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纪录片叙事的视觉表征与文化书写

    

    【摘 要】 西藏纪录片是以影像为传播形态的视觉文本，视觉表征则具有对这样的影像符号、文化进行编码与解码的功能。将西藏纪录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典型文本《藏北人家》《西藏一年》以及《第三极》的分析，考察西藏纪录片影像中占主导地位的表征范式的内容与形式，有助于我们理解视觉符号是如何通过动态的视觉影像的“认知提示”，书写藏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出西藏的民族形象的。

    【关 键 词】西藏纪录片；视觉表征；文化书写；藏族文化；民族形象

    【作者单位】唐光胜，北京师范大学 达州技术学院。

    当下社会的“视觉转向”不但意味着一种文化范式的转型，同时也是一种传播理念的转向。身处“视觉文化”这个无所不包的语境之中，不能忽视的是视觉性文本对社会的建构作用。西藏，作为集宗教、民俗和文化等因素为一体，且有着独特地域风貌的区域，在吸引世界不同程度关注的同时，也一直被视觉性文本影像所青睐，西藏的民族形象也得以在此流动的视觉空间中得到再现与塑造，而西藏纪录片便是此类视觉性文本影像中的一个类别。

    西藏纪录片作为民族纪录片中的一个分支，它主要以西藏地区为背景，通过电影、电视媒介特有的方式，客观记录藏区的自然形象，真实地展现藏族聚居区人民的生活、历史文化、宗教仪式以及社会更迭，从而传递藏族文化，形成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人类学影像。就传播而言，西藏纪录片一般包含两大部分：一是藏民族自然形象（具象）的展示，二是藏民族人文形象、藏族文化（抽象）的书写。

    此外， 视觉表征就是通过影像等不同的“语言”对各种概念产生意义，它具有对符号和文化进行编码、解码的功能，而这样的编码和解码，无疑又会受到权力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表征与意识形态关系紧密，意识形态往往决定着表征的内容和形式。于是，通过考察西藏纪录片三个典型文本《藏北人家》《西藏一年》和《第三极》的表征范式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藏纪录片在建构民族形象所起的作用。

    一、西藏纪录片视觉表征的范式要素与主题

    1.范式要素

    虽然《藏北人家》《西藏一年》和《第三极》这三部纪录片由不同拍摄团队拍摄而成，但它们遵从了范式变革的过程，呈现出一种集体性质。

    《藏北人家》是导演王海兵用自然跟踪的手法，在拍摄了200多分钟的前期素材后，经编辑完成的47分钟的纪录片，片子记录的是以游牧为生的藏族群众措达一家如何在海拔 4700米的高原生活的情形。《西藏一年》是一部围绕西藏江孜白居寺的四季仪式和节日庆典展开影像叙事的民族志纪录片，制作团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跟拍不同的人物，记录了8位藏人在三百多个日子里跨越四季的生命际遇和心路历程。《第三极》作为国内首部全景式展现青藏高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型纪录片，运用先进的4K技术，在真实还原藏族民俗风情、文化历史及宗教生活的基础之上，凸显出藏民族与山川河流、自然界动植物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

    可以说三部影片都呈现了极具西藏特色的文化基因——从《藏北人家》对一家人一天生活的纪录，到《西藏一年》对一个部落一年的跟拍，再到《第三极》更宏大的叙事，它们都清晰地表征出鲜明的民族特点，且这种叙事呈现出大气、直观的感觉，而不是像西方一样，将西藏塑造成一个“神秘的”、存在于他者想象中的西藏。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出这三部纪录片影像范式中的以下五个要素。

    第一，节奏性。《藏北人家》总共有47分钟的时长；《西藏一年》共分为“春、夏末、秋、冬、冬末”5集，每集48分钟左右；《第三极》共6集，每集46分钟，可以说在时间容量上并不短。但是，三部纪录片每个镜头所占时长平均有5秒左右，配合上悠扬、缓和的藏域风情音乐，与镜头切换的“缓慢”配合给人一种平和、温暖的感受。例如在《藏北人家》中为了表现小孩吃糌粑，镜头对小孩“高原红”的脸颊、对糌粑制作的过程、对小孩吃糌粑时嘴唇的运动的记录，通过近景、特写的方式，配合缓慢的节奏，传递出一个信息——藏族人民生活的朴实。这种减少信息量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影片的“诗意”，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交流。缓和的节奏感，表征的就是藏族人民质朴、平和的性格特点。

    第二，景观性。景观在西藏纪录片的影像范式中主要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景观性是这三部纪录片表述的重点。作为民族文化的能指，人文景观在影片中均是重要的元素和符号。例如，在《西藏一年》中对白居寺、佛珠等代表西藏宗教文化的表述，对于西藏想象性识别和传播就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在《第三极》中，对西藏的蓝天白云、冰山清水、风吹草低见牛羊等自然景观的描述，便是对西藏的风光、自然资源的表征。

    第三，移情性。审美移情是指将人的情感“外射”到事物上，从而使感情变成事物的属性，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会感受到事物的美好。虽然以立普斯为代表的“移情说”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不过《第三极》《西藏一年》和《藏北人家》都成功地将审美移情到西藏这一抽象属性的事物中去。前两者更多体现了西藏独特的风光、宗教信仰，《藏北人家》开篇的逆光拍摄则隐喻着20世纪90年代西藏人民对光明的无限追求。而三部影片采用的“本位视角”的叙事角度，使观众观看時更容易将自己代入片中，产生审美感情。

    第四，日常性。西藏的风土人情是影片中受关注的重点。《藏北人家》以措达一家在藏北草原上的日常劳作为主线，在一天的时空跨度里，表现了藏族群众日常食用的酥油茶、糌粑等食物，以及剪羊毛、祭神等牧民日常起居和生活习俗；《西藏一年》记录了8位普通藏族群众一年的生活情景，是对西藏传统寺院和平民社会流动的真实图景的描绘；《第三极》在“上善之水”一集中，通过对芒康制盐的人们对特殊用途之水的使用，为我们展示了西藏生活中富有味道的神奇之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影片没有大人物、重大事件，小人物却也凝聚着更多的民族文化、民族自信，而这正是鼓舞人心的群体力量。

    第五，亲切性。在有限的时间抓住人的情感，是一部纪录片成功的关键。《藏北人家》《西藏一年》《第三极》都是运用“笑脸”这一个没有界限区分的视觉符号来体现藏族人民的精神状态。运用孩子、老人的笑容，呈现西藏亲切、友好的形象。

    可以说，《藏北人家》《西藏一年》和《第三极》三部影片所包含的以上五个要素，成功地对西藏进行了传播，体现出了拍摄团队对藏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推崇。

    2.主题表达

    西藏纪录片导演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需要传达出西藏地区的文化，且要考虑到审美、政治和市场等多种要素，因此，这三部影片都在表述的主体和素材上有着重复性。于是，我们可以挖掘到三部影片中民族性影像表达的主题：民风民俗、儿童与青少年、宗教和仪式庆典。这些主题共同构成了多元层次的网络结构，向观众表述着影像中需要传达的民族性表征体，在这些具有审美的视觉感受中，传播西藏的独特文化。

    （1）民风民俗——饮食、婚嫁、服饰

    民俗是依附民众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沿袭而成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针对藏族这一中国少数民族，在三部纪录片中，导演都运用民俗艺术来凸显其民族文化，利用独特的文化形式给受众新鲜感。

    《藏北人家》着重记录了西藏糌粑的制作过程，是对西藏饮食文化的传递；《西藏一年》中则记录了西藏民族包办婚姻等婚嫁制度。三部纪录片中，都记录了西藏民族的服饰：肥腰、长袖、大襟，此外，影片还呈现了藏北牧区男装的配饰，措达腰带上挂着小刀、银圆等装饰品，这些物品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用具，也是他们的装饰和财富的体现。除了独具特色的藏族服饰，片中也记录了“汉族”现代服饰。于是，民族性编织在了一种想象的民族代码体中，一种超越性的、新的民族性成了这三部西藏纪录片的主导风格。

    （2）儿童与青少年

    作为民族未来的表征体，儿童和少年成为这三部纪录片中表现民族蓬勃发展的常态符号。

    《藏北一家》纪录的措达一家，他们有7个孩子，影片纪录过程中多次“特写”孩子吃饭、睡觉的神情与表情，孩子是这个家的希望；《西藏一年》中，小孩子次平跟着师傅学习，但是师徒间有着多次的“对抗”，年幼的次平不理解师傅，但是又必须听从师傅的教诲，在这种“抵抗”中，隐喻着传承；在《第三极》的“高原之歌”中，在讲述雪域高原上的生活时，还介绍了格萨尔的艺人，他也是一位青年大学生，并且完成了国家课题，而这是以往许多西藏纪录片中不曾讲到的，隐喻的就是现代西藏的发展与变化。

    （3）宗教和仪式庆典

    藏族宗教文化历史悠久，范围广，特别是自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藏族地区之后，以佛教为主要特色的藏族宗教文化得到蓬勃发展，在许多藏族题材纪录片中，我们都能通过故事的讲述，影像的记录，捕捉到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

    以《西藏一年》为例，首先，《西藏一年》分集被取名为“春”“夏末”“秋”“冬”“冬末”，从副文本的操作上，我们就能看到宗教轮回的意味；并且，《西藏一年》从一世班禅 1418 年创建的江孜白居寺切入讲述故事，片中展现了为迎接十一世班禅的视察而制的“八宝吉祥图”，僧人们为江孜最重要的节日佛诞节而制作的坛城画、为藏历新年耸立的经幡柱等宗教文化符号，多角度地再现了宗教复兴后的场景，这些宗教文化的展现使得影片内容更加真实，更加饱满。

    二、纪录片西藏叙事的文化书写

    西藏纪录片叙事独特的文化书写方式，正是西藏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现实影像再现。在这样的文化书写中，体现出了文化差异性。

    1.历史与现代

    历史与现代是属于时间观念上的一组对应概念，两者互为参照，没有历史就没有现代，没有现代的概念也就没有所谓的历史，作为文化的一体两面，历史与现代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纵观《藏北人家》《西藏一年》和《第三极》，三部影片都没有刻意回望历史，导演均采用了一种共时叙事的方式，有一种急于表现现在的意识所在。例如对建筑物的拍摄上，帐篷、瓦房等都是导演着重描写的地方，但是缺少了对西藏现代化建筑的纪录，没有将西藏独特的文化很好地融入现代西藏中去。因此，在对于历史与现代的表述上，三部西藏纪录片还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国家话语与民族话语

    西藏纪录片的拍摄根据拍摄主体不同，也有着不一样的话语体系，但就《藏北人家》《西藏一年》和《第三极》来说，其播出平台均在中央级媒体，因此这三部纪录片的话语体系自然也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与社会意识共同体，它往往也用民间话语的形式来表征意志，通过将民族仪式纳入国家事件来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供舞台，或者说，国家就是现场，民族仪式应邀走出民族区域，参与国家的活动。

    例如在《第三极》第一集中，开篇就有一段旁白：“这是中国特有的猕猴，藏猕猴，这里一共有两千多只。”从旁白可以窥见，这里符号的所指都是指向中国这一更大的空间，因此，这样的民族影像既是民族的，也隐含着国家话语体系。

    而民族仪式被征用，一般主要取决于它们潜在的价值。例如，在《西藏一年》中关于西藏春节仪式的记录，其热闹场面的政治意义也十分丰富。首先，西藏春节的民族仪式固有的象征意义如“喜庆”“祥和”被凸显出来，可以作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印证。其次，例如在《第三极》中谈到的，藏族群众将自己的房子让给猕猴住，而政府又给藏族群众物质支持，让他们搬了新家，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与民同乐”的盛世气氛在今天实际上也表达了对政府工作的肯定。可见，在西藏纪录片民族狂欢所展现的话语背后，是话语符号的置换，国家话语与民族话语在此相互借鉴，复合杂糅，只是国家话语一般都隐藏在表象之后，通过集体无意识达到预期的效果。

    当然，遗憾之处在于，三部纪录片导演均是汉族导演，因此影像不免会在中心认知模式的禁锢下，用“他者”的视角来凝视这一独特的文化，书写的文化也是存在于镜头背后的经过过滤的隐性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着西藏本身的传统文化表达。因此，如何更好地体现西藏的美与真实，需要更多导演的不断探索与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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