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容与方法的企业文化管理综述
王辉
摘要：本文从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管理、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对企业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就国内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管理 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混合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企业文化理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形成于美国。是继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丛林学派管理理论之后，世界企业管理史上的“第四次管理革命”。 [1]而真正标志着理论诞生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特雷斯·E·迪尔（Terence E.Deal）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Allan A.Kenndey）在1982年7月合著的《企业文化》一书的正式出版。
国内企业管理实践从最初的经验管理阶段发展到科学管理阶段，再到现在的文化管理阶段几乎与国外同步，都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相比国外已经具有的成熟理论和测评方法，国内无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所存在的问题都值得我国学者和企业界共同探究和解决。
1 企业文化与企业文化管理（Corporate Culture manage）
在管理实践中，雇佣契约不可能列举出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而当契约中未明确规定的情况发生时，就显现了管理问题，而企业文化被Vepsalainen与Camerer理解为是用来解决管理问题（Managerial Problem）的一种方案，其为企业管理者和雇员指明了墨守成规的恰当（Appropriate）行为。
企业文化定义至今没有统一明确，但综合来看，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企业文化是指导组织内一切行为的共有价值观或哲学，体现着“以人为本”管理理念，强调把企业建成一种人人都具有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命运共同体，其内涵比较专一，既不包括厂房、设备、产品之类的物质性因素，也不包括科技知识，更不包括行政性的规章制度。国内学术界不满足于国外企业文化理论的现状，试图给企业文化下一个较为严谨的正式定义，先后出现过几十种不一致的说法，罗长海根据下定义的辩证逻辑原则，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对环境挑战所作的应战，包括企业的应战过程和结果，是企业在应战过程及其结果中所努力培育并实际体现出来的以文明取胜的群体竞争意识，以及人的其他全部本质力量。[2]在这一定义中强调的“以文明取胜的群体竞争意识”，既总结了资本主义企业近几十年来的管理实践，又概括了社会主义企业发展商品生产的管理实践。
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已经发展为企业学的分支学科，其与企业管理学具有同等地位，并且密不可分。因此，学术界将企业文化管理作为一个理论进行研究得出，企业文化管理是企业文化管理主体以塑造和发展优秀的企业文化为核心管理目标，以企业文化为基本管理客体，所实施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3]基于不同视角，国内企业文化管理模式可以依据所有制、价值理念等分为不同类型，本文按照企业和员工间关系分为形式：第一种以华为等为代表的“团结竞争型”企业文化，其倡导的“高度团结一致”能迅速抓住市场机遇，但由于过度激烈的“竞争和扩张”容易导致员工压力过大；第二种以格力等为代表的“领导权威型”企业文化，这种模式将胜的机会和败的风险都集中于领导者个人；第三种以格兰仕为代表的“员工信仰型”企业文化，这种模式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2 研究内容及方法
2.1国外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及局限
Quinn和Rohrbaugh（1983）作为定量研究代表，首次通过建模将企业文化的特征指标化，其开发的测量工具被后续研究广泛应用，但此类研究仅停留在数据层面，没能深度挖掘其组织机理。作为企业文化定性研究的代表，Schein（1990）的贡献在于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企业文化理论框架结构，但此类方法因为缺乏更客观的数据支持而无法进行绩效评估。Hofstede（1980）将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即搭建了文化测量多维模型又定性分析文化差异，突破了单独定性或定量方法的局限。
2.2国内研究及采用的研究方法
早期國内研究主要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比如蔡伟祥、朱镇邦（1988）从企业文化角度分析了日美企业管理的差异，其研究全面对比了文化背景、价值理念、经营机制、决策方式、管理指标体系、福利待遇等；[4]进入21世纪，国内研究理论趋向成熟，陈丽琳（2006）认为不同的人性假设奠定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的管理理论，“文化人”的基本假设奠定了企业文化管理理论；[5]张向前（2007）认为和谐社会企业文化应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强调服务社会理念、注重生态文化、建立共同愿景、发扬企业文化个性；[6]王斌（2008）紧抓理念的升华和实践的深化，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7]李昆（2009）认为由“深航罗盘”企业文化管理模式提炼出的富有真情文化、事业文化、创新文化和责任文化有力提升了深航的凝聚力、竞争力、创造力、品牌力；[8]王力刚（2010）同样以云南省烟叶公司为个案，深入研究了“磁场效应”管理模式，把企业文化的建设与管理有机结合起来；[9]李宝生（2016）利用战略地图、平衡计分卡等管理工具和六阶段战略管理体系，有效解决对企业文化这种战略性资源的描述、衡量和管理等问题从而最终解决企业文化管理的有效性问题；[10]吴清一（2017）的基于CHS管理模式对企业文化绩效信度检验是国内有代表性的定量研究。[11]
通过访问中国知网，以“企业文化管理”为主题进行检索，共CSSCI和核心期刊85篇，主要内容涉及理论基础、落地实践、创新发展、测量诊断评估四个方面，从图中可以看出，理论研究占比37%，实践研究占比51.8%，理论和实践研究合计约89%，说明国内研究非常重视理论体系的建设，并将大量研究成果用来指导实践。但测量、诊断、评估方面的研究占比7.4%，这也说明了目前国内研究用来测评企业文化的工具较少，从而导致了企业文化很难进行绩效评估和量化比较；同时文化创新方面的研究仅3.7%，说明以往研究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经验，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不足。
在图1中较清晰的说明，目前国内研究大多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占比高达66.7%；思辨研究的比例也达到25.9%接近四种方法的平均水平；而定量研究占比7.4%，说明国内研究缺少大量客观数据支撑，这与企业文化本身不易量化评估有很大关系；定量研究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的匮乏。
3 研究方向及建议
加大创新方面的研究，强化创新能力，尤其注重创新思维的培养、创新工具的使用，建立长效机制，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创新，并对创造性成果加快转化运用；运用数学模型及测量工具分析企业文化，如平衡计分卡、CHS管理模式绩效测度体系等，使企业文化管理更易于量化比较，从而具有融合性、落地性、可操作性；由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自的局限，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应是后续研究应该更多采用的研究方法。过分依靠定量研究可能陷入数据的表象而很难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且定量的研究并不能解决企业文化的所有问题，尤其是意义层面的内涵；过分依靠定性研究方法而没有数据的支撑，将使观点缺乏说服力。但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优劣，区别仅仅在于适用方法的场合不同。混合方法即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其优点至少有三：第一，定性和定量研究互为补充，定量研究的价值在于它的客观描述，而定性研究的作用在于它的解释能力；第二，定性研究为定量研究提供理论根据，也为验证性的定量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第三，由于定性研究样本一般较少，定量研究便于揭示更多隐匿的真相。
参考文献：
[1] 郭纯金.企业文化[M].廣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2] 罗长海.企业文化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 张勉，张德.组织文化测量研究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8）：2- 7.
[4] 蔡伟祥，朱镇邦.从企业文化看日美企业管理的不同特点[J].外国经济与管理，1988（2）：2- 4.
[5] 陈丽琳.“文化人”的基本假设奠定了企业文化管理理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9）：189- 191.
[6] 张向前，等.和谐社会企业文化管理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2007（2）：132- 136.
[7] 王斌.略论企业文化管理的构建与意义[J].企业改革与发展，2008（4）：153- 156.
[8] 李昆.转型期中国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的研究——以深航罗盘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为例[J].当代财经，2009（8）：74- 79.
[9] 王力刚.“磁场效应”文化管理模式初探——云南省烟叶公司企业文化管理之路[J].思想战线，2010（s2）：124- 126.
[10]李宝生.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文化管理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12）：109- 112.
[11]吴清一.基于CHS管理模式的企业文化绩效信度检验[J].企业管理，2017（24）：179- 182.
摘要：本文从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管理、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对企业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就国内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管理 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混合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企业文化理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形成于美国。是继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丛林学派管理理论之后，世界企业管理史上的“第四次管理革命”。 [1]而真正标志着理论诞生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特雷斯·E·迪尔（Terence E.Deal）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Allan A.Kenndey）在1982年7月合著的《企业文化》一书的正式出版。
国内企业管理实践从最初的经验管理阶段发展到科学管理阶段，再到现在的文化管理阶段几乎与国外同步，都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相比国外已经具有的成熟理论和测评方法，国内无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所存在的问题都值得我国学者和企业界共同探究和解决。
1 企业文化与企业文化管理（Corporate Culture manage）
在管理实践中，雇佣契约不可能列举出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而当契约中未明确规定的情况发生时，就显现了管理问题，而企业文化被Vepsalainen与Camerer理解为是用来解决管理问题（Managerial Problem）的一种方案，其为企业管理者和雇员指明了墨守成规的恰当（Appropriate）行为。
企业文化定义至今没有统一明确，但综合来看，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企业文化是指导组织内一切行为的共有价值观或哲学，体现着“以人为本”管理理念，强调把企业建成一种人人都具有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命运共同体，其内涵比较专一，既不包括厂房、设备、产品之类的物质性因素，也不包括科技知识，更不包括行政性的规章制度。国内学术界不满足于国外企业文化理论的现状，试图给企业文化下一个较为严谨的正式定义，先后出现过几十种不一致的说法，罗长海根据下定义的辩证逻辑原则，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对环境挑战所作的应战，包括企业的应战过程和结果，是企业在应战过程及其结果中所努力培育并实际体现出来的以文明取胜的群体竞争意识，以及人的其他全部本质力量。[2]在这一定义中强调的“以文明取胜的群体竞争意识”，既总结了资本主义企业近几十年来的管理实践，又概括了社会主义企业发展商品生产的管理实践。
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已经发展为企业学的分支学科，其与企业管理学具有同等地位，并且密不可分。因此，学术界将企业文化管理作为一个理论进行研究得出，企业文化管理是企业文化管理主体以塑造和发展优秀的企业文化为核心管理目标，以企业文化为基本管理客体，所实施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3]基于不同视角，国内企业文化管理模式可以依据所有制、价值理念等分为不同类型，本文按照企业和员工间关系分为形式：第一种以华为等为代表的“团结竞争型”企业文化，其倡导的“高度团结一致”能迅速抓住市场机遇，但由于过度激烈的“竞争和扩张”容易导致员工压力过大；第二种以格力等为代表的“领导权威型”企业文化，这种模式将胜的机会和败的风险都集中于领导者个人；第三种以格兰仕为代表的“员工信仰型”企业文化，这种模式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2 研究内容及方法
2.1国外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及局限
Quinn和Rohrbaugh（1983）作为定量研究代表，首次通过建模将企业文化的特征指标化，其开发的测量工具被后续研究广泛应用，但此类研究仅停留在数据层面，没能深度挖掘其组织机理。作为企业文化定性研究的代表，Schein（1990）的贡献在于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企业文化理论框架结构，但此类方法因为缺乏更客观的数据支持而无法进行绩效评估。Hofstede（1980）将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即搭建了文化测量多维模型又定性分析文化差异，突破了单独定性或定量方法的局限。
2.2国内研究及采用的研究方法
早期國内研究主要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比如蔡伟祥、朱镇邦（1988）从企业文化角度分析了日美企业管理的差异，其研究全面对比了文化背景、价值理念、经营机制、决策方式、管理指标体系、福利待遇等；[4]进入21世纪，国内研究理论趋向成熟，陈丽琳（2006）认为不同的人性假设奠定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的管理理论，“文化人”的基本假设奠定了企业文化管理理论；[5]张向前（2007）认为和谐社会企业文化应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强调服务社会理念、注重生态文化、建立共同愿景、发扬企业文化个性；[6]王斌（2008）紧抓理念的升华和实践的深化，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7]李昆（2009）认为由“深航罗盘”企业文化管理模式提炼出的富有真情文化、事业文化、创新文化和责任文化有力提升了深航的凝聚力、竞争力、创造力、品牌力；[8]王力刚（2010）同样以云南省烟叶公司为个案，深入研究了“磁场效应”管理模式，把企业文化的建设与管理有机结合起来；[9]李宝生（2016）利用战略地图、平衡计分卡等管理工具和六阶段战略管理体系，有效解决对企业文化这种战略性资源的描述、衡量和管理等问题从而最终解决企业文化管理的有效性问题；[10]吴清一（2017）的基于CHS管理模式对企业文化绩效信度检验是国内有代表性的定量研究。[11]
通过访问中国知网，以“企业文化管理”为主题进行检索，共CSSCI和核心期刊85篇，主要内容涉及理论基础、落地实践、创新发展、测量诊断评估四个方面，从图中可以看出，理论研究占比37%，实践研究占比51.8%，理论和实践研究合计约89%，说明国内研究非常重视理论体系的建设，并将大量研究成果用来指导实践。但测量、诊断、评估方面的研究占比7.4%，这也说明了目前国内研究用来测评企业文化的工具较少，从而导致了企业文化很难进行绩效评估和量化比较；同时文化创新方面的研究仅3.7%，说明以往研究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经验，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不足。
在图1中较清晰的说明，目前国内研究大多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占比高达66.7%；思辨研究的比例也达到25.9%接近四种方法的平均水平；而定量研究占比7.4%，说明国内研究缺少大量客观数据支撑，这与企业文化本身不易量化评估有很大关系；定量研究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的匮乏。
3 研究方向及建议
加大创新方面的研究，强化创新能力，尤其注重创新思维的培养、创新工具的使用，建立长效机制，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创新，并对创造性成果加快转化运用；运用数学模型及测量工具分析企业文化，如平衡计分卡、CHS管理模式绩效测度体系等，使企业文化管理更易于量化比较，从而具有融合性、落地性、可操作性；由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自的局限，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应是后续研究应该更多采用的研究方法。过分依靠定量研究可能陷入数据的表象而很难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且定量的研究并不能解决企业文化的所有问题，尤其是意义层面的内涵；过分依靠定性研究方法而没有数据的支撑，将使观点缺乏说服力。但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优劣，区别仅仅在于适用方法的场合不同。混合方法即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其优点至少有三：第一，定性和定量研究互为补充，定量研究的价值在于它的客观描述，而定性研究的作用在于它的解释能力；第二，定性研究为定量研究提供理论根据，也为验证性的定量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第三，由于定性研究样本一般较少，定量研究便于揭示更多隐匿的真相。
参考文献：
[1] 郭纯金.企业文化[M].廣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2] 罗长海.企业文化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 张勉，张德.组织文化测量研究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8）：2- 7.
[4] 蔡伟祥，朱镇邦.从企业文化看日美企业管理的不同特点[J].外国经济与管理，1988（2）：2- 4.
[5] 陈丽琳.“文化人”的基本假设奠定了企业文化管理理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9）：189- 191.
[6] 张向前，等.和谐社会企业文化管理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2007（2）：132- 136.
[7] 王斌.略论企业文化管理的构建与意义[J].企业改革与发展，2008（4）：153- 156.
[8] 李昆.转型期中国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的研究——以深航罗盘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为例[J].当代财经，2009（8）：74- 79.
[9] 王力刚.“磁场效应”文化管理模式初探——云南省烟叶公司企业文化管理之路[J].思想战线，2010（s2）：124- 126.
[10]李宝生.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文化管理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12）：109- 112.
[11]吴清一.基于CHS管理模式的企业文化绩效信度检验[J].企业管理，2017（24）：179- 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