化阅读，这种阅读方式只要开卷有益，又何尝不可？可当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移动阅读成为一种泛滥现象时，它就对我们国民的思想力、研究力和表达力带来不良影响，造成思想力、表达力不够连贯、不够成体系等问题。又比如，科技含量更高的VR即将进入我们的生活，用户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可以看很多东西，可以进课堂，可以360度环绕观赏。这带来一个问题，文字离我们‘更远了，我们还读不读书？文字的掌握能力、使用能力是人类进步最重要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提倡出版业跨界，一方面出版业跨界又可能把我们的文字内容抛弃了。我们如何能更好地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把聂先生的这段忧患之言，作为本篇文章的结尾，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业界同人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