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程颐思想中的“涵养致知”看宋代文人画

    吴小丽

    摘 要：“以文为上”的宋代，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是古今思想发展的关键点。宋代文人复兴儒学，成一代理学之风尚。其中程颐所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修养论对宋代绘画体系及其画家的建构和塑造有深刻的影响，使后代画家受益无穷。

    关键词：涵养致知；宋代绘画；文人画；画家

    一、“涵养致知”思想

    中国儒家思想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在其兼收并蓄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宇宙、道德、个体涵养的知性探究，将社会化、自然化、心理化、情感化，当成人的最后实在和最高本体，又有着极强的哲学性和思辨性。在儒家思想的发展中，受到了庄子的“逍遥游”、屈原之“此在”、禅宗意“冲淡”等各家各派思想的冲击，处于持续的发展状态，其中宋代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朝延续300多年，在结束了五代长期纷乱的局面后，统治者为了防止重蹈五代藩镇割据的覆辙，积极推崇“文治”，文人士大夫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在范仲淹所引领的“庆历新政”中，范仲淹、欧阳修、胡爰、孙复等人积极参政，倡导“复古劝学”，否定汉唐以来的训诂之学，主张复兴儒学，兴办教育，“理学”应运而生，出现了周敦颐、张载、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家，他们在不断地吸收改造释道哲理，进行内在批判，再建了孔孟传统，并使得理学思想成为宋代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的轴心精神，同时对宋代绘画的艺术风格及艺术思想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涵养致知”思想来源于程颐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遗书》卷十八），是程颐修养论的重要观点。程颐的修养方法“主敬”，“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静。”（《遗书》卷十五）所谓“敬”，程颐将“敬”解释为“主一”。“主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遗书》卷十五），“主一”即要求在心无旁骛的状态之中去修养心性，而“浩然之气”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集义才能生。“浩然之气，所养各有渐……须是集义乃能生。”（《遗书》卷十五）也就是说，“敬”是持己之道，还需要对外“集义”。又“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遗书》卷十八），“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遗书》卷十八）。故，程颐要求文人在保持自身心性的同时，要走出书房，走进或大或小的自然万物中去，以真诚心去认真体察，关怀其物象，穷其理，以提高理性自觉，并将此作为衡量自身义理的标准，最终达到提高内在修养的目的。而不可避于书屋，沉迷于书卷之中，要由内到外，由外而内循环性发展。由此自然万物的盛败被关注，文人墨客们在细致真实的观察中，理性斟酌心中所得，归纳笔墨形式，以求描绘出心中的“意理”。

    二、对宋代绘画产生的影响

    “涵养致知”要求画家们由内而外地观察自然万物，而后回归本体，最终实现人的内在精神修养和宇宙万物的理性和感受的圆形交融。在宋代绘画中，由五代时期绘画风格的延续至熙宁元丰之际出现了崭新的风貌。从其绘画分科日益明确，宫廷绘画、民间绘画、士大夫绘画呈现出了各自的艺术特色；绘画题材不断扩充，山水、花鸟、人物题材选择更加细致；绘画作品中的意蕴更加浓郁，文人绘画更加讲求理想境界的表现。借助于绘画作品去抒发心中所想、所感、所悟成为了文人画家们的普遍要求，依托山川、花鸟等客观事物的情感化、心理化、伦理化，或诉说心中抑郁之意，或笑谈自然予我之美，或袒露人生之义理，但凡观者面临其画，必有所感所悟所入中则可发现“涵养致知”被画家们所致用。

    （一）绘画分科的细化

    “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遗书》卷十八），程颐要求文人在追求心性修养中，在对自身进行反复思考时，不能排斥“观物”，要由对外观察，使心灵得以直接迅速地去领会，以促进自身修养的提高。“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以求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达到“一旦豁然贯通”即能了悟到伦理本体而贯彻在自己的行为中。在“格物”的过程中，为求自然知音，游走于万物之中，感触于万物之态，而遇物中之我，意中之我。使自然万物中，更多地赋予了人性的情态，使“自然的人化”不断被扩充，为了使微妙情感的表达可以依托更多的自然载体，万物生存环境、动态等变化被不断深入发现，自在自由的绘画题材呈现出繁荣之态。故而较之前代绘画的简单类目划分，如人物、山水、花鸟等，宋代画院有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而在《宣和画谱》著录藏画中，更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十门。在孝宗乾道三年著成的《画继》辑录画家时，则分为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等 8类。绘画艺术类目的细分，使得文人画家们的学习方向专门化，创作意识多元化，为后代画家的产生深远影响。

    （二）绘画题材多元化

    “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注精以一之，不精则神不转；必神与俱成之，神不与俱成，则精不明，必严重以肃之，不严则思不深，必恪勒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北宋理论家、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可见画家对于自然中的每一个景，不论大小，都要专注对待，要以思考的眼光去严谨入微探索自然萬物，升华对宇宙万物的哲学化认识，以提高自身“浩然之气”。在李嵩的《货郎图》中，货郎的担子，日常生活所需的针头线脑，小孩的零食等等都出现在画卷之上，琳琅满目，生活意趣十足。较之此前的绘画作品，李嵩的绘画题材更加生趣十足。漫步于自然的生态空间中，野蛮生长于自然中的汀花野竹、水鸟渊鱼独具某种人性本能和天然灵动，幽情小景的趣味盎然虽不及长卷山水的豪情万丈却满是闲逸。当画家的目光走出宫闱深院、高山远景，聚焦于最普通的事物时，绘画的题材将会扩大千百倍。当然伴随着商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市民阶层文化取向的转变，统治阶级对美术的爱好等因素，都使得画家在创作中审美和需求发生转变，有意识地进行绘画题材的多元化选择。

    （三）绘画意蕴的诉求

    宋代绘画由于文人的参与，常以情造景，以景比德，绘画作品开始注重主体的主观感受与客体的客观物象相互交融，透出生机和灵性。扬无咎画梅，体现“不慕名利，故不俯仰时好”文人耿直之气；郑思肖画兰，为“露根兰”，以示“土为番人夺去”的民族气节。同时“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郭熙《林泉高致 》）中都体现了画家意图在绘画作品中表达出对生活的风神和人生的理想，但又要以不呈现出确定的、具体的“诗情画意”和观念意绪，让观者走进绘画，自主产生审美感受中的想象、联想、情感、理解，画面由于未引向固定方向，而让观者产生一种自由和宽泛的理解的同时在预设的结构框架之中将思绪具体化，与画面本身产生物我同一的触动，读取画家的画面语言，感受绘画意蕴的情感和现实诉求。“无我”“有我”都是宋代画家所追寻的，不论是“无我”极客观事物的自我描绘，还是“有我”的浓郁情感的注入，都是需要画家从自身的感悟修养而发。而最重要的始终要回归画家的自身艺术修养、深邃的思想、广博的知识、完整的情感等。程颐所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对于画家的艺术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后代的绘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对后世绘画所产生的历史意义

    宋代绘画内容形式、风格意蕴、审美趣味争奇斗艳，从画家自身修养为发端，进而穷奇万物，实现自省和自觉。在对“真”“似”的追求和文人气与宇宙观的传达，宋代画坛如万花筒般缤纷灿烂，为后世绘画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技法指导。

    “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前者是北宋文人画家米芾所说，他追求平淡天真、自由天趣、个性抒发的艺术形式；后者是元四家之一倪瓒所说，他追求的“写胸中意气”自娱性的绘画观。两者在笔墨意趣中所求尽然相似。清代中后期“扬州八怪”，他们重视感受生活，强烈抒发性灵，恪守文人的文化情操和文人画传统，师造化、抒个性、用我法、重神似、端人品、博修养，笔墨纵横，锋芒显露，直抒胸臆。“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郭熙提出注重写生，强调画家要亲近自然，以求最真实的审美感受。元代画家赵孟頫提出“久知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我师”。注重师法造化。清代画家石涛更是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方法，近代绘画中虽形成抽象、大写意等绘画形式，但都要求画家从自然的客观性开始抽象。由“涵养致知”生发而出的要求尊重自然的客观性、真实性，融合“文人气”，通达自身的情感性、心理性，以求“心境”“意境”“情境”的表达方式，成为了宋代以后文人画家们的主要创作方法和评品依据。

    “宋朝之特色，可谓属于文人而非属于武人，故亦可谓中国文艺复兴之时代，学者各发挥研究之精神，集理学之大成，而为古今思想发达史上一大关键，而艺术绘画亦由此焕发。盖其精神脱离实利方面，以表示超世天我之理想，其中不免含有佛老之趣味。即以绘画而论，不仅于注意形似色彩，而趋重于气韵生动；不专为实用之装饰，且耽自然之玩赏。”这是陈衡恪先生对宋画在宋代大背景下的见解，宋代于中华渊远历史是一特殊而独具特色的存在，对古今的文明皆产生了深刻的印记，为中国传统绘画开启了新的审美思维。

    四、结语

    “涵养致知”是一个渐进循环的过程，是在不断的知识文化的积累中，对自然山水进行体悟式的赏游，讲求在一动一静之中精进艺术家的艺术思维和艺术感受，并外化成独具个人风格的笔墨形式和绘画意趣。在中国美术史的发展中，最早出现的是记叙性的文体式绘画，随之“成人伦，助教化”的图像式绘画，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认识，绘画的公众性开始逐渐被个人的内在意识赋予差异，由内容性的作用转化为意识性的作用，并对绘画者的知识文化素养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宋代時期的绘画处于重意趣、重气韵的革新发展阶段，其中以文人绘画的发展为最，文人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哲学意识的积累，再加上对自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认识的交融碰撞，使得他们在绘画创作中思维意识更加开阔，清奇，对画面题材的选择更加广泛，对内心情感的表达形式更加丰富。“涵养致知”是向内而外而形成的活态循环状态，是艺术家通透艺术思想，深化艺术思维的重要的方式之一，贯穿于古今绘画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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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杨荣.宋代画论中的理学观念[D].西南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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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