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仑当代中国旱地农业之父

    徐敏

    有人说：他是用二十年的成长、二十年的奋斗、二十年的专注、二十年的坚守，把自己练就成了一个特殊的高原人。

    六十年，八十岁，他以一份无私无畏的科学情怀，结缘西部黄土高原，用汗水和寂寞与旱农事业结下一世情缘。

    虽然已经83岁，但山仑院士依然闲不下来。

    早在2003年，本刊记者就曾在杨陵采访过山仑院士。此番再次相见，老人家除了听力稍有些减弱，行动和精神状态与十三年前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还时常奔走在农村一线传经送宝，或受邀参加各种涉农会议。

    山仑院士不善言谈，但思维敏捷。2016年4月12日，山仑院士在他位于“中国科学院、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结缘西部黄土地

    “到杨陵镇六十多年了，虽说单位几易其名，但我在这里基本没挪过窝。”山仑院士笑着说。

    1933年1月19日，山仑出生于钟灵毓秀的山东省黄县（现为龙口市）。山老回忆说，家里只有他和哥哥（山昆）两个孩子，父亲（山子文）曾做过乡村教师，后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便独自去了青岛一家报馆做职员。“我母亲（李文）具有高中文化，这在当时的女性里很少见。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时常向外祖母抱怨被他们包办婚姻，她一个人在外祖母家拉扯大我们兄弟二人。”

    据山老说，他和哥哥的名字都是母亲起的，虽说没有什么刻意的含义，但据说当时由于打破了祖规，曾遭到家族的非议。昆、仑二字，看似简单，但这里是否寄托着一位旧时代知识女性的殷切期望呢？

    在山老的记忆中，童年的生活充满了艰辛，生活过得入不敷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乱让日子变得更加苦不堪言。1943年，我10岁，母亲被迫带着我和哥哥举家前往青岛去找父亲。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为了我们的学费，父亲放下自尊，拉着我们哥俩的手去向亲戚朋友借钱的情景。”

    1947年，山仑完成了在青岛市立中学的学业，考入了青岛崇德中学高中部。“高中之前我的学业极一般，数学作业总要靠哥哥辅导才能完成。”上高中后，山仑曾一度爱上文学，接连不断地在青岛一些报章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学生作者。

    山老总结说，自己的文字功底应该是得自母亲的熏陶，而这个功底对他日后从事农业科研工作大有裨益。“一方面因为科研也需要提炼和总结，需要有清晰的思维和合理的表述；另一方面，当科学之‘真拥有了人文之‘善和艺术之‘美的支撑，科学创新便有了更广阔的源泉和更本质的动因。从我后来一些思路的形成、项目的开展、论著的撰写以及成果的提炼中，都能深切地感受得到这个优势。”

    1950年夏，山仑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但他的父亲不太赞成，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很难供养两个孩子同时上学。但好强上进的母亲却竭力支持山仑报考，最终，山仑考入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农学院农学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

    山仑至今记得，在农大时，有位负责实习的老师曾告诫他：你在实习方面应当像在学习上一样的好。“这句话足够我记忆一辈子，也一辈子在改正。做科学研究，实践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你的理论再符合逻辑，也得经历时间的检验。我们现在有许多人错误就犯在闭门造车上。死记硬背的知识，不通过实践，就不会转化为较高的科研素质和能力。科学出自设想和实践的统一，缺一不可。”山仑说。

    1954年8月，山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金子般的招牌，让他莫感荣幸，他坚信实现理想的时刻就要来了。

    “在北京一个月的集训，让人兴奋不已。我们那届毕业生受到了钱三强、竺可桢、贝时璋等老科学家的亲切接见，接受了有关树立科学精神、勤于动脑、善于动手、勇于创新的科研工作启蒙教育。之后是二次分配，我和其他12个毕业生被分到了位于西安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山仑回忆道。

    踏足旱地探索路

    1954年10月，山仑随从北京到来的12名科研人员，再次被分配到了距离西安80余公里的杨陵西北农学院（即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简称西农），进入正在筹建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水利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工作。

    “至今还记得，那会儿我们来时，杨陵还只是个人烟稀少的贫瘠小镇，全镇仅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通往西农，一条东西向的土街道上散落着一间理发馆，几间日杂货铺和小卖店，是那种可以用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来形容的典型农村景象。”山老长久望着窗外，向记者回忆着当时的景象，“那时镇上还没有通电，四野里漆黑如墨，农学院和农校等有条件的单位，大多都是自己备有发电机发电。”

    就是在这么个土得掉渣的小镇，新中国筹建着中科院在西北地区的首个研究所。“当时我们到达时，被铁丝网圈起来的100多亩地里，只有一幢刚刚打了地基的二层实验楼。第二年（1955年）3月，研究所筹备组才正式挂牌成立。”山仑介绍说，首批筹建成立研究所的20多名职工，被安排在几排简易的平房里，晚上靠蜡烛照明，喝水吃饭都得到对面的农校去担去吃。“即便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但每个人的心情却无比乐观和自豪，每天都争先恐后地为研究所添砖加瓦。”

    建成后的研究所在1958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之后又相继于1964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1979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与水利部双重管理后再次更改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1999年，研究所参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并共建，添加了“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研究中心”的牌子。

    山仑这批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进所不久，就被安排了一堂入门实践课，由中国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奠基人之一的任承统先生带队，前往甘肃天水、定西、兰州等黄土丘陵地区去展开调研学习。触目惊心的水土流失和干旱、贫瘠的土地与贫困的农民，给山仑留下深刻的印象。“调研过程中，我们有时就住在当地群众的家里，那种广种薄收、劳而无获、烧草根、吃糠面的景象，实在太令人震惊了！”

    据山仑回忆，那次实习活动持续了两三个月，回到杨陵已经是落雪季节。对那段记忆，他后来写道：“作为一名探索未知、以解决难题为己任的科研人员，艰苦已成为幸运和自豪的组成部分。”

    1955年春，山仑跟随水保专家蒋德麟、伍学勤到陕北绥德开展试验。贫瘠落后的现状，迫使他决心要全心全意服务生产，解决农民难题。他根据当地农业特点，提出了草田轮作研究的建议，得到了两位专家的首肯。经过两年试验，1957年夏，山仑与导师伍学勤、王笃庆联名在《黄河建设》上发表了《陕北坡地牧草栽培和水土保持》的论文，从此走上旱地农业治理之路。

    1958年，山仑被国家选派到前苏联留学。在苏联灌溉生理学家彼季诺夫导师的悉心教育下，山仑不仅在专业知识领域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独立思考和事必躬亲的科学态度。

    科学没有背叛，只有发展。山仑受教的导师当时是充分灌溉的主流学派，而山仑在自己的实验中发现，当小麦灌浆期水分不足时，一个时期内光合产物向籽粒的运转反而会加快，籽质饱满并没有降低。自此，他对整个生育期是否要一直充分供水产生了怀疑。从怀疑到反复验证，并刻意了解了许多非主流学派的非充分灌溉原理，这对他后来倡导的有限灌溉和有限水的充分利用等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事业步入巅峰期

    1964年，随着研究所的更名，山仑的研究方向和任务也被迫做了相应调整，这让他遭遇到从未有过的失落感。

    1965年春，研究所组织科研人员前往山西省离石县科技下乡，一方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方面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那次，山仑带领一个六人小组进驻五里后村蹲点。“村子位于黄河峡谷地区，因为离公社有五里山路而得名。”山老回忆说。

    命里注定的事儿，想躲也躲不过去。山老笑着告诉记者，“你说巧不巧，那年整个黄土高原地区遭遇严重干旱，八九月份秋作物生育期间的降水量仅为常年的三分之一，按照常理收成必然要遭遇大面积减产。但我们采取了扩种抗旱作物，适时早播，担水点浇，增施肥料等措施，取得了粮食总产量略低于正常年份的收成。”

    此次蹲点经历，成为日后山仑展开旱地农业研究之路的起跑点。

    通过长期实验和研究，山仑得出了“与其他作物相比，高粱叶片具有在低水分含量下维持较高膨压能力”的结论，还发现“玉米虽对水分十分敏感，但其生长后期抗旱性有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他根据生长正常的玉米地反比萎蔫严重的玉米地土壤水分含量低得多这一现象，于日后提出了“干旱条件下黄土高原产量低下的主要原因不是降水不足，而是对降水未能有效利用”的论点，藉此走上了实践“农业中少量水高效利用”之路，继而引申出后来的“有限水高效利用的生理生态基础”研究，并进一步提出“生物节水”的重要理论。

    山老坦言，在五里后村的蹲点，是他真正步入作物抗旱生理与旱地农业这一研究航向的关键期，他甚至觉得，没有五里后村的起航，就不会有后来的方向探索和收获。

    1980年底，山仑被任命为宁夏固原县委副书记。次年1月27日，《人民日报》以题为《固原县为啥要请科学家参加县委》做了报道。2月17日，《光明日报》又以题为《他们爱山区，各族人民更爱他们》解读了“为啥”这个问题。相关资料显示，我国于1985年起，正式开始向地方选派科技副职干部，以利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地方经济持续发展。

    在固原的十年里，年过半百的山仑主持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攻关课题，在固原和彭阳两县建立了3个试验示范区，17个科研试验点，沿着“退耕、改制、种草、还牧”的方向，探索着旱地农业良性生态体系的新路子。

    1988年，山仑获得第三届“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翌年5月，62岁的山仑“轻松”地戴上了院士的桂冠，成为水保所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人说山仑的这个院士得来最轻松，而山老却坦诚：诸如科学大师法拉第所言，“我不能说我不珍视这些荣誉，并且我承认它很有价值，不过我却从来不曾为追求这些荣誉而工作”。

    山仑院士的科技成就和贡献大体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他是最早倡导加快我国旱地农业发展的专家之一，开拓了旱农研究的新领域；其二、他所主持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研究等项目，成为旱农界的增产技术研究热点；其三、他所探索出的旱农增产新路子，使农田生态步入“草—畜—肥—粮”的良性循环；其四、他所开拓出的旱地农业生理生态领域研究，改变了作物的用水方式，减缓了人类面临的水资源危机，为发展节水型农业开辟了广阔前景。

    女儿眼中的父亲

    山老拥有一个非常幸福和谐的家庭，三代12口人，夫妇相敬如宾，儿孙绕膝。老伴郭礼坤不仅与他珠联璧合，更是家里的大总管。六十年的风雨同行，让两个老人心灵贯通，默契与共。

    据女儿山颖介绍，他们兄妹三个，大哥山立和自己都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职，与父亲住得近，几乎天天都能相见。小哥山冰一家定居于美国，但每年都会定期回来探望二老。“今年5月2日，我父母结婚五十九周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2007年5月我们兄妹在河南开封为二老举办金婚庆祝会的情景。”

    在山颖的心目中，父亲是个敏于行纳于言但却相当温和可亲的人。“可能是由于我是惟一的女孩子，所以记忆中父亲对我管得比较松，也比较宠爱。我和哥哥们的学习和生活，大多都是母亲操持，加之他常年要去野外工作，所以回到家里爱我们还来不及，加上性格关系，根本不会对我们太严厉。”

    让山颖记忆深刻的是，自己10岁左右时，由于身体不好休学，父母又要去甘肃野外工作，就只好把她带在身边。“我从小就很熟悉父亲的工作环境，他们下试验地工作，我不是跟着在一旁静静‘观摩，就是自己在农舍驻地附近独自玩耍，所以自小我就养成了照顾自己，不给大人添乱的习性。”

    在三个孩子眼中，父亲是个视工作为生命的人，当工作与家事发生冲突时，父亲永远把工作摆在第一位。“记忆中，那时和父亲的交流，大多只是饭桌上的只言片语。如果哪天父亲来幼儿园接我们，那简直就像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山颖当着父亲的面笑着说。而一旁的山老仿佛并未听见，望着窗外的眼神，似乎又将他拉回到那段艰辛的岁月。

    山颖给记者看了小哥山冰写的一段话：其实，父亲的关怀就是这样，时而是一盏灯，时而是一把伞，时而是一棵树，时而只是一缕清风，但却一直是孩子们最坚强的依靠。

    山颖说，她比两个哥哥吃的苦少。1990年，她进入中科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工作，先是被分在宁夏固原实验站，母亲退休后接替母亲担任了山仑课题的秘书，至今一直打理着父亲的各类事物。“父亲所说的那句座右铭，或许也会成为我这辈子的行为准则：一辈子哪怕只干好一件事，就不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长期培养。”

    据山颖介绍，上世纪80年代，父亲最先提出了旱地农业生理生态研究方向。“从非专业的角度看，感觉生涩而高深，但当你站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去了解它，便会觉得它与我们如此贴近，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山颖说，对旱地农业生理生态的研究，引发和衍生出枝节繁杂的诸多实践研究，其中逆境成苗生理生态研究等很快以论文的形式逐一发表。但对父亲来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才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

    “上世纪60年代，我父亲在山西五里后村的大田实践中，就已经获得深刻的感悟，对逆境成苗机理的研究让他着迷。”看得出，山颖对父亲的研究也已深谙一二。“父亲坚信在植物生长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无限的奥秘等着人们去揭示，比如从抗旱角度来讲，植物自身抗旱能力究竟有多强？每个生长阶段对水的需求是怎样？植物体内的水分它们是如何利用的？外界的水分给予多少就够它们生长？”

    2005年，第267次香山科学会议期间，《科学时报》一篇“让农作物为自己解渴”的文章，聚焦了山仑所提出的生物节水技术，引发与会者的普遍关注。“沿着我父亲的科研生涯看去，似乎并无多大玄机的论断，却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他毕生为旱地农业的增产增收、节水农业的节水增产，不遗余力地劳心劳智。”

    山颖告诉记者，父亲退休后，并未有足够的时间弄孙养花颐养天年，好像各种会议变得更多了，“昨晚我们才从宝鸡参加一个会议回到杨陵”。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要为再造山川秀美黄土高原提建议、为解决黄河断流问题提建议、为雨水集流补充灌溉提建议、为保护性耕作提建议、为农业抗旱提建议、为革命老区水土流失治理提建议、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

    山仑说，有生之年，肩上的这副担子看来不可能卸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