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的成因及真相考述

    丁健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复出，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其对武昌起义后的政局走向，乃至辛亥革命的结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深受史界与坊间的双重重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起步较早，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的主要内容包括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是如何决策起用袁世凯的，袁世凯是否应诏出山，袁世凯出山是否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袁世凯所上应行筹办各事务一折的具体内容等等。实际上，辛亥革命袁世凯出山的真相是唯一的，不可能有多个，更不可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由于档案材料的匮乏，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治史者都难以窥探真情，久而久之，因因相传就成了现在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什么会如此，主要与当时报刊舆论的强势宣导及后世治史者疏于考证有关。

    一、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出山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

    （一）报刊舆论对袁世凯出山问题的强势介入

    武昌起义爆发后，国内新闻媒体对革命形势争相转载、发表论说，对袁世凯复出问题也给予充分的关注。这些报道，不仅能满足人们渴望获取政治内幕信息的心理，而且影响极大。当时报刊舆论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建构，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1.袁世凯是否应诏出山问题

    有的认为袁世凯必将出山。《申报》在清廷决定起用袁世凯后的第三日就指出：“北京政界皆信袁世凯此次必将出山，因已授以大权。且袁氏为革命党最嫉恨之人，设不受任，亦必预受危险也。”[1]有的认为袁世凯不会出山。持此论者大多聚焦于三年前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旧怨，所以，在袁世凯再起问题上竭力渲染袁氏一方不愿出山。《顺天时报》在清廷下谕复起袁世凯的第四日就报道了袁世凯的态度：“臣虽不肖，深受国恩，本应力疾从征，以答圣明，但因自去以来，查有脚疾，迄今未痊，身体作动颇不灵捷，仰祈圣鉴。”[2]不仅如此，就连沪上有名的《时报》也认为袁世凯出山并无其事。

    2.政府如何起用袁世凯问题

    清廷决策起用袁世凯是一件极为私密的事情，关于清廷起用袁世凯一事的内幕揭露，较早关注的是《大公报》：“由庆邸亲作手书，派阮忠枢赍往殷殷劝驾。又闻荫午帅于出京时，涛贝勒送至前门车站，谆嘱道：‘出彰德时须亲造袁慰帅处，请其顾念时局，从速出山。”[3]最为称奇的是《申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京师盛传庆王扈驾西巡之说，其实庆王连日请假，系赴彰德亲访袁世凯劝其出山。”[4]总之，在未能准确获知清廷到底是如何运作起用袁世凯一事上，报刊舆论的强势介入，导致真假参半，或以假乱真，甚或真亦假来假亦真，使局势更为扑朔迷离，人心更为淆乱。

    3.袁世凯出山是否附有苛刻政治条件问题

    袁世凯出山是否附有政治军事条件，是当时报刊舆论聚焦袁世凯出山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热点。在传统价值体系之下，这是对袁世凯的政治品质甚至其个人道德素养的一个重要检验。

    关于袁世凯出山所提的政治条件，起初，报刊舆论的报道都是零散的，不成体系，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以及政界人士更多信息的透露，袁世凯出山所提的条件渐渐浮出水面，而且内容更为丰富。相继出现了八条件说、七条件说。即“一、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二、另刊关防；三、长江水陆各军统归节制，荫昌亦须受其调遣；四、调用旧员二十一人（内有段芝贵、赵秉钧、倪嗣冲、雷震春四人，余未详）；五、关于财政，不准度部留难掣肘。以上五款，经监国会同总协理大臣集议一次，含糊允之，其余三款未经发表，无从探悉。”[5]接着有报纸透露袁世凯出山所提条件为七款，相比之前不仅增加了两条，而且具体内容亦有差异：“一、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二、长江水陆各军统归节制；三、调用旧属人员；四、明年开设议会；五、开设责任内阁；六、剿讨革党以宽大为主；七、解党禁等语。监国摄政王已交内阁大臣筹议。”[6]由于缺乏原始档案材料的支撑，这样的说法久而久之就被民众接受了。

    可见，关于袁世凯出山条件，报纸舆论的意见并不一致，真伪难辨。而后世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因档案资料的缺乏，显然难以摆脱舆论强势介入造成的影响。

    （二）后世对袁世凯出山问题的建构

    报纸舆论强势介入对袁世凯出山前后史实的建构，尽管尚存有观点前后不一、甚至互相抵触的缺陷，但其影响比较有限。实际上，对袁世凯出山前后相关史实叙述方式影响最深的是后世史家以及各类通俗历史读物。

    1.辛亥革命后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典型建构及影响

    袁世凯出山问题，无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还是研究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的历史，都是无法忽视的重要环节。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凡是涉及上述两项研究的，大都无法回避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建构。在这些著述中，对后世影响最大、最为典型的是李剑农先生，其次是陶菊隐先生。

    李剑农先生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稍后又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不仅最先比较详细且系统地对袁世凯出山前后史实进行了梳理，而且影响的范围广、时间长。

    陶菊隐对袁世凯出山史实的建构，与李剑农先生相较，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上的超越，稍有不同的仅仅是其所建构的“具体史实”有异，在没有获取诸多历史当事人信息的情况下，用了很多合理之想象，甚至没有事实根据的替历史当事人袁世凯进行了主观表达。

    当然，后世学人除了继承李、陶思想之外，也对袁世凯出山史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由于未掌握充分的历史根据，许多建构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篇幅有限，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2.今人对袁世凯出山史实建构的质疑与批评

    李剑农、陶菊隐等前辈学者对袁世凱出山史实的建构，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民间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所建构的具体史实几乎成为学界共识，难以更改。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对此产生怀疑，并提出商榷，遗憾的是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结语

    由上观之，袁世凯复出时所提应行筹办各事八条，都在其职守范围之内，并未有僭越之图，亦难明确看出其带有要挟式的政治诉求，主体内容都是为镇压南方革命起事服务。可是，本来应该清楚的史实之所以形成目前一个有待彻查清楚的历史问题，主要是因为后来治史之人，由于受官方档案以及有关这一事件的直接私密函電未公布因素的影响，在建构史实的情况下，只能去而求其次，使用除此之外的报刊史料、亲历人回忆录等。但是，治政治史，特别是揭露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仅仅依靠报刊舆论资料，回忆录等，不仅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袁世凯年谱长编”（16FZS055）前期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专电[N].申报.1911年10月17日：第一张第四版.

    [2]袁宫保之辞鄂督问题[N].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911年10月18日）：第七版.

    [3]要闻[N].大公报.1911年10月18日.

    [4]专电[N].申报.1911年10月26日：第一张第三版.

    [5]京师之鄂乱谈[N].申报.1911年10月25日：第一张第七版.

    [6]袁制军条陈要项[N].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三十日（1911年10月21日）：第七版.

    [7]骆宝善，刘路生.袁世凯与辛亥革命[J].史学月刊， 2012（3）：77-83.

    [8]袁世凯.扑灭武汉革命军应行筹办各事务，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83-89.

    [9]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M].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1579-1580.

    [10]骆宝善，刘路生.袁世凯全集第19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28.

    [11]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15-217.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55.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