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处理

    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的中国经济无论是客观所致还是主观上的放缓，都不是什么坏事，从结构和策略上做理性的调整是极其必要的。十余年的唯GDP高速发展，让我们的众多产业过早透支，不仅导致生态环境千疮百孔，也给整个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埋下了隐患。

    近两年来，中国的经济遭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其压力不可谓不小，但宏观上总体似有趋好的迹象，特别是日前两会召开后，强劲的政策利好刺激了低迷的股市，从2650点重新逆势扬升到3000点。诸如宽带中国概念股、现代农业概念股、新型城镇化概念股、物流发展概念股等8大领域的26支股风起云涌。

    多年来，笔者多次刊文担忧，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就业和脱贫是未来很难视而不见的棘手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分工的日渐精细化和产业的逐步市场化，就业难问题将变得异常突出。加之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大量的第一产业人员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在逐年下降，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成为更大的社会问题；而相对落后的第二产业由于竞争乏力，也被迫大量裁员，从而导致发展速度缓慢且有待规范的第三产业，同样面临破产和就业难的问题。

    我们无意唱衰经济，近14亿的人口大国更需要的是直面现实和矛盾，以理性求发展，以期取得审时度势的良性循环。

    日前有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储蓄率（这里不谈净储蓄概念）高达50%左右，位居世界第一。然而从细分析，刨除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居民储蓄率仅占国民储蓄率的20%。从某种意义上说，储蓄率似乎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储蓄率飙升对刺激内需起着抑制作用，整个供给市场与消费市场同步呈现出疲软状态，直接导致失业递增，就业困难。

    与我们相反，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很低，甚至出现过负数。美国人的超前消费理念或许与我们安稳度日的观念不同，美国拥有更便利的信贷体系，加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以及完善的社保制度，储蓄率低自然说得过去。而我们则天晴要防下雨，买房、医疗、教育、养老，哪一项不需要准备大把的钞票，自此勤俭持家便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美德。甚至银行也花言巧语地以各种高收益理财产品鼓励我们努力储蓄，借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殊不知，原本就动力不足的内需市场，被我们的高储蓄给扼制得喘不过气来。

    最近出现一种更令人担忧的奇怪现象，值得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逐渐降温的房价在没有利好理由的情况下，一线城市和某些二线城市的房价逆市上涨，原因究竟何在？以逻辑分析，大凡违背自然规律的作为，必然有诈。据某媒体爆料，房价疯涨的原因之一，多为高档房源。业主为了（恶意）套现，与自己的员工、保姆等串通，将自己的豪宅抬高价位“卖”给他们，并为他们开具高收入证明，帮他们偿付购房首付款，以此骗取银行的贷款。待业主拿到银行支付的卖房款后，房子就此“烂”在了银行手里。

    就在笔者结束本稿的写作第二天，上海市政府3月25日为调控近期过热的楼市，出台新政收紧首套房贷款比例，并提高非本地户籍人士购房的门槛，同时将严查违规的房产商及中介。这是否是遏制恶意套现的举措还尚未可知。该新政将第二套普通自住房（单套建筑面积在140平方米以下）的首付比例提升至50%，非普通自住房首付比例更是提高到70%，非上海本地户籍居民家庭购房所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年限，也由两年提高到了五年。

    事实上，我们的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多，但朝令夕改的政策却时常搞得人心惶惶。各种刁钻古怪的“创新”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各项政策法规却貌似缺乏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般地疲于奔命，从而让政府的公信力呈日渐下降的趋势；原本执政为民的政府形象，也被抹杀得令人心痛。

    我们必须理性地面对赫·斯宾塞在其《伦理学原理》中所说的：“社会是为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存在的，但社会成员的存在决不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人的自私天性迫使我们必须将一切做制度化的处理，从而逐渐取得心灵的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