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50年代的外交”教学设计

    

    

    

    编者按：1949-2019年是古老中国旧邦新造的70年。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历经曲折，成就非凡。重温共和国往事，讲好新中国故事，探索立德树人路径，可以激励年轻一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集团、上海市高中历史德育实训基地、《历史教学》杂志等主办的“旧邦新造70年”说课大赛，试图呈现对共和国的一种温情和敬意，同时探讨新教材教学的可行方式，本组稿件，皆为此作，以飨读者。

    关键词 中国外交，1950年代，部编教材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3-0003-08

    随着统编高中历史新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下文简称《纲要》）由“多省试教”到“六省（市）推行”，学界对《纲要》的探索也在逐步深入。笔者有幸参加了“旧邦新造70年——共和国记忆”全国说课比赛，对《纲要》中“共和国50年代的外交”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感触颇深。

    由于《纲要》的教学内容高度浓缩，共和国外交史内容不再占据独立的单元和课程模块，而是以子目形式呈现。《纲要》的叙述语言“微言大义”，加之容量庞大与课时紧张之间的矛盾，共和国外交史的内容也不再会占据40分钟的完整课时。基于此，我们应转变传统的教学设计理念，探究新中国外交史教学的新思路，以便更好地落实核心素养的培育。以下是笔者对于《纲要》中“共和国50年代的外交”这一内容的教学设计与反思。

    无论是《纲要》内容还是课程标准，在强调历史课程教育功能的基础上，都突出了“学术性”的教学要求。因此，无论是研究课程标准、教科书，还是学科核心素养在学科教学中的落实，都需要把学术性的态度、方法和途径放在首要位置。①在对“共和国50年代的外交”这部分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时，首先需要“回归史学”，从“定位”与“外延”上探究其理论支撑。

    （一）史学定位：“共和国史”定位下的“50年代外交”

    共和国外交史作为国史的一部分，其内涵应服从整个国史的定位。②笔者注意到，新课程岳麓版教材是将共和国外交史部分置于“复杂多样的当代世界”这一世界史单元下，与“两极格局的形成”“世界多极化趋势”等课并列。而《纲要》则将全部外交史内容置于国史单元范围内。这充分体现了外交史“国史定位”的回归。五十年代的外交对应的该阶段国史主线，就是“巩固人民政权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课标解读”用一句话精辟地概括这了这一时期外交的内涵：“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奉行和平外交方针，初步争取到一个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③这提醒我们，学生对本子目内容的学习，应明确“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基本原理，将这一时期的外交解读与该阶段国史主线相结合。

    （二）史学外延：“50年代外交”的“国际关系史”视野

    回溯国内外外交史研究理路，50年代的外交史曾被狭义化为“国家政治史”，侧重于研究大国官方战略博弈下的政策制定，更多关注主权国家层面决策者的活动。如今，更多学者将其归为国际关系史范畴，结合了冷战背景下经济文化交流、第三世界、民间外交等多元领域，随着多国档案的解密、开放和使用，研究史料也愈加丰富。档案文献的丰富不仅使研究者可以直接使用充足的一手史料，还可以借助多国档案进行史料的甄别和考证，从事更加专深的研究，从而提高历史叙事的准确性和历史解释的丰富性。①这既大大拓展了外交史的外延，也从史料选择和历史叙事上给予历史教学更大的发挥空间。基于此，教师需要在“立足国史”的同时，适度拓展“50年代外交”的史学外延，具备一定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视野。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容主旨相当于教学的“主心骨”。在《纲要》内容压缩、时空跨度大的特点下，其“提纲挈领”的作用愈加重要。“50年代的外交”这一主题可分为“过渡时期的外交”“50年代末的外交”两个部分，依据以上两个不同维度的学理分析，加之“课标解读”对这一时期外交内涵的概括，笔者将本教学设计的内容限定在“过渡时期的外交”。

    共和国外交是在国内政治机制和政治进程与冷战国际体系等两大结构的互动中产生、演变和发展的。②因此，不能将新中国外交当成静态的“政策解读”。这一时期，新中国既要考虑国内政权的巩固发展，也要面对国际环境带来的挑战，有“紧迫中寻应对”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辟了“外交新战线”，有力冲击了美苏主导的冷战格局，有“发展中求破局”的趋势。基于此，笔者将本课的内容主旨提炼为“应对”与“破局”，具体表述如下：

    过渡时期的外交，在“政权巩固發展”与“冷战国际体系”的“互动”中产生。它既因“一边倒”的战略决定而带有明显的“革命性”色彩，也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与外交形式的丰富，具备了“灵活性”的特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到有利国际环境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冷战格局。

    依据内容主旨和核心素养各个水平层次的具体要求，结合高一学生的普遍认知水平，本课的教学目标拟定为：

    （一）在较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中探究新中国外交的起源，认识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演变发展与国内政权建设、外部环境间的关系。（唯物史观【水平3、4】、时空观念【水平3】）

    （二）了解基本的外交史料分类与价值，能够用多元史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制定、演变的“历史逻辑”做出合理的解释。（史料实证【水平3】、历史解释【水平3】）

    （三）了解新中国第一批外交人员的光荣事迹，感受他们敢为人先、为国奉献的爱国情怀。（家国情怀【水平1、2】）

    由于五大核心素养无法在一个子目内容的学习中面面俱到，本课将核心素养的培育重点放在“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方面，而“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家国情怀”的培养更多是在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层面隐性渗透。

    50年代外交的相关内容，呈现于《纲要》（上）第九单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课中的“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子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三目并列，共同组成了“过渡时期”的国史主题。就子目本身内容来看，虽呈现了外交的基本史实，但并无史实间历史逻辑的阐述，在教学设计时，须深入剖析教材，建构清晰的历史逻辑脉络。我们可以运用整体性教学设计策略，帮助学生梳理知识之间的联系，形成历史学习的大框架，有效完成学习任务。①

    依据这一时期外交的演变过程，结合子目的主旨“应对”与“破局”，我将本课的教学逻辑梳理如下（图1）：

    从偏重“两大阵营”到关注“中间地带”，从选择“联苏抗美”到重视“国际统战”，除国家利益的考量贯穿其中外，两个政策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一边倒”意识形态浓厚，是“革命惯性”使然与“冷战局势”的驱使，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给我国的外交政策注入了灵活性。朝鲜停战以后，完成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工业化建设已经为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②寻求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迫在眉睫。基于“战略空间”拓展的需要，此时的中国外交思维开始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束缚，并以多样的“外交形式”呈现。

    材料1：

    时间：1949年4月8日;

    地点：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事件：毛泽东、张治中关于对外政策的争辩。

    张治中：我坚决反对一边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不妨在外交政策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

    毛泽东：以苏联为首的是社会主义集团，以美国为首的是资本主义集团，前者是革命的、民主的、要解放全人类的，后者是垄断的、侵略的、压迫剥削穷人的，我们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集团……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准备为此辩论一百年！

    ——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

    一次重要谈话》③

    这段材料记述了在解放战争大局已定的形势下，国共“北平和谈”中的一个既严肃又有趣的“插曲”。面对张治中在对外政策上“中立”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立场鲜明，不失幽默，表达了中共坚决“倒向苏联”的主张。似乎在建国前，“一边倒”的政策就已尘埃落定。

    问题1～2：当时有无“一边倒”之外的可能？“倒向苏联”与教材子目“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否矛盾？

    设计意图：材料1围绕子目的第一个重点——“一边倒”为主的“三大方针”，开门见山。选取1949年“毛张之辩”这一真实的历史情境，意在通过“问题驱动”的方式引发学生思考，进入新课。此处史料的作者，为张治中曾经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先生，他根据张治中生前对这次谈话的记录整理了当时“毛张之辩”的对话过程，兼具回忆录与口述史料生动形象的语言特点。这与《纲要》言简意赅、缺乏情境的叙述风格形成了“互补”，更有助于激发学生兴趣。此处问题的设置，是“逆向思维”设问方式的体现。教师与其提问“为何要一边倒”，不如转换成更具探究性、开放性的设问方式“当时有无中立的可能”;与其直接阐述“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概念，不如引导学生认识“倒向苏联”的意义，深化对这个核心概念的历史理解。如此，学生在任务之下的自主性增强，需设身处地利用历史知识方能解决问题。

    【环节一】应对

    “两大阵营”间的“联苏抗美”——“一边倒”为主的“三大方针”。

    出示材料（表1），要求学生围绕引入部分的两个问题进行思考、探究，并分享。

    设计意图：学生在未掌握充足的史料时，往往对“一边倒”存在“一元化”的僵化理解，在解释其必然性时，要么持“唯国家利益论”，要么陷入“唯意识形态论”。实际上，学术界也对这个问题展开过争论，还有诸如是“被动”还是“主动”、是“唯一选择”还是“一种选择”等其他观点的争锋。①而《纲要》受编写体例的局限，在本子目直接叙述了外交“三大方针”施行后的第一次建交高潮，对“一边倒”的背景并未提及。由此，笔者以表格形式概括呈现学生探究问题所需的参考史料，定位到“抗战后期到建国前”这一具有一定跨度的“历史时空”，选取其间一些重要月份中相互关联的事件，让学生在“国际形势”和“中共动向”的相互交织中，追溯新中国外交的起源，挖掘“一边倒”政策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而引导学生对中共外交倾向的变化发展进行不同层面的“历史解释”。例如：

    1.“一边倒”形成于建国前，经历了由“中立”到“一边倒”的复杂发展过程。

    2.“一边倒”是基于中国党和政府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苏三国内外政治交互作用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综合评估的结果。②

    3.“一边倒”并非是被迫的“投靠”，而是为更好地维护“独立自主”的地位，做出的主动选择。

    学法上，教师在引导学生探究此处时，要提醒学生关注史料的细节。如中共即使在“倒向苏联”基本明确的情况下，依然在与美方交涉关系正常化的可能。要通过“史料实证”，让学生意识到外交的“复杂性”，避免“非左即右”的“一元化”思维。

    【环节二】破局

    “中间地带”下的“国际统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

    1953年朝鲜停战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重中之重。面对美国的孤立与封锁，中国迫切需要打开新的外交局面，以寻求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提出，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外交工作的新意见：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周恩来带着对“破局”的迫切愿望，远赴日內瓦，不仅为成功解决印支问题贡献了力量，也展示了五大国之一的中国求和平的诚意。会议结束后不久，亚非会议的舞台又在等着他。这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会一帆风顺吗？

    材料2：1955年“万隆会议大事记”

    3月12日，周恩来突发急性阑尾炎住院手术。

    4月11日，国民党特工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幸免于难。

    4月18日，会议第一天。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代表公然发表“反共言论”。

    4月19日，周恩来针对之前各国的不友好言论，临时写稿，逐一回应，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4月20日，驻印尼大使黄镇收到“暗杀周恩来提醒”的匿名信。

    4月21日，锡兰总理公然支持“台独”，且提出“共产主义是一种殖民主义”。

    4月23日，周恩来再度讲话：“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序言中的‘和平相处。”“和平并没有绝望”，“应当寻求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结束了会议最后的争议。这天，周恩来还表示出愿意和美国缓解关系的信号。

    4月24日，会议闭幕。发起国邀请各国代表参加晚宴，气氛和谐融洽。

    8月1日，第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注：1.众多亚非国家，在会议前的公开场合表达过对中国“输出革命”的恐惧与担忧。

    2.参加万隆会议的29国中，只有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整理自：陈敦德·迈步：《周恩来飞往万隆》①

    问题3：万隆会议前的氛围如何？为何会有多位国家的代表发表“反共产主义”言论？周恩来的讲话为何能获得一致认可？

    设计意图：本课第二个重点“破局”，涉及五十年代外交中两个重要会议：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考虑到实际课堂时间有限，笔者将日内瓦会议的内容融入万隆会议的背景，做简单处理。通过教师直接讲授的方式，让学生认识当时外交策略转变的国内外因素，从“唯物史观”的思维层面引导学生认识：一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是息息相关的，它们同属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两个方面。内政与外交是互为影响、辩证统一的。②

    如果说“一边倒”部分，侧重于多事件、较长时段的逻辑梳理，那么此处对于万隆会议的学习，则更多聚焦单事件、较短时段的细节分析。外交会议通常不会一帆风顺，其过程前后的“跌宕起伏”，往往是激发学生兴趣和情感体验，引发其思考的关键。因此，“历史细节”对情境的润色必不可少，这也一定程度弥补了《纲要》语言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上的不足。此处的设问，意在引导学生运用材料中的相关史实，结合恰当的“时空术语”，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亚非国家的特点与诉求形成历史理解并做出合理的“历史解释”。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当时亚非国家对中国的敌意，除美国的煽动之外，也和“一边倒”政策浓厚的“革命性”有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界范围内援助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运动，这种“远大的革命理想”与当时“现实的国家利益”发生了冲突。学生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认识到外交“破局”的必要性，以及“求同存异”理念对打破会议僵局的重要作用。

    问题4：周恩来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在日内瓦会议与万隆会议上两度“破局”，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了众多国家的一致认同。当然，“破局”不只体现在会议的过程中，结合下面两则材料，谈谈你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于外交“破局”的理解。

    材料3：亚非会议掀起的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1955年到1964年，中国建交国增加了29个，除南斯拉夫和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

    ——黄庆、王巧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2012）》①

    材料4：美国方面观察到，中国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广泛使用“人民外交”的策略。

    北京倡导各种类型的代表团进行交流互访：文化的、科学的、经济的、宗教的、民族的、教育的、体育的、记者的以及城市的……1955年代表63个国家的外宾访问了中国，同期中国出访33个国家，1956年，这两组数据增为75个、49个……

    虽然中国只获得30个国家的承认，但通过非正式渠道，它已与70个国家的人民政府建立联系……大大缓解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好战和侵略性的恐惧，并且在塑造中共领导人及其政策的“理智”和“寻求和平”的形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沈志华、梁志：《窥视中国

    ——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②

    设计意图：此处设计着眼于培养学生“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素养。两则材料来源不同，视角各异。材料3取自官方的国史统计，着眼于“第二次建交高潮”;材料4为沈志华教授团队对美国情报部门解密档案的分析，关注“民间外交的勃兴”。引导学生在“官方——民间”“我者——他者”不同维度史料的“互证”中，对本课的重点“破局”形成全面的历史解释：

    1.外交会议的“破局”：日内瓦会议与万隆会议中的“纵横捭阖”。

    2.发展空间的“破局”：中国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亚非地区拓展了广阔的“战略生存发展空间”，也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3.外交形式的“破局”：民间外交的勃兴，是对官方外交的有利补充，丰富了我国的外交形式，充分体现了我国外交活动的广泛性、灵活性和多层次性，对中国与他国的友好往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国际局势的“破局”：迎来第二次建交高潮，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战略的有力回击，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际冷战体系。中美关系的转机，也起源于这次会议。

    此处要提醒学生注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对“一边倒”政策的取代，而是在明確“倒向苏联”的同时，开始更多关注“中间地带”，让中国自身的外交策略更加务实、灵活。

    日内瓦会议与万隆会议，是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开始，也是新中国外交走向广阔的世界舞台的开始。至此，中国不再只以“苏联阵营的重要成员”自居，同时也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一员”积极发展和平对外关系，路越走越宽，门越开越大。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起步与发展，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外交智慧密不可分，但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在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创期，为国家鞠躬尽瘁，默默奉献的另一群人。（电子课件播放多媒体“数字故事”）

    【环节三】“荆棘满途”中的“折冲樽俎”——新中国早期外交人员的风采

    设计意图：时代造就的历史人物，或伟大，或平凡，或睿智，或敏锐，他们都以鲜明的个性和富有创造力的行动，有力地影响着历史发展进程。③《纲要》史实的呈现简明扼要，少有对历史人物的详细刻画。而以往的外交史教学中，涉及历史人物的分析或是故事介绍，也多是围绕“决策者”的事迹，如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策略，缺少“视角下移”的意识，如一线的外交工作者。基于此，笔者为学生们提供了“领导人”之外两个群体的观察视角：

    1.“他们”：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1950年5月至1951年5月，毛泽东先后任命了14位大使作为新中国的首批驻外使节。由于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因此也被称为“将军大使”。②他们脱下戎装，临危受命。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辉煌篇章。

    2.“她们”：外交官的夫人们，“随夫出征”，积极投身外交战线，充分展现了新中国女性的自强精神。这一时期，夫人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来华的澳大利亚、智利、丹麦、埃及、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日本、荷兰、瑞典等国的各类代表团中，她们在宣传和沟通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③

    此部分内容作为本子目的结尾，精选珍贵的外交史料图片，配以文字说明和音乐，以多媒体“数字故事”的方式呈现，明确历史教学“史中有人”的基本原则，注重历史课堂的情感体验，也是涵养学生“家国情怀”的重要环节。

    （一）须重视历史逻辑的梳理与历史细节的补充

    《纲要》编写语言“微言大义”，这必然要求教师首先应对教学内容的逻辑脉络有清晰的认识，从宏观层面把握教学内容的整体性。以子目内容为例，按教材顺序，依次是“三大方针”“日内瓦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四段。教师若按照此顺序进行教学，学生会产生疑问：为何先讲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后讲1953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似乎不符合通史的时空线索。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此时期外交演变的基本逻辑，将子目内容进行重新整合，把“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两个史实，置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这一部分之下，从而有效串联起教材四个部分的内容。

    在外交史宏大叙事的背后，有众多历史细节值得学生去分析品味，或是某一个外交人物的经典故事，或是某一个外交政策背后的风风雨雨。在外交史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历史细节，作为《纲要》内容的补充，将“故事性”和“趣味性”融入大势分析中。例如，外交“口述史”“回忆录”中的历史故事，往往情境生动、叙事语言丰富，可以结合其他类型史料，围绕教学内容进行问题探究，以促进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

    （二）可适当拓宽学习视角，为学生提供深入探究的可能

    50年代的外交涉及“共和国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等史学领域的交叉融合。关于外交史的研究，还有很多微观的研究视角以及跨学科的前沿研究方法，可供学有余力的学生在课堂学习之余进行专题式的深入探究，或是为教师备课提供一些新颖的思路。这里以两个可行的方向为例。

    1.借由“夫人外交”的研究视角，可以进一步挖掘“外交史中的女性身影”，进行专题研究。女性主义本身流派繁多，是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性质的知识体系，它对社会、文化、历史、教育等学科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①近年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研究深入，为此专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史料参考。

    2.尽管外交决策看似是“理性”的体现，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许多处于外交决策圈的领导人，并非是纯粹的理性个体，他们受自身情感、信仰、生活经历的影响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其外交倾向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以来，政治学、心理学的不同概念、不同研究路径都曾被用于对外政策的研究。其中，美國学者玛格丽特·赫尔曼运用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国家领导人的人格特点与国家对外政策行为之间的关系，影响力较大，可作为学生课后深入探究的一个前沿视角。

    以上是笔者对于《纲要》外交史教学内容的初次探索。在统编新教材即将全面推行的大势下，笔者望与诸位同仁一起努力，让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到实处。

    【作者简介】王子涵，中学一级教师，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