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的“冷”思考与“热”建议
赵治山
[摘要]2008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恰逢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一年来，世界各国为应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控和应对，同时也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重大国际间经济博弈。本文对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及其政策效应进行了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宏观经济；“冷”思考；“热”建议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2-0033-03
一、对我国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背景的“再”认识
“再”认识之一：2007年下半年以来，国家针对国内物价持续攀升，实施严厉的双紧财政和货币政策及保持人民币强势的汇率政策，期间，1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已经调高至7.47％，5年期以上银行贷款利率调高至7.83％，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更是调高至世界各国罕见的17％，人民币对美元按照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前对美元比价8.2765到2009年10月20日中间价6.8266计算，已经升值17.5％。“三重政策”调控下，中国经济内在活力受到了严重遏制，是导致2008年下半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发展受到重创的内在原因，也是国家实施新一轮高强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在需要。
“再”认识之二：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受到影响和冲击，加剧了我国此前实施的从紧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国内显现。在我国，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不会造成实质影响的基本判断之下，却出现了国际金融危机不仅给国内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和冲击，而且还与此前的国内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形成了双重叠加效应的状况，这成为我国果断停止严厉的双紧政策，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导火索和重要诱因。
“再”认识之三：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与高利率融资成本、人民币汇率持续坚挺、对物价的从严管治、新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四大因素”，是挤压企业利润、导致企业生存困难甚至无法生存的根本原因，也是国家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微观背景。2008年国家确定的物价指数调控目标即CPI增幅是从2007年12月份为6.5％(全年4.8％)调整为全年增长4.8％左右(全年实际为5.9％)，而在当时国外输入性通胀十分严重和以农产品为主导的产品价值合理回归的情况下压低物价，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压低企业的利润空间，使企业新增融资成本、汇率成本、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4项成本的合计增幅严重侵蚀利润，直至企业无法生存。特别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使外向型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在国内成本上升和国外需求减弱的双重环境下，造成了东南沿海大批企业破产关闭。这些微观原因也是导致国家从年初确定的“双防目标”调整为此后“三保目标”的重要背景。
二、对我国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冷”思考
“冷”思考之一：财政政策效力多于货币政策效力。2008年10月17日国家明确地提出要保增长，2008年11月10日国家出台促进宏观经济发展10条意见与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这两次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思路的根本性扭转是我国转变宏观经济调控方向的重要里程碑。此后股市受2008年年报业绩大幅下滑影响，经过反复波动后先于实体经济于2008年12月份至2009年1、2月份触底，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则滞后股市5-6个月后于2009年二季度出现回暖。目前从政策效力来看，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是财政政策的作用更明显、更直接、更有力度，而货币政策则次之。但是由于财政政策更多是通过大项目的实施予以体现，政策效力的范围相对较小，所以缺点很多，不能调动市场的每一个经济细胞。进而导致我国经济的潜能依然没能及时有效释放，没能最大限度地抢抓好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全球资源价格大幅下降的难得发展机遇。
“冷”思考之二：货币政策措施的使用力度不够彻底。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一直在下调基准利率，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启动经济。从2007年9月开始，基准利率从5.25％下调到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的2％。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1年里，又从2％迅速下调至目前的0.25％，下调幅度为87.5％，并且在不能继续下调的前提下开始大幅增发基础货币，使实际利率为负值。而我国则是从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1年期贷款利率的7.47％调整为目前的5.31％，下调幅度为28.9％，5年期以上银行贷款利率从7.83％调整为目前的5.94％，下调幅度为24.1％，可见货币政策的调控强度远远低于美国的调控水平。货币政策的调控强度，作为国家之间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进行新一轮博弈的重要核心内容，在宏观经济的启动力度、竞争力强度、汇率变化对本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程度等方面，都将在当前和不远的将来展现于世人面前。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利率政策调整的程度仅为美国调整强度的1／3，这是推动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直接原因之一，也是导致我国商品外贸竞争力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是，只有一个国家的商品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基所在。美国政府反复强调和要求我们甚至施压于我们人民币升值，其目的实际上也就是要通过汇率机制抑制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达到提升美国商品国际竞争能力的博弈目标。金融危机面前，美国的这种博弈目标无疑将会更加强烈，但是问题是不应以牺牲他国商品国际竞争力为手段，中国在此重大博弈中也应当有明确的认知和思考，并积极有效地应对。事实上，一年来我们为此付出了较为昂贵的代价。还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在2009年上半年以前储备的宏观调控“弹药”，特别是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由于在调控过程中下调空间相对较小，很可能随着经济的企稳回暖而无法使用，进一步使经济复苏后特别是涨热后向上调控的余地变小，而美国则恰恰相反。
“冷”思考之三：国家财政收支能力下降制约重大基础性改革和发展。由于国家实施相对较强的财政政策和相对较弱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高利率、高汇率、高补贴致使经济增速减缓、税收增幅下降，财政收入明显下降，其中2009年1月份较2008年同期下降17％的较大降幅。刚刚发布的2009年9月份全国财政收入5609.35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392.13亿元，增长33％。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1518.8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572.01亿元，增长5.3％。其中，中央本级收入同比增长1.6％；地方本级收入同比增长9.8％。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2％；
非税收入同比增长33.1％。主要收入项目中，国内增值税同比下降2.4％，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79.1％(剔除成品油税费改革和卷烟消费税政策调整的增收因素后，实际增长约6％)，营业税同比增长13.6％，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0.4％，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4.1％，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下降8％，关税同比下降26.7％，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59.6％，车辆购置税同比增长4.4％，外贸出口退税同比增长16％(相应减少财政收入)。这些数据，一方面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回暖向好的势头十分不稳固，体现在财政增长上更多的是非税收人，而不是企业的税后盈利。这应当与高利率、高汇率、高成本、低物价压抑等因素有关，也表明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与宏观经济的实际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表明，宏观经济政策下的我国财政收入下滑，导致国家在实施大力度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等重大问题上的支付能力受到了明显影响，与科学发展观确定的目标产生了明显的现实矛盾，同时也影响了人们未来的心理预期，制约了即期消费，影响了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良性运转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增加了启动经济的难度。总之，在财政税收减少的情况下，仍然以税收补汇率的不经济特征，事实上表现的十分突出。
“冷”思考之四：通过人民币持续升值促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和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逻辑关系需要尽快重新理顺。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引来海归派学者的一片叫好，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一是可以抑制我国的出口，减小贸易顺差，央行被动增发的人民币数量会减少，由货币因素引发的通胀随之下降。二是可以大大减轻我国进口能源和原料的负担，降低国内企业成本，缓解输入性通胀压力。三是有利于消费，因为老百姓手中的人民币“更值钱”了，使进口产品价格变得“更便宜”了。在这些“好处”当中，抑制通胀的作用最令人动心，因为抑制通胀是2008年的重中之重。但是抑制通胀有很多措施，未必寄托在人民币升值身上。不可否认，人民币的适度升值对通胀会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如果人民币加速升值，可能会适得其反，不仅不会抑制通胀，反而可能加大通胀压力。事实上，人民币升值步伐从2007年开始加速，而我国的物价也恰恰是从2007年开始加速上涨的。当人民币升值过快，企业不堪承受其重纷纷倒闭的时候，就可能因产品供应的减少而推动物价上涨。我们应当看到，人民币加速升值已使得大批出口导向型企业倒闭或者被迫转行。相关报道指出，2007年，仅广东地区倒闭的企业就超过1万家，引发人们对就业问题的担忧，2008年到2009年上半年倒闭企业更是多达数万家，大批人员失业。总之，面对企业艰难的生存困境和国家宏观经济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弊端，科学处理好促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和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逻辑关系，绝对不能本末倒置，在时机不成熟之时承担不可承受之重，必须努力实现“三驾马车”的统筹合理拉动，正视发展中的问题，努力实现经济质量在发展中的转变和提升。
“冷”思考之五：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下的GDP增幅具备10％以上的潜能。2009年上半年GDP增长7.1％的“三驾马车”组成中，投资贡献6.2％(贡献率达到87.3％)，消费贡献3.8％，但受累于出口的疲软(贡献-2.9％)，最终形成了上半年经济增长7.1％的现实。从2009年10月22日国家统计局刚刚对外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经济总体呈现逐季增长加快的势头，其中一季度GDP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7％，比上半年加快0.6个百分点，三季度GDP首次超过8％以上的增幅，但是即便如此，前三个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依然同比下降20.9％。
如上所述，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正视宏观政策的调控力度、进一步正视货币政策的使用强度、能够正确处理汇率的升值幅度，宏观调控进一步科学，“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都将明显增强，全年GDP可能增长在10％以上，(如果没有2008年前9个月严厉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和人民币坚挺汇率政策不完全科学的政策组合，2009年GDP将可能实现13％左右，)社会保障水平改善的程度可能更有成效，国家财力储备可能更加殷实有力，中国“和平图强”和拉动世界经济的力量可能更加明显，中国的大国地位可能更加突出和明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和态势可能更加强劲，可能更能得到世界各国不可争辩的拥护和认同。
三、对我国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热”建议
通过我国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背景回顾和政策效应的思考，可以看出，2008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复杂多变和极度缺乏稳定性的一年，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对物价问题和汇率问题的把握和认识存在误区，在宏观调控政策频繁变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对物价问题的模糊认识，导致了由先期的防止经济过热转向了防止通缩；对汇率问题的模糊认识，导致人民币在升值过快引发国内产品国际竞争能力大幅下降的同时，又恰逢国际金融危机情况下外需大幅下降引发的出口能力大幅下降的被动局面。而2009年我国宏观调控在取得较好成效的前提下，我国的调控措施仍然有进一步学习探索和总结提高的余地。总的感觉就是我国实施的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依旧偏“冷”，为此围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提出以下几点“热”建议。
“热”建议之一：保持人民币对美元币值在稍长时间内和一定幅度范围内的合理比值，实施适度宽松的宏观调控政策和货币供求政策。考虑到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美元兑人民币在两年时间内由持续高增长实现冲高回落，并控制在1比7—7.5的幅度比较适合。在美国维持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下，以及中国已经两年左右持续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双调幅度远低于欧美国家的背景下，应当继续选择变通适度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适度考虑调高货币增发速度，以达到稀释币值和延长人民币对美元增值速度和幅度的宏观政策。如国外加息而我国维持利率不变，加快人民币国际互换使用和增加人民币供给，大幅减持美元增持人民币，等等。
“热”建议之二：选择较高增长、适度通胀、较高水平合理增加分配收入的宏观经济政策，延长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退出时限。这里关键是要正确看待物价问题。物价问题，即2007年以来以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为重点的物价持续上涨具有“5大因素”，每一因素都各具特征，各有利弊。一是价值回归合理因素。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价值回归特征，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产品价格压抑的有效修正，是国家产业调控政策的效果体现，其好处是有利于解决工农
业产品剪刀差，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有利于实现三次产业的生态和谐，有利于消除城乡差别和产业差别，有利于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广泛的农村市场消费需求，有利于消除对农业的产业歧视和投入歧视，促进农业产业投资，有利于切实恢复农民的平等经济社会地位。其弊端就是客观无疑地增加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负担，造成不同程度的生活负担以至生存困难。矿产资源产品价格上涨也同样具有价值回归因素，但其合理回归程度小于农产品。二是成本推动客观因素。农资价格上涨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诱因。相关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是矿产资源产品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因素。三是需求拉动现实因素。我们承认世界范围的物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高速增长的需求有关，但是中国的高速发展进而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历史机遇却是难得的，而且中国的需求仍然不在世界总需求中占据最大份额，仍然不是主导因素，更何况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资源和产品急需中国强大需求的拉动。四是境外输入周边因素。因中国国际化程度提高。特别是国内一些主要农产品包括一些主要矿产品价格与国际期货价格并轨，导致我国物价持续上涨，境外输入因素不可忽视。五是多重环节抬高消极因素。如公路、铁路等运输环节的高收费体系，城市农产品批发体系布点不完善，流通环节和终端环节高额加价，银行贷款利率过高等因素。中国银行贷款的高利率，必将造成产品的高价格。应当看到，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三农”很多优惠政策，农产品的总供给应当处于趋向良好的态势，本不应当出现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因此需求因素应是良性的因素。问题在于“5大因素”的集合作用，使情况发生了改变。特别是由于成本推动因素和境外输入因素这“两大因素”作用后的并发结果，使我国物价持续上涨。因此，“5大因素”中只有成本因素是明显不合理因素，具有流通环节滞后、融资成本过高和趁火打劫的性质，在产品价格上涨因素中。估计应占30％左右的水平，是唯一应当通过行政手段和宏观调控手段加以控制的因素。因此，价值回归因素长期看利大于弊，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成本推动因素和境外输入因素“两大因素”，也是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我国国际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具有许多合理因素与客观因素。为此对物价涨幅调控力度应适度把握，如力度过猛，实体经济和企业的生存将面临严重打击，可能形成重大硬伤，使中国经济腾飞受阻。因此选择较高经济增长和适度通货膨胀的发展路径，关键是要解决好收入分配的合理高增长问题，而且没有高增长，也很难实现高收入。为此，一是要通过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加大力度合理调整行业、部门、地区特别是城乡的收入分配差距。二是要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三是要加大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四是要开辟更加广泛的包括财产性收入增加的来源渠道。五是要实施宽松的其他财政政策。目的是要实现较高经济增长、客观适度水平通货膨胀和较高收入增长，使三者能够在一个相对的水平上平稳快速地跨越中国特定历史情况下的“和平图强”。
“热”建议之三：实施“和平图强”的国际化战略。一是努力保持产品国际竞争的传统优势。随着人民币对美元币值的增加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传统优势正在逐步下降，中国正在成为拉动美元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应当千方百计在更长时间内维持产品的传统国际化优势，避免人民币比价的过急过快上涨，无疑是重要的战略选择。二是加快形成新的国际产业竞争优势。要充分利用人民币适度增值和外汇储备较多的条件，加快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和人才，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快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尽快形成新的全球市场发展优势。三是要加快对外投资步伐。加快实现以境外投资为带动的产品和产业的国际化步伐。四是力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以人民币为重要参与内容的国际货币新秩序建设，可以选择亚洲的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率先突破，为“亚元”的最终形成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