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
徐弃郁
关于中美两国多方人士热议的“修昔底德陷阱”，其真正意义在于提出一种警示，提醒精英阶层和大众清醒认识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但其警示意义也绝不应夸大，因其无法覆盖当今世界的一些重要变化。在这些旧的变量面前，传统国际政治逻辑的惯性不会消失，但其最终结果一定会受到影响。
近年来在涉及中美关系的新词汇中，“修昔底德陷阱”的使用频率无疑名列前茅。不仅国内外学者为之展开激烈的争论，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在公开场合加以引用，标志其已经进入决策话语体系。然而，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仍在发展，其中的一些问题反而更加复杂化，使人们更难对中美关系的现实做出准确判断。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均有所增强的情况下，进一步解读“修昔底德陷阱”确有必要，以便廓清我们的语境，更好把握中美关系的趋势。
“修昔底德陷阱”的由来
在西方经典战略研究中，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有着特殊地位，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位于战略典籍之首。对于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他将战争起因总结为一句著名论断：“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这一论断如此醒目，以至于后人往往忽略了古希腊语中“不可避免”一词的语气远弱于现代汉语和英语，也忽略了修昔底德忠实撰写的具体史实。比如，斯巴达并不害怕雅典的实力，真正急于打仗的不是雅典和斯巴达，而是第三强国科林斯，等等。这一论断经过后世反复引用，已经被当成解读大国崛起和大国战争的重要历史规律，并且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在这里，修昔底德已经不再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修昔底德，其丰富的思想、深邃的洞察被符号化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句式。只要提到修昔底德，往往就暗示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零和”竞争以及最终难以避免的大规模对抗。
因此，当中国实力迅速上升、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突出的时候，美国国际政治学界重提修昔底德也不出意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于2012年8月22日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文，首次运用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在这篇不到800字的短文中，阿利森将“修昔底德陷阱”称为“历史学家的隐喻”，意指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竞争所带来的危险，而全文的问题则是中国崛起能否避免这种“修昔底德陷阱”。就此，该文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对中国崛起后的中美关系前景表示不乐观，其主要依据就是历史经验，称1500年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案例中多数以战争告终；第二，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目的不是要说明悲观的结局不可避免，或者说“国家领导人是历史铁律的俘虏”，而是要认识两国所面临挑战的艰巨性。因此中美两国必须更加坦率地讨论可能的对抗和热点，并根据对方的核心要求进行自我调整。[2]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正值中美在南海问题、中日在东海问题上关系紧张之时。实际上，从2010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后，中美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不断增加，双方在地区事务特别是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关系趋于紧张。中美两国的学界已经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表示担心，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如何降低相互间的不信任感，比如中国学者王缉思和美国学者李侃如合著的《中美战略互疑》就体现了这一倾向。[3]“修昔底德陷阱”在内容上延续了这些看法，其不同之处在于，由于“修昔底德”一词反映出一种强大的传统语境，因而体现出更多历史含义甚至是历史宿命，所以对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的艰巨性”强调得更加充分。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是对中美关系现状或未来的真实描述，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总结或历史归纳，而是一种建立在粗线条历史梳理基础上的抽象概念，最终的落脚点是对中美关系的政策建议。所以，“修昔底德陷阱”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更大，与学术特别是历史研究的关系较小，属于学者对政府的提示和喊话。
对“修昔底德陷阱”
的反应、争论及错位
“修昔底德陷阱”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关注。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美国、中国和修昔底德：北京和华盛顿如何避免典型的不信任与恐惧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发表了《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4]这些文章与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立意基本一致，重点在于政策建议，即如何避免中美重蹈历史上大国争衡的覆辙。政界特别是决策层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反馈总体上比较正面。在中国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接受美国《世界邮报》专访时就公开使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提出中美两国“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中国正视历史上其他大国的教训，将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再度提到该词，明确指出“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来自大国之间战略误判。9月25日，习主席在美国国会山集体会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时又指出：“中美关系发展要防止跌入所谓大国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要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在中国对外话语中，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恰恰可以视为“修昔底德陷阱”的解决途径，两者实际上构成了相反相成的一对概念。在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同样强调中美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总体来看，决策层没有也不可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提法在学术上进行较真，而是将这一提法作为抽象的警示概念接受下来并做出正面回应。这基本符合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和最初立意。
而学术界对其质疑则一直存在，特别是2014年一战百年的纪念更使得“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升温。[5]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不少学者参与其中，争论的焦点大致有三个。
焦点之一：“修昔底德陷阱”是否适用当今时代。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修昔底德是在2000多年前做出的类似论断，今天的世界则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很可能走向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说法已经不适用于当代。柯庆生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其在新书《中国挑战》中专门指出，核武器出现、全球化进程、国际机制的发展、国际金融、跨国生产链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美面临着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6]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埃利克森也在国会听证中加以呼应，称“修昔底德陷阱”是“过时”的、“属于历史垃圾堆”，而且给中国方面利用，因此美国政府的话语体系应加以摒弃。[7]实际上，不少中国学者也否认“修昔底德陷阱”在当今时代的适用性。但是，阿利森教授坚持原先的立场，而且随着中美在南海等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他比2012年时更加强调中美对抗的可能性：“美国与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要高于目前大家所认识到的”，“当今时代首要的地缘战略挑战既不是暴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也不是复兴的俄罗斯，而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8]
焦点之二：“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提法本身在学术上是否严谨。“修昔底德陷阱”一经提出，就有学者将其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来进行评判，质疑其可靠性和严谨性。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副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属于立场一贯的“疑华派”，但在“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上却表示了异议。他在《当心“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一文中将反对意见集中于四个方面，比较有代表性：（1）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判断不能看成是一种历史铁律，历史发展应充分考虑人的能动性；（2）历史类比非常不贴切，如果将中美看成是雅典与斯巴达，那么谁是斯巴达、谁是雅典？换言之，美国自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执牛耳者，心理上不可能接受让中国来类比西方文明的正宗源头——雅典；（3）后来的历史特别是一战前的历史与修昔底德的论断不符，同是崛起大国的美、德、日与守成大国英国的关系发展差别巨大；（4）现实中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存在，但可能性不是必然性，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两国的决策者。[9]面对这些质疑，阿利森将历史上崛起—守成大国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案例研究，表示在其选择的16个历史案例中，一共有12个案例都是以灾难性的战争结束。[10]实际上，阿利森教授本人并非历史专业出身，其16个案例的选择和研究均存在问题，所以在效果上似乎适得其反，有越描越黑之嫌。
焦点之三：谁应为“修昔底德陷阱”负责。其中美国学者大多认为崛起大国应更多负责，也应更多自我控制，而中国学者则强调守成大国应负起更多责任，另有不少学者就中美是否会落入这样一个陷阱而争论。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干脆将“修昔底德陷阱”作为“极端现实主义”甚至是一种反华宣传加以揭批，或者深挖雅典帝国主义扩张的根源，这些就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从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反应和争论来看，政界更多将其当作一种警示性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历史规律的总结，因此中美两国的领导人的反应实际上符合了这一概念的政策建议性质。习近平主席后来一再提及这一概念，更是借用了其特有的语境来向世界强调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信心。相形之下，学界的争论焦点与提出这一概念的本意却不尽相符。正如前文所述，“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本身既不是现实的展望，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总结，因而学界争论的三个焦点实际上相关性并不很强，关于其学术严谨性的争论尤其有错位之嫌。平心而论，霍尔姆斯等人的反驳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因其对历史并非专熟，存在一些瑕疵。但有趣的是，阿利森教授本人面对质疑，居然也开始将“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来论证，而且还要证明其是一种历史规律，结果只能使争论越发偏颇，含义更加模糊，学术价值反而进一步降低。
“修昔底德陷阱”
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及其限度
因此，“修昔底德陷阱”的真正意义是在于提出一种警示，提醒精英阶层和大众清醒认识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的艰巨性来自其深远的历史背景，来自根深蒂固的西方战略文化传统，也来自现实政治的逻辑。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其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增长大多会被守成大国视为挑战，这种结构性的矛盾的确存在。更重要的是，这种矛盾和冲突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方的责任或“险恶用意”。在多数情况下，双方都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结果却可能引发对方的错误判断而导致紧张升级，发展成为典型的“安全困境”，最终导致双方战略性的摊牌。
深入观察中美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可以发现类似的趋势已经出现。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捍卫的是自身重大国家利益，而美国维护的则是其在地区盟国中的“可信度”或者威望，双方的让步空间都不多。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这种对峙将具有越来越深层的战略含义，“力量的较量”很容易滑向“意志的较量”。在美国方面，对中国的疑惧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往，美国一直认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有利于美国将中国纳入自身轨道。然而近期，这种基本认识开始受到公开质疑。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CFR）2015年3月发表报告，宣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试图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做法是错误的，“无疑帮助中国成为美国的未来对手”。[11]其对策就是要把中美之间的利益联系重新分割开，阻止甚至逆转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总体上看，这种在国际体系中排斥中国、以免中国过于强大的想法已经作为一种政策选项在美国出现。现实中，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取得突破，也可以看成是这种在国际体系中“排斥中国”的一种表现。这种倾向无疑将侵蚀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利益上的相互依赖，防止中美走向对抗的任务也因此变得更加艰巨，更加紧迫。
当然，“修昔底德陷阱”的警示意义绝不应夸大。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它无法覆盖当今世界的一些重大变化，其启示必然是单一的、线性的。目前，中美两个大国既竞争又合作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双方在亚太事务，特别是南海问题上的对立非常明显，互信程度难以提高，但在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却比较接近，承担着相似的大国义务。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成功反映出，中美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不仅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也有着相当大的合作空间，中美两国的密切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必要环节。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双方务实合作将“更多更好惠及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12]在这些新的变量面前，传统国际政治逻辑的惯性不会消失，但其最终的结果一定会受到影响。中美关系终将超越、也必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页。
[2] Graham Allison， “Avoiding Thucydidess Trap”，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2， 2012.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2265/avoiding_thucydidess_trap.html.
[3]王缉思、李侃如著：《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 Robert B. Zoellick， “U.S.， China and Thucydides： How ca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void typical patterns of distrust and fear？”The National Interests， 2013， July-August， pp.22-30； 郑永年：《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zheng-yong-nian/2012-09-04-95260.shtml.
[5]美方学者的观点可以参见Richard N. Rosecrance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
[6]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5， pp.37-62.
[7]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关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安全角色”听证会，2015年7月23日，http：//docs.house.gov/meetings/FA/FA05/20150723/103787/HHRG-114-FA05-Wstate-EricksonA-20150723.pdf
[8]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The Atlantic， Sep.24，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其历史案例研究参见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 Trap Case File： 16 major cases of rise vs. rule”，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4928/thucydides_trap_case_file.html
[9] James R. Holmes， “Beware the ‘Thucydides Trap Trap： Why the U.S. and China arent necessarily Athens and Sparta or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WWI”， http：//thediplomat.com/2013/06/beware-the-thucydides-trap-trap/
[10] 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 Trap Case File： 16 major cases of rise vs. rule”，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4928/thucydides_trap_case_file.html
[11]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 March 2015， p.18. 多位美国学者与作者会谈时表示，该报告不能代表CFR观点。然而作为CFR的一份大报告，其影响和象征均不能低估，在美政界已经产生不少共鸣。
[1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5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