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至暗时刻》中历史观的独特性及其重要作用

    汪蕊

    2017年9月起，好莱坞传记片《至暗时刻》开始登陆全球院线。电影上映后，立即获得世界各地媒体和影评人的一致好评。在同年10月5日举办的第21届好莱坞电影奖颁奖仪式上，《至暗时刻》主演加里·奥德曼获得事业成就奖，导演乔·怀特也凭借此片获得最佳导演奖。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获得好莱坞电影奖两大奖项只是一个预演，《至暗时刻》必将成为今年奥斯卡金像奖最有竞争力的角逐者，也将成为世界人物传记片中的历史经典。从好莱坞电影奖颁奖仪式上传来的信息告诉我们，人们对于《至暗时刻》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里·奥德曼炉火纯青般的表演技巧，其二则是乔·怀特独树一帜的拍摄手法。本文意在分析此片在拍摄手法上的一大亮点：通过秉持不同以往传记片的独特历史观，导演寻找到塑造政治英雄形象的最佳视角，从而使影片能够在一方面展示人物的多重社会角色、刻画人物的复杂内心活动的同时，也能够在另一方面将主旨深入到哲理层面。

    一、 人物传记片与历史观

    人物传记片，顾名思义，是指围绕一个人物生平事迹展开叙述的电影或电视剧。这是一个内涵广阔的影视作品范畴，可分为许多个不同的种类，也有许多种不同的分法。例如，以人物和剧情虚构程度的不同来看，可以将人物传记片大致地分为不完全虚构和完全虚构两类。前者是人物传记片的主要类型，也是在电影院中最常看到的。后一种的主角可能是电影《我是传奇》里罗伯特上校那般的未来人物，甚至可能是电影《超能陆战队》里大白那般的机器人。对于不完全虚构的人物传记片来讲，历史和社会无疑是两个避不开的元素。因为，一旦影片有其人物和故事的原型，就与真实的社会和历史发生了关联。一旦发生了这种关联，导演和编剧就不得不被迫思考如何兼顾虚拟与现实的问题。一般来说，以距离拍摄时间越远的人物和故事为原型制作出来的电影虚构成分比重越大、虚拟化程度也越高。这个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实条件决定的。距离越远的人物事迹越难以考证。在语言文字能力不发达、媒介载体稀缺的远古时代，人们仅能通过口口相传记载英雄事迹。如西方的耶稣、中国的大禹、印度的释迦牟尼等故事，在历史长河中慢慢便演化成了神话传说，几乎不再具有人物和情节的真实性。稍晚一些的秦皇、汉武和俾斯麦、拿破仑等人物以其震撼人心的创造力给人们留下了对其生涯大事件的深刻印象，但同时因其生涯的大部分事迹被历史掩埋而变得具有神秘性。近代以来，科技革命更新了文化的材料载体，历史人物们留下了瀚如烟海的影像和文字材料，这其中就包括传记和自传。

    于观众来说，年代越近、影响越大的人物越能引发他们映射历史和社会的欲望，这就迫使导演和编剧在创作时要尽可能地顾及那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幸而，如前所述，大量的影像和文字材料被遗留下来可供参阅，为影片的真实性提供可靠的基础。选择哪些材料、呈现哪些材料既能反映导演和编剧的专业水准，也能体现其所秉持的历史观念。历史观念稍有差异，电影的呈现方式便大相径庭，呈现效果自然也天差地别。当英雄史观成为先入立场后，它便会引领着创作人员寻找那些能够记录力挽狂澜瞬间的素材以塑造人物的“高、大、全”形象。换句话来说，英雄史观往往会把传记片的主人公导向一个大公无私的超人或圣人。因为，只有如此选择材料、如此展开剧情，才能够有充分的理由让观众信服“是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和改变了世界”这个基本观念。事实上，若是仔细阅读那些在社会主要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中有极其重要影响力的大人物的自传，不难发现，他们曾经以颇为诚恳的笔调记录下自己不为人知的脆弱一面。那些在外人、后人看来创造历史和改变世界的政治决断，也是在外在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最终付诸实践的。然而，许多秉持英雄史观的导演和编剧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些记载人性和历史复杂性的珍贵材料，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英雄史观引导下的作品常常面临人物形象扁平、故事情节不丰富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导演和编剧为了强行将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归功于某一重要历史人物，不惜为电影构造出违背常理的巧合剧情，为人物赋予骇人听闻的超自然能力，令有眼识的观众于惊讶之余又感到啼笑皆非。

    除了从拍摄效果上拒斥那些夸大英雄、制造偶像的做法，更应该从哲理的层面来理解为何近代人物传记片更应该摒弃单一的英雄史观。所谓英雄，一般是指那些拥有出众才能，做出非凡事情的人。这个范畴也很广泛，这里聚焦于那些对历史转折有重要作用的政治领袖。站在历史的一个节点回首过去，映入人们眼帘的总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拿一部《史记》来看，那些能够有资格进入本纪、世家乃至于列传的几乎都是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知名人物。史书记载的总是英雄，当人们反刍历史总是更容易看到英雄的作用而忽略了群众的力量。而实际上，英雄并非生而英雄，英雄有一个自己的成长过程。英雄在生涯的特定时间和特定的局势下才一跃而起成为人们口中的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他亦是普通人民群众的一分子，而当他成为英雄之后，亦不得不通过人民群众来影响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这既是说，英雄的整个生涯都与群众紧密联系着，英雄创造历史的动机与力量亦是源于人民群众。即使在寡头政治的古代，改变世界的亚历山大和忽必烈亦不过是打着顺应人心的旗号，由民众组成的大军来为其丰功伟绩开道。英雄之所以能够做出非凡之事，必然有其出众的品质和非凡的才能。我们无需完全否认英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推进作用，但更应该去体会人民群众在政治活动参与中与英雄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展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二、《至暗时刻》与群众史观

    当再次回到人物传记片的拍摄工作上时，能够着实感受到一部秉持群众史观的政治领袖传记片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电影《至暗时刻》因其是一部走群众路线的电影而获得成功。不同于以往一些近代历史人物传记片的导演，乔·怀特一开始就没打算将西欧战场上的胜利归功于丘吉尔个人。因此，他也没有必要塑造一个“高、大、全”的政治精英形象。編剧和导演不能歪曲大的历史轨迹，但为了全面刻画人物形象而虚构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剧情却也无可厚非。有理由相信《至暗时刻》所呈现的众多丘吉尔私事中有一定的虚构成分，这更能体现编剧和导演独特的观念倾向。历史人物不会在重大历史节点的重要场合上轻易将其性格缺陷、能力短板和生活坏习惯公之于众，这些生涯的负面部分连同最真实、全面的历史人物形象被隐藏于生活的私事、琐事之中。影片将大量篇幅用于展现卧室中的丘吉尔和办公室中的丘吉尔。在卧室中，丘吉尔赖床、抽烟、酗酒、不修边幅。在办公室，丘吉尔独断、刻薄、固执、脾气暴躁。看到这里，观众怎么能够不疑云渐起：如此普通的一个人是怎样成为英国首相的呢？这便有了一次悬念的设置，使得观众心中油然升起一种继续观看电影、分析剧情以解开迷雾的冲动。

    随着剧情的推进，借助其他政治领袖的评价，《至暗时刻》的创作者给出了问题的答案。那些丘吉尔的政敌和盟友告诉人们，真实的丘吉尔的确是一个略带口吃的酒鬼，在成为首相之前的政绩也乏善可陈。不过，丘吉尔有其自身的特质，这一特质正好适应了当时英国政治历史的特殊需要。1940年5月，纳粹德国几乎将欧洲大陆蚕食殆尽，远在大西洋上的英国也将面临亡国的危险，下议院将国家的困境归罪于首相张伯伦并不由分说地将其赶下台。此时，急需有人立刻站出来继任首相，组织内阁、制定策略以挽救时局。包括前首相和国王在内的许多重要人物其实不希望丘吉尔继任首相，但按照规定，继任者必须获得下议院多数议员支持，可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只有身处保守党阵营却常有激进主张的丘吉尔。影片详细地展现了丘吉尔继任首相的真实历史过程，意在告诉人们，丘吉尔的上台并非源于其超人的能力或优异的政绩，而更多是政治程序运作的即时需要。这便有了第二次悬念的设置，观众内心疑云一层未平一层又起，再次发问：如此无能的首相又是怎样匡扶时局的呢？在剧中，可由张伯伦等人物的评价得知，丘吉尔虽然并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有着丰富的阅历、独到的眼光以及坚强的意志。果然，上任后的丘吉尔顶住各种压力开始为英国寻求出路。但是，时局并没有因此好转，而是在进一步地恶化，眼见英国一步步临近深渊的丘吉尔几近绝望，如此衰颓的时局本非他以一己之力所能扭转。影片深入地呈现了在面临困境时英国政府的失败、混乱和无助以及首相丘吉尔内心的焦躁、恐惧与无奈。这既是导演和编剧尊重历史、如实描述的结果，也最好地体现了单一英雄史观的不真实性。至此，剧情似乎陷入死胡同，观众的第二次发问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解答。

    在一片沉闷的气氛中，影片走向了全剧最大的转折点。专车被堵在伦敦街头的丘吉尔突然决定要完成其人生第一次地铁旅程。他当机立断地下车走进地铁站并搭上了去威斯敏斯特的列车。在地铁上，与下层人民的交谈使得丘吉尔明白自己抗争到底的外交主张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回到办公室后，他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再次确信自己的主张在政府官员中也有着广泛的基础。丘吉尔从此再也没有动摇，以抗争到底的信念带领英国人民度过最危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直到最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一次的转折使得影片完美地解答了观众的第二个疑问。真实的政治领袖丘吉尔固然无法以其十分具有局限性的个人扛起整个国家的重担，但当他获得民意后，便有英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与之一起同舟共济，这才是最符合历史演进规律的最真实的历史故事。《至暗时刻》选择了群众史观，决定了其将如实呈现历史进程中政治领袖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以及各自起到的作用，也因此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呈现效果。

    结语

    《至暗时刻》一改以往人物传记片创作者英雄史观先入为主的刻板做法，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选择了群众史观。在群众史观的引领下，影片全面地再现了丘吉尔日常的生活工作和丰富的内心活动，这缩短了观众与历史人物之间的时空距离，将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同时，群众史观推动了剧情的展开和起伏，使得影片基调时而高昂、时而低沉，节奏时而明快、时而舒缓。群众史观还推动了影片主旨的深化，使其触及到了政治生态与人性的复杂性、历史运作的主要驱动力等深层次话题。近年来，我们能夠看到国内外一些秉持群众史观的人物传记类影视作品，如前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电影《国王的演讲》和曾在国内风行一时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它们的创作者都做过与《至暗时刻》相似的尝试和努力，只不过《至暗时刻》以全方位的先后天优势将这种把政治精英与普通群众联动起来的拍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意在经济追求还是意在艺术追求，这种手法无疑值得同类影片的创作者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