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中“以形写神”的绘画思想探究

    巩芹宇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一个战乱繁多极其动荡的年代，却也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大融合，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相碰撞相吸收，各类人才汇聚、相互交流的时代。文化艺术呈现出空前繁荣活跃的局面，无论在思想史、绘画史、美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顾恺之提出的形神论即“以形写神”的绘画观念在人物画中起到了深刻的作用。本文从魏晋南北朝“人的觉醒”历史渊源谈起，引出形神论中“以形写神”的绘画思想，分析艺术创作中如何通过对形的刻画达到传神，创作出符合新时代的新作品，为我们学好人物画奠定一定的基础，给予我们一定的创作启示。

    关键词：顾恺之；人的觉醒；以形写神；创作

    战国秦汉时期的中国画是以人物画为主线的发展史，经过近八百年的演变，在魏晋时期达到兴盛，传神和气韵成为了魏晋时期绘画美学和画论品评的重要内容。这种发展和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繁荣城市在这一时期相对萎缩，商品经济也在下降，门阀士族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分裂割据。在这种时代动乱下，农民革命的有效冲击使无理论价值的经学在这一时期垮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新为人们所探索，哲学重新解放。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等作品正是这一时期思想的体现，活泼传神并且很有个性，强调“以形写神”，注意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使顾恺之的绘画思想影响深远，而这种绘画思想的出现离不开魏晋时期“人的觉醒”。

    一、魏晋时期——“人的觉醒”

    魏晋时期是继先秦之后第二个有着重大变化的时期，文艺方面也经历着一系列的转折。两汉末，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享有世代相传的特权，生活条件优渥，这样一群人，慢慢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开始追求自我的享受、文学的独立、自然的欣赏等，内在的实体追求取代了外在世界的探索，他们关注的东西，逐渐从外部形象转向了人的情感表达，这就是所谓“人的觉醒”。

    人的觉悟表现在对旧有的观念信仰习俗进行破坏，在怀疑旧有的传统标准中，人类对自己的生命意义进行重新的探索，表面上是颓废、悲观、消极的态度，而内心却对生活有着强烈的欲求，因而在人生感叹中抒发着独有的情趣，他们是积极向上的，内心具有一定的审美深度。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情感，陶渊明的自挽歌，悲伤却不气馁，有着一种积极的情感含杂在其中，内心的思辨精神受到了尊敬，使人格本身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艺术的中心；阮籍、陶潜等潇洒慷慨激昂的诗人，他们寄情于诗，其中阮籍在《咏怀八十二首》中将内心的意境情趣同当时的政治迫害紧密地联系起来，表面上是感伤悲痛和恐惧，但诗本身却有着隐而不显的深沉情感在其中，欲求解脱而不可能，逆来顺受又不适应，陶潜也从上层的政治中退出，把精神寄托在读书、作诗作画之上，使自然景色成为生活乐趣中的一部分。

    也许只有这样自然不经雕琢的事物与蕴含玄学、天道的作品才能借以蕴藉人们的心灵，对现实生活的无力使人身心俱疲，但人的情感需要宣泄，名士们藉此以摆脱社会的烦恼与痛苦，求得心灵的自由，这样的出口是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动力。受社会制度和战乱影响，文人艺术家们普遍养成了一种较为狂放的性格，他们将这种性格运用在艺术创作中，使魏晋时期的绘画又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画家们开始注重绘画技法上的创新，在留下佳作的同时，也使魏晋时期的中国传统绘画达到了一个初步成熟的阶段。作为标志绘画艺术走向觉醒的绘画理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诸多专门的绘画理论著作，如东晋顾恺之的《论画》是一部关于人物画传神的典型代表作，南朝宗炳的《画山水序》是一部重视山水画神韵的画论，谢赫的“六法”论更是评论一幅作品好坏的标尺，在中国美学史上都是重要的文献。

    二、绘画思想——“以形写神”

    顾恺之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一位画家，素有“画绝”“才绝”“痴绝”之称，是一位里程碑式的画家。他自幼博览穷书，知识渊博，由于生活时代的特殊性，造就了他的情感与艺术也很特别，说起绘画思想我们不得不提起他的“以形写神”，神是依托形而存在的，神使形具备了神气，“神”与“形”之间彼此相承。他的“以形写神”的绘画思想体现在他的作品和画论中。

    对于曹植的《洛神赋》文学作品，顾恺之有感而发创作了《洛神赋图》，作品主要通过描写在洛水曹植和洛神偶遇彼此心动，以丰富的想象力绘成图画以传达纯洁而感人、浪漫而悲哀的爱情故事，这幅作品类似连环画的图卷，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的真挚感情。在画卷右端，曹植见到衣带飘逸动态从容的洛神一见钟情，被其美貌所吸引，曹植目光注视着洛神，这种万分惊喜的内心活动被顾恺之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曹植赠予洛神玉佩，两人情意缠绵。随后通过洛神与诸位神仙的，嬉戏热闹的场景为曹植即将分离做出了铺垫，衬托女神内心矛盾的状态。第二部分描绘的是整个故事的高潮，洛神乘着云坐离去，人神殊途，曹植眼中充满着无限的无奈和悲哀目送，洛神回望曹植眼中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深情，内心无比痛苦，渲染了无法相守的现实，使悲伤气氛更加的浓烈。最后一部分描绘的是曹植启程追赶云车，只可惜人神相隔，找不到洛神的踪影，彻夜难眠，返回封地的归途中流连忘返，回头观望的神情中充满着不舍，画面中洛神与曹植这种真挚的感情渲染着我们。顾恺之通过對文学作品中情感的分析，形成了动静对比而又拉开空间的一幅巨作。画面中内心的留恋和浪漫而又凄婉的情怀通过对洛神和曹植的生动刻画表达出来，尤其是对那双饱含爱意又无奈的眼神的描画，生动传神，很好地表达了顾恺之“以形写神”的思想。

    通过对人的形体的描绘，进而表达人的精神面貌，不仅在顾恺之的绘画中有所体现，在他的《论画》《论画人物》《魏晋胜流画赞》等画论中也有所体现。在《论画》中明确提出对绘画的要求，重视绘画技巧的同时强调人物画的传神，在《世说新语·巧艺》中记载道，顾恺之画人物画，有的时候画完几年都不去点睛，有人问其中的原因，他说：“人身体的美丑，没有什么微妙之处，真正传神的是五官之中的眼睛。”可见顾恺之对画眼睛的慎重，眼睛难以描绘，比起四肢来更容易传神写照，很好地表达了当时“以形写神”“神主形次”的新阶段。在《论画人物》中“颊上益三毛”是顾恺之对裴叔则传神的描写，为了表现解幼舆爱好山水乐于丘壑的精神面貌将他画在岩石里，这些都是“以形写神”的结果，同时又夹杂着“迁想妙得”。“迁想妙得”是“以形写神”的关键，注重环境的烘托，人物细节的刻画，尤其是眼睛的刻画是顾恺之画人物画传神的重中之重，为我们人物画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魏晋思想——创作启发

    事物和功业都是有限的，而内在的精神本质才是无穷尽的，人们以玄的意趣去看待万物，使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发生了转变，文人们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具象。玄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内在的实体追求取代了外在世界的探索，即本体论成为魏晋时期的主题面貌，取代了先前的自然观。陆机的《文赋》中探讨了画家创作的心理，开中国美学史上先河，诗文具有了自身的价值意义，自身的内涵，而不只是功力附庸和政治的工具，文學上也表达着他们个人的思想精神和品格，绘画上由先秦两汉时期的“重形轻神”的美学思想转变为后期的“以形写神”，都与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玄学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的美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不仅在当时使顾恺之的画论得到成熟，也流传至今，成为画家们学习的理论，帮助画家创作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魏晋时期的背景造就了人物画在这一时期的伟大成就，是中国绘画史上一篇华丽的乐章，承接先秦伟大的历史传统，开启唐宋绘画的新格局。在绘画的过程中，把主观的思想传入到客观的事物中，使作品有着丰富的含义，通过对形象的刻画达到传神，成为魏晋时期直到今天我们一直追崇的绘画思想，成为了评论作品优劣的标准。谢赫的《古画品录》中将绘画的意境和气韵作为评画的第一要素，使作品富有生命力，指在作品的刻画中应该注重“传神”和“气韵”的表达，即人物形象的精神实质，而顾恺之的“传神”一词多表现在对眼睛的刻画之上，传达内在精神或感情。

    如今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在看画论的时候应该怀着一颗怀疑的态度去看，绘画的创作应该言之有物，有思想在其中。顾恺之在绘画作品和画论上都体现着“以形写神”的绘画思想，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形与神的关系，神是依托形而存在的，在刻画形的过程中达到传神，使我们的作品“活”起来，有思想，耐人寻味。在创作的过程中应当遵循这种绘画审美思想，取其古人之精华，同时注重对眼睛的观察并勤加练习，从而给予作品充分的“活力”。

    四、结语

    每个时代都有当下社会中的绘画作品，支撑绘画作品思想的主要就是当时的文化背景，而文化又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产物，绘画作品从实用性走向艺术性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文化、历史、哲学各方面都对画作和美学思想产生影响力。综合而看，艺术源于生活，美学亦来源于生活，无论身处何时代，都不能脱离生活实际去观察万物，而魏晋时期这种重神的思想值得我们去学习，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画的品格，也是艺术创作值得借鉴的一剂良药。

    参考文献：

    [1]樊波.魏晋风流——魏晋南北朝人物画审美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院，2003.

    [2]贺西林，赵力.中国美术史简编[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4]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

    山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