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账簿

    吕成冬

    

    

    本文讲述的档案是两册私人账簿，其主人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均夫。钱均夫（1882-1969），浙江杭州人，钱学森之父，著有《名学》《地理通论》《西洋历史》等。他早年就读浙江求是书院，1902年以浙江省官费生资格赴日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1904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师范教育。1908年春季毕业后，他与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在东京合租半年，并一起拜入章太炎门下治学。1908年底，他回国参与筹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并执教该校，曾代理该校监督（校长），后转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14年，他北上任职教育部视学，不久晋升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教育部南下任一等科员。

    1929年，钱均夫由浙江省教育厅长陳布雷聘为督学，旋改为秘书：翌年陈布雷前往南京担任教育部次长，厅长职务由钱均夫代理。1934年，钱均夫因妻子章兰娟突然病逝而抑郁成疾患上严重胃病，遂辞去公职后休养于杭州家中，但其间仍热心参加各种社会公益和文化教育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轰炸杭州并于11月5日登陆杭州湾，当钱均夫听闻日军计划组织曾在日本留学的人员管理杭州市政秩序时，便匆忙前往上海避乱。他在上海生活近20年，直到钱学森回国后于1956年迁居北京。1969年，钱均夫因病逝世，享年87岁。

    一、跨越历史阶段的账簿

    钱均夫任职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厅之际薪酬丰厚，生活富足，且退休金足以使他在杭州安度余生，然而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由账簿可知，1937年11月11日钱均夫离开杭州时携带钱款仅843元，由于战时无退休金可领，加上支出繁多等因素，他开始按月记载收入与支出以实现量入为出。这种记账方式持续到1951年10月，前后长达14年，因之形成两册“钱均夫账簿”，此后未再记账的原因不详。两册账簿开本均长22.5厘米、宽15.5厘米，第一册版心下印有“北洪泰”商标字样，第二册版心下印有“宝源纸号”商标字样。账簿为笺纸红格栏，半页十行，右侧线装：上栏记载收入，下栏记载开支，并计算每月结余。账簿横跨多个历史阶段，货币单位也经历了法币、军票、中储券、金圆券和人民币的变化。两册账簿现存于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由其长孙钱永刚（即钱学森哲嗣）于2004年捐赠。

    二、账簿记载的收入与支出

    钱均夫前往上海避难主要是“投靠”妻兄章乐山，章家居住在公共租界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111号。其实，钱均夫在辛亥革命之际就曾携带有孕在身的妻子章兰娟到此短暂居住，并于12月11日在此生下钱学森。这是一座三层单开间连体别墅，其产权最早归章家，因故变卖后仍以反租形式居住在二楼。钱均夫最初以缴纳“房饭水电等费”形式租住在二楼，1943年11月租下一楼居住，面积约为40平方米，被隔成一间客厅和两间卧室，以及厨房和卫生间。当时钱学森正在美国留学，钱均夫经常被友人劝说续弦，但均被其婉拒，身边仅有义女钱月华照料生活。相较于同时代普通上海市民，他们两人的居住空间比较宽敞，房租最初为220元，后由于通货膨胀上涨到440元至660元。

    钱均夫居沪之际虽无退休金可领，但账簿记载了两项稳定收入即钱学森的汇款和中国科学院的补助费。账簿显示钱学森自1938年基本会按月从美国给父亲汇款，至1951年共计111次，经笔者统计如下：（1）1938年至1942年共汇8743.00元法币;（2） 1943年至1946年共汇6310000.00元中储券;（3）1946年共汇230000.00元法币;（4）1945年至1951年共汇5327.00美元。众所周知，1951年钱学森回国受阻且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汇款，但听说有人回国便委托其将美元带给父亲，例如1951年就委托罗时钧带给父亲300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决定聘任钱学森为研究员并纳入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编制，并由该所以现行工资标准的70%发放补助费。据钱均夫好友孙智敏的女儿孙永说，每月都由她领取后转交钱均夫，孙永的回忆无误，账簿对此有详细记载，如下表所示。

    钱均夫自1951年11月后未再记账，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的补助费照常发放。此外，账簿中还有杭州房产租金、股份分红、存款利息和旧物售卖等收入记载;但房屋多次修缮费与租金相抵，而股份分红、存款利息和旧物售卖并不固定，数额很少。整体而言，钱学森的汇款和中国科学院的补助费保证了钱均夫居沪期间日常生活的开支，不至“断炊”;而笔者经过整理后统计，账簿记载的各类支出共计1623笔，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般而言，钱均夫每到月初会将生活费预支给钱月华，月底统计当月支出并计算结余。这些支出根据用途可以分为七大类：（一）基本生活，包括房租、饮食、水电煤炭柴、衣料裁工、生活日用品、交通出行、家政费用等;（二）人情支出，包括婚丧送礼、节庆送礼、同僚友人聚会费用、杭州钱氏家族成员帮困费等;（三）宗教信仰，包括供养、放生、结缘、布施、念珠、慈善捐款等;（四）文化消费，包括报刊订阅、图书购买、看电影等;（五）医疗保健，包括药费、治疗费、住院费、营养品、换牙等;（六）卫生清洁，包括理发、洗澡水、牙膏、牙粉、樟脑丸等;（七）其他杂项，如房捐、地税等。账簿显示基本每月都能维持收支平衡，也有几个月出现超支后需要向友人暂借生活费的情况，但次月都会及时还钱;当然，账簿中也有多次钱均夫借钱给友人暂渡难关的记载。

    不难发现，账簿事实上起到了预算和决算的功能，使钱均夫不至于陷入财务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账簿的所有支出内容做出面面俱到的介绍。但需要指出的是，账簿中的支出用途和数额均为实际发生的消费，这不仅可以为研究钱均夫居沪之际的生活水平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同时对于研究民国后期至建国初期的经济史、物价史、上海史、社会史和民俗史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账簿还记载了1947年9月17日钱学森和蒋英结婚前后的各种支出：“付喜封送力及车费831000元;付赠申夫妇牙章贰对连刻费390000元正（整）;付新婚证书338000元;付喜筵四桌（连一切开销）3658000元;赴沪杭往返车费619000元;付祭祖（香烛、排元、供酒）47000元正（整）;付请客（糖果、手巾、纸烟、奶粉）315000元;付送礼（新妇回门盒及燮和喜礼）310000元。”由此可见，他们的婚礼简约朴素，其中“喜筵四桌”是在上海沙逊大厦华懋饭店举行的婚宴，宾客主要有两家亲友，以及钱学森和蒋英同学数人。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管窥到传统婚俗中的回乡祭祖、新婚回门等风俗。

    三、私人账簿见证时代变迁

    这两册账簿是钱均夫避难上海之际因管理收支状况而形成的私人文献，是研究其生平的第一手资料，据此可以复原他居沪期间的日常生活景象。不宁唯是，钱均夫的个案还是当时众多上海寓公的真实写照，他们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背景下无奈地远离故土，客居他乡，以年迈之躯等待抗战胜利;但抗战胜利不久之后又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生活阶段，苦不堪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看到希望。可以说，这两册横跨“孤岛”时期、上海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四个历史阶段的私人账簿，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变迁，具有重要的档案文献价值。

    由于账簿均为钱均夫手写，再加上时间跨度长、涉及人物多和记载类目杂等客观原因，笔者经过七年时间才整理和考证完毕，以确保每笔收入与支出明细的准确无误。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