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视阈的文学性与电影性悖论刍议

    曲维元

    在中国文化视阈内，上下五千年的有序文明传承，以其强大的文学性，为整个文化范畴以及囊括于其中的电影均无差别地提供了一种数十个世纪积淀下来的织造方法。这种织造方法建构了文化与艺术的辉煌表达。文学性有着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潜意识的无穷调动性，而电影则有着汲取于文学性的对于时间与空间的借助于蒙太奇等技法的无穷调动性。二者的关键依据就是文学的在场性，而文学的不在场性必然导致电影性的某种程度的劣化。

    一、 中国文化视阈内的文学性

    （一）文化视阈内的文学溯源

    言自心生，文学首先即是人学。这种人学首先即具有着浓郁的人文性特质，而这种人文性特质为世界文学带来了多姿多彩的多样化表达。在任何国家的文化中，文学都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文学作为一种记叙文本，从文化的发韧至今，已经为世界文化带来了形诸于浓墨重彩的无穷无尽的辉煌印记。文学在其自我渲泻、自我抒发、自我表达的过程之中，亦不断地由其原初的自觉主体创造，而不断地触及整个时代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一种超越人文性的更加宏大的世界观表达。[1]并且，在这种主客观兼具的针对全方位世界观的表达过程中，不断建构着文学性中的最为举足轻重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不仅能够表达文学性中的个性化、社会化、时代化等特质，而且更为其他综合艺术表达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抽象化源泉。文学性的这种由抽象化积淀累积起来的抽象化源泉汇聚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中国文化视阈内的文学发展与文化根性

    中国文化视阈内的文学性，有着复杂的传统文化自然法则、人文法则、符号书写法则等所共同交织着的原生观照性以及世界现代文学介入的参照性。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三者的相互交织与深度融合，更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既迥异于传统又迥异于中西方的独特的现代文学性表达。这种独特的现代文学性既包含着一种与强悍的适应性，又包含着一种强大的因应时代的永恒发展性。作为文学根本的文化，亦同样既具有永恒发展性又兼具踵继传统的文化根性。这种文化根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从中国文化视阈而言，文学性最早可以追溯至上古的神话传说时期，那些优美的故事、奇特的创构、丰富的想象都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对于后世乃至现代文学均有着深刻的巨大影响，可见，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视阈内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根性。[2]例如，电影《青红》即以一种浓郁的文学性以一家人的特例，反映了一定文化视阈内的人文悲剧以及置诸时代悲剧语境下的无奈与苦楚，从而释出了为影视艺术提供强力支撑的文学性的，由无穷张力所投射出来的文化根性表达。

    （三）文学性审美内涵的话语表达

    中国文化视阈内的文学的真正发展，据考证，起源于封建社会早期即已萌芽于民间的朴素的实践批判。这种朴素的实践批判中的能指，显然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其艰难困苦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深刻体悟。而蕴涵于其中的所指则绝大多数都针对那些不劳而获的阶级。恰恰是这种朴素的实践批判驱策了人类社会中的文学的不断向前发展以及与其并行着的文化的不断发展向前。这种并行发展性恰恰与后现代的电影与文学的并驾齐驱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3]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文学有着文化根性的观照，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参照。在这种观照与参照双重规训之下，中国文学在因应时空、因应社会、因应国内国际大环境的过程中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学开始嬗变为一种社会化、个性化、人文化等共同与共通的表达，同时亦发展成为一种更具审美内涵的文化话语。

    二、 中国文化视阈内的电影性与文学性比较

    （一）文学性与电影性的相对性失衡

    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两根拐棍，就是文学性与艺术性。艺术性是电影内置于其中的本位性特质，而文学性则是电影的艺术性乃至整部电影的整体艺术表达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支撑。缺乏文学性的电影必然肤浅、低俗、无趣，缺乏艺术性的电影则将是粗糙、拙劣、乏味的。相较于文学，电影只有区区近百年的历史，然而文学却已经历了长达数十个世纪的千锤百炼。因此，电影甫一问世，即不断地在文学等传统艺术形式之中，尽情地汲取营养以达到加速的成长。从中国文化视阈内的文学性与电影性表达观察，对于电影而言，文学性有着一定的滞后表现。而进一步从显而易见的文学性与电影性的后现代发展可见，其与20世纪的两个曾经对立的核心语汇“形式”与“历史”同样，已经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然而，在文学性与电影性各自的独立表达方面，却能够显见，二者之间共居于同一个艺术本体之中的那种相对性的失衡。

    （二）中国文化视阈内的中国电影发展阶段反思

    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化，反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着更为广阔的任由电影介入施展的艺术化时空。从中国电影发展阶段以及电影所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而言，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而那些后現代时期，充斥着大银幕的乏文化性的低俗作品则仅能在中国本土电影市场喧嚣一时。这些电影的充斥令中国的文化领域出现了关于电影文学性与电影性的深刻反思。回顾中国电影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文化视阈内中国电影有着三个明显的分段式的发展：建国前后阶段、文革后期阶段、新世纪大发展阶段。从这三个发展阶段来看，建国前后是中国电影的关键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发展处于一种常态化发展阶段，而文革时期则进入到了一种非常态化的发展时期，文革后期中国电影迎来了一个恢复发展的新阶段，而中国电影最为关键的发展阶段显然就是新世纪的大发展阶段。例如，电影《桃姐》即以文学性与电影性的交替表达，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切近的真挚情感以及整个社会渐入老龄化的图景表达得淋漓尽致，并带给观众一种颇具时代感的深刻反思。

    （三）中国文化视阈内的文化性与电影性的同步弱化

    在维姆萨特与别尔德斯雷的《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中，我们看到了将文学性与电影性与其读者和作者切割开来，衍生成为独立对象，进而突显文本世界与影像世界的新颖视点。这种研究视点为进一步研究文学性与电影性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方法论。而我们从中国电影的发展阶段观察，其恰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阶段相符。这种发展阶段的相同或相似性昭示着文学性与电影性的相依性与关联性。同时也昭示着文学性与电影性可以作为文化发展的两条相得益彰的并行发展等量齐观。中国文化视阈内的文学虽然发韧较早，但是，中国文学却从未向西方国家那样，将文学快速衍生为一种发展壮大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学最初不仅阅读群体严重受限，而且创作队伍亦因为缺乏系统化的机制而导致创作人才寥若晨星。这种文学发展的局限性，使得中国文化视阈内的文学并未能如西方国家那样形成一种足以通行全球的强势文化话语。

    三、 文学性与电影性悖论

    （一）文学性与电影性的差异性与共性时空

    文学性与电影性有着巨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在诸多方面。文学性与电影性有着各自不同的语言表达系统，文学性强调一种形诸于符码的显性抽象化表达，而电影性则以其形诸于影视映像的图符，强调一种显性具象化、隐性抽象化、显隐交互意象化的表达；文学性更注重于修辞描写，而电影性则更注重于氛围场景与形象塑造；文学性擅长于线性时空中的纵横捭阖，而电影性则尤其擅长于在三维时空之中调度铺排；文学性以心理技法为其所长，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而电影性则以其视听呈现为能事，全部占据了观众的时间与空间，留给观众的则是一种以视听反馈所萦绕于脑海之中的意象性表达；文学性有着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无法比拟的巨大且极其丰富的内涵，文本所涵盖的时间与空间都是无限的广大，而电影性虽然有着有限的物理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然而其留给观众脑海里的时空与空间也同样地无垠广大。[4]例如，电影《黄金时代》即以这种文学性与电影性的共性时空为观众呈现了文学性与电影性的艺术化和解。这种文学性与电影性并行不悖使得本片成为一种文学性与电影性共性进空表达的光影范式。

    （二）文学性与电影性的悖论性

    中国文化视阈内的文学性，具有着原生的与电影性的悖论性。因为，中国文学的发韧与发展历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发韧发展截然不同。中国文学不但在其发韧之初显失广泛社会化、大众化、泛阶级化基础，而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亦缺失那种西方文学的俯拾即是的记叙性。并且，作为中国文化视阈内的文学性根性的传统文学的难以精妙再现与严重缺位，更是使得中国电影中的文学性本质被极大地弱化。尤其是后现代时期，电影中的文学性更是较多地堕入于虚无玄幻。而若从中国后现代的电影性表现而言，则这种现象更为明显。甚至在中国文化视阈的层面，不由得引发人们对于这些后现代电影发出诘问，诘问中国后现代电影中的文学性何在。勿庸讳言，中国当代电影正在滑向一种弱化文学性、缺位文学性的边缘，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学性与电影性的文化视阈内的悖论。同时这种悖论式的尴尬，亦是中国学界开始强烈呼吁电影中的文学性归来的根本原因所在。例如，《归来》一片即以其在创制中的“避重就轻”“隐恶扬善”“过度减法”等而成为了文学性与电影性悖论的后现代典型。这种创制直接造成了文学性缺乏、张力缺乏、精神内涵缺乏。

    （三）文学性与电影性的深度融合性

    电影与文学亦有着原生的相关性，二者均为一种时间与空间的艺术。电影的时间与空间均呈现为一种具象化的存在，而文学的时间与空间两种要素则均在抽象化的阅读、识解、 反映的过程中，投射映现于阅读者的脑海之中。因此，电影的时空具有着具象化的显性特质，而文学的时空则具有着抽象化的隐性特质。诚然，文学性虽然与电影性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表达语言体系，但是，文学性与电影性却均具有着以文学自觉性贯穿于始终的文本根性与剧本根性。这种文本根性与剧本根性为文学性与电影性带来了进一步深度融合的可能。而二者在文本抽象級的相互借鉴，既能够为文学带来书写抽象的参考，又能够为电影带来创制意象的参照。这种抽象参考与意象参照的深度融合，对两种艺术形式未来的共同发展而言显然亦是大有禆益的。[5]

    参考文献：

    [1]齐欣.他者文化视阈中的《木兰》——谈美国影片《木兰》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J]. 电影评介，2008（4）：45-46.

    [2]李以出，杨阳.浅析影视剧的文学性与文学的电影性[J].电影评介，2006（10）：48-49.

    [3]王嘉慧.巴金《家》电影改编中电影性与文学性的表达[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7，35（1）：34-37.

    [4]尹海立.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功能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0）：11-12.

    [5]林光华.中国文化视阈下的还原理论——试析老、庄的“还原”理想与“意象”的深层内涵[J].天津社会科学，2005（4）：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