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中的华美乐章
蒋长清
聂耳所创作的音乐之所以被广泛传唱，受到国内外人民的普遍赞扬，成为音乐史上辉煌的篇章，成为人们心灵上难以忘怀的经典歌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表达了反抗侵略、捍卫祖国这一人类神圣的感情，传递了人们向往和平的呼声。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等之所以长久地流传在人民中间，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就此展开，又先后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电影员联盟等一系列组织。以“左联”为首的革命文化战线建立后，左翼音乐运动也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像聂耳、吕骥、张曙、任光、麦新等一批左翼作曲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爱国歌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展开群众歌曲的创作活动，同时为电影创作歌曲音乐，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加速了当时电影艺术的发展。
1912年2月15日生于云南昆明的聂耳，原名聂守信，1918年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学习，聂耳小时候就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1933年开始，聂耳開始为进步电影创作音乐，并在那个时期创作了《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卖报歌》等体现底层人民生活的优秀歌曲。1934年，他又创作了大量的旨在反映当时苦苦挣扎的劳苦大众生活的歌曲，如《打桩歌》《打砖歌》《码头工人》《苦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注意到，电影作为一种非常直接的、能够被广大群众普遍接受的传播媒介，起到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及的，进而一步步加强了对电影这块宣传阵地的积极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左翼电影运动的成长。
本文对聂耳电影歌曲的研究，以影片《风云儿女》《桃李劫》《大路》及其中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为代表，深入探讨以歌曲为代表的电影音乐对影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强调在图像传播主导信息传播的今天，声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及重要性。学者彼得·拉森在其著作《电影音乐》中，将电影音乐的特性概括为功能性、内在性、片段性、相对确定性、非连续性，当然最主要是为了“满足人听觉上的审美需求，为倾听者创造精神上的享受……作为一种电影元素，电影音乐失去了其作为音乐的独立性，而是要适应电影创作的整体需求，以协助或配合电影进行叙事”。[1]同样地，电影歌曲辅助电影叙事的功能已经上升为了其主要功能，这就意味着歌曲的创作不能凭借作曲家的随心所欲，而要依托于影片的叙事节奏、情感表达来实现，以内容为依托，实现电影歌曲的价值最大化。
一、 热血情怀：影片《风云儿女》与《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是由聂耳谱曲，田汉作词的作品，是他们为影片《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片尾曲。电影《风云儿女》是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进步电影，聂耳满怀激情，把简短的歌词处理得激昂明快、坚决有力，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的心声。歌曲运用西洋调式结合民族调式写成，在节奏、旋律进行、长短句结合等方面极具特色。
首先，三连音节奏的大量运用起到强调作用。节奏在音乐艺术各要素中是最先产生的，它是构成音乐各要素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也是音乐的灵魂。聂耳在《义勇军进行曲》当中大量运用了三连音节奏，三连音节奏由于其特殊的节奏组织形式，在歌曲中出现时会与其他叙述性节奏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三连音所对应的歌词更加突出，起到强调的作用，同时增加了歌曲内在的动力性。其次，上升式旋律线条的运用调动情绪。在歌曲创作当中，运用上升式的旋律线可以让歌曲力度渐强，紧张度增加，情绪逐渐高涨。这样的旋律善于表达积极向上、坚定有力的情绪。聂耳还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中运用了弱起上行的四度大跳，如“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就是明显的弱起上行四度大跳。弱起上行的四度大跳相比较其他类型的旋律进行，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号召性。整首歌曲以简洁的歌词、强烈而深沉的感情，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此外，附点节奏与均分节奏的巧妙结合增加了歌曲的张力。附点节奏可起到加强语气、增加歌曲内在张力的效果，如歌曲结尾的“起来！起来！起来！”附点节奏尤其在中速或较快的速度时，同均分式节奏的结合运用，会使歌曲更加坚定、果敢、激动。
电影《风云儿女》讲述了在抗战时期，只顾享乐的诗人辛白华最终因为挚友梁质夫的牺牲走上了抗敌前线。主人公内心的转变与大时代背景的风云变幻，使得整部影片呈现出一种挣脱与束缚、反抗与压迫下的热血情怀。《义勇军进行曲》以其铿锵有力的节奏、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将影片氛围烘托至高潮。虽然这首歌伴随电影《风云儿女》公演之时，聂耳不幸去世，但这支战歌旋律热情奔放，像战斗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带领着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提议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二、 激情时代：影片《桃李劫》与《毕业歌》
《毕业歌》是1934年聂耳与田汉合作为电影《桃李劫》所创作的主题曲，影片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学生坎坷的生活道路。“作为主题歌，它所体现的已经不仅仅是影片的具体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而是在当时国民党政权统治的限制下，表达了银幕形象所不能表达的内容。”[2]在《毕业歌》的创作当中，除了在旋律的进行上运用了很多4、5度大跳音程外，聂耳还多次运用了切分节奏、四分休止符等，使得整首歌曲曲调充满激情，音乐更加有力量。
首先，影片运用了大量的切分节奏。切分节奏由于改变了节奏重音的位置，让音乐更富于动感和力量，如“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中，“担负起”旋律便使用了这种手法。与切分节奏的运用相对比，顺分节奏的动力性就稍显平淡，聂耳在《毕业歌》的创作当中，加入了多处切分节奏，让整首歌曲充满号召性与战斗力。其次，四分休止符的运用有时会起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特殊效果，如“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在歌曲当中，歌词“听吧”“看吧”所对应的旋律唱完之后，紧接着一个四分休止符，这样的节奏进行，就像一把重锤敲击在人们的胸膛之上，让听者惊醒，从而起到号召的作用；“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也起到了一样的效果。
影片《桃李劫》是中国最早以有声电影首发创作的影片，音响第一次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艺术元素。声音和画面的不同结合方式让中国电影对增强影片的艺术表现作了一次成功的探索。影片描述了一对有社会抱负的知识青年陶建平、黎丽琳由于坚持自己的原则与本性，对失衡社会进行反抗与挣扎，最终被时代所吞噬的命运悲剧。虽然是悲剧结局，但影片中所体现出的抗争精神，与《毕业歌》朝气蓬勃、振奋有力的“愤青”信仰一脉相承，引起了当时全国青年学生的强烈共鸣，共同号召青年学生勇于承担起国家救亡的责任，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也唱出了爱国青年的心声。
三、 劳动精神：影片《大路》与《大路歌》
《大路歌》是聶耳为故事影片《大路》创作的主题歌，完成于1934年。在创作过程中聂耳专门前往筑路工地，同筑路工人们一起劳动体验生活，在与筑路工人一起的日子里，聂耳深深地体会到了他们的内心感受。这些来自第一线的真实感受让聂耳非常震撼。《大路歌》在歌曲的前面部分主要描写筑路工人劳动的场面，我们从那“哼呀咳嗬”的号子声中也能够感受到工人的劳累程度；在歌曲的后半部分则表现了当时劳动人民在努力地争取民主，争取自由。
首先，连续八分音符节奏的运用表达劳动主题。这首歌曲“在表现筑路工人劳动中沉重步伐的同时，更力图在劳动号子的曲调与节奏中体现工人阶级团结拼搏的精神气质”[3]，而连续八分音符节奏的运用，恰恰描绘出工人那沉重的步伐与内心深处的苦楚。如“吭！嗬咳吭！哼呀咳”，这种偶尔的十六分音符与连续八分音符节奏的运用，将工人胸中积压的不平与愤怒化作气势磅礴的呐喊呼号，表达出“压平路上的崎岖”之决心。其次，以级进为主的旋律进行为歌曲营造出平稳、稳健的情绪，用以刻画工人们劳动时的状态。影片《大路歌》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由工人担任主人公的影片，用音乐的节奏表达劳动的精神，表达出了筑路工人的热忱与信心，更表现出了工人们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诉求。《大路歌》正是为《大路》而生，影视与音乐的结合在此片中得到了完美呈现，影片的价值观念踏着音乐的鼓点传递向后世，更加源远流长。
结语
彼得·拉森认为，电影音乐能使电影“一致起来”，赋予一部电影整体感。“电影音乐的任务，是把零碎的视听信息转变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感知的格式塔……要想能够有助于建立感知一致性，音乐本身必须是一致的，能够作为电影叙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起作用。”[4]能够指明、创建电影的叙事结构，“借助于音乐自身的结构，音乐构造了屏幕上的事件，把事件一个一个地分开或连接，指示出联系和过渡，把某部分隔离开来并开启新的部分”[5]。通过对以上三部电影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在聂耳的电影歌曲创作中，歌曲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以形式意义为主，在内容上亦锦上添花。电影歌曲的创作是聂耳音乐作品当中重要的一部分，聂耳用他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可贵的音乐创作才华，为我国近代音乐创作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为我国近代电影歌曲创作指明了方向。“聂耳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音乐家，是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士，是中国劳苦大众形象的缩影，更是千千万万个优秀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精神，是我国当之无愧的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6]虽然聂耳英年早逝，但他为后人留下了很多经典、宝贵的音乐财富。
参考文献：
[1]范宏.电影音乐的功能、历史与分析[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
[2]伍雍谊.担负起天下的兴亡[J].词刊，1982（2）.
[3]晨枫.百年中国歌词博览[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79.
[4][5]彼得·拉森.电影音乐[M].聂新兰，王文斌，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212，203-204.
[6]于书正.聂耳墓前的追思与感怀[J].科技视界，201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