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片《幸运是我》看当今社会的家庭多元化现象
侯晓银
香港家庭片《幸运是我》由罗耀辉执导，这位有着“金牌编剧”之称的电影人，首次尝试执导电影，便获得了香港与内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本片从独居老人芬姨的角度出发，讲述了一个她与港漂小厨师阿旭之间互相陪伴的故事，二人萍水相逢，非亲非故，却在朝夕相处中产生了家人般的依赖与真情。在IP改编潮流席卷国内市场的当下，这类质朴温情的家庭小品尤其难得。《幸运是我》直面人口老龄化现状，聚焦认知障碍问题，将“多元成家”的概念带入了公众视野。
一、 家庭破碎造成角色的性格弱点
影片的两位主人公，阿旭（陈家乐饰）与芬姨（惠英红饰），二人年龄差距巨大，在生活习惯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的家庭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相似的，不幸的家庭生活造就了二人性格中的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让阿旭和芬姨一拍即合，成为忘年知己，最终升华成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影片的开篇镜头便是阿旭捧着骨灰盒的双手，二十出头的年纪，别人还享受着父母的照顾，在大学中肆意玩乐，阿旭却一无所有，母亲的溘然离世，让他只得孤身前往香港寻找父亲。阿旭的寻父经历一波三折，从广州来到完全陌生的香港，他的处境，用“举目无亲”来形容也丝毫不过分。为了养活自己，他来到一家小餐馆打工，厨师的工作非常辛苦，老板娘对这位外来的打工仔毫无耐心，稍有过错便大肆责骂，阿旭一气之下辞了工作，祸不单行，他又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痛打一顿，赶出家门。从此，阿旭处境更加艰难，睡过露天大街，偷过女友钱包，阿旭身上完全没有所谓的“主角光环”，而是一个活在你我身边的落魄青年。当他千辛万苦找到父亲，却发现父亲早已组建了新的家庭，拒绝承认自己，甚至以骚扰罪名报警。在生活的压力面前，血浓于水的亲情竟如此不堪一击，父亲的逃避态度，让阿旭彻底认清了现实，他变得阴郁，一言不合就满口脏话，这也是阿旭内心自卑的表现，越是外表强硬，就越说明这个青年失落的心需要关爱。
芬姨同样也生活在平民阶层，买鸡蛋要为了几元钱掂量半天，出门舍不得坐计程车坚持步行，这个形象非常贴近真实，反映出了香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情景。她年轻时做过歌手，出过黑胶唱片，却抵挡不住时间的洗礼，岁月的沧桑让她容颜不再，颠沛的经历让她孤独至今。没有丈夫，没有孩子，芬姨每天除了吸烟、发呆、听收音机便再无事情可做。这个角色正是现实中无数孤寡老人的写照，她不懂现代科技，不愿接受新鲜事物，每日奔波于柴米油盐的琐事之间，只为填满时间的缝隙，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孤独，她同样缺少亲情、缺乏关爱。
两个角色都有着典型的双重人格，即外表和内心的极度反差。阿旭染着一头个性张扬的黄发，说话之间尽是少年的狂放，而他的内心却很自卑、脆弱。阿旭这个角色的设定并非尽善尽美，也不具有邪恶的劣根性，尽管有过不道德的行为，例如为了盗窃名贵酸枝椅接近芬姨，但影片也将阿旭重感情、善良的性格特点表露无遗。他带着同父异母的弟弟进游戏厅玩耍，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给弟弟买玩具、买冰激凌，家庭二字在阿旭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正是因为在乎亲情，他才会对一个名义上的弟弟如此慷慨、关切。芬姨同样如此，她非常符合一个传统意义上包租婆的形象，唠叨、暴躁，在钱的问题上斤斤计较。但是，当阿旭好心办错事，导致弟弟花生过敏，连夜送进急诊室，从小最崇拜的父亲当众责打阿旭，此时，只有芬姨站在他的身边，用拥抱和话语安慰了少年。她不易接近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颗敏感而善良的心，总是默默帮阿旭分担生活中的烦恼与辛苦。
拒绝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温情而不煽情，《幸运是我》将两位主要角色置于最平凡的生活中，用点滴小事引起观众共鸣，用侧面烘托的方式展现了主人公的双重性格，为阿旭和芬姨在冷色的都市中重拾人间温暖做了铺垫。
二、 由家庭到社会直面人口老龄化
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总有一些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许多亚洲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速上升，“老有所依”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电影作为一种有效的大众传媒手段，在关爱孤寡老人问题上理应有所作为，《幸运是我》没有避讳现实，深入描绘了独居老人的生活点滴，将重点放在芬姨所患的阿尔兹海默症上，展现了人生岔路口上的悲欢离合。
阿尔兹海默症是多发于老年群体中的一种疾病，俗称认知障碍，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的记忆力会逐渐降低。近年来，全球阿尔兹海默患者数量呈上升趋势，这个弱势群体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帮助。欧美影片《爱》、台湾电影《漂浪青春》均涉及认知障碍患者，特别是奥斯卡佳作《依然爱丽丝》上映后，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度有了大幅度提升。在《幸运是我》中，芬姨也被认知障碍带来的无奈和痛苦深深困扰着，她变得越来越脆弱无助。面对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阿旭需要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出于道义与情感考虑，他不能丢下孤苦伶仃的芬姨，眼睁睁的看她走向死亡，但理智和现实条件又让阿旭非常犹豫，在这个高消费、快节奏的都市，连一个健康的青年都还没找到立足之地，又怎能让一个素昧平生的老人拖累自己的追梦脚步？
在影片开头，芬姨的病症已表现的比较明显，她时常会忘记自己买过菜、做过饭，转身又去买来一袋鸡蛋，开火又准备做一顿饭，面对着冰箱里满满的鸡蛋失神。芬姨已经有所察觉，但倔强好强的性格让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助，随着病情的渐渐加重，她的记忆周期开始进一步的缩短，走在街上会突然忘记回家的路，给阿旭做了一碗粥，竟然忘记了放米。这些细节看似漫不经心，却处处戳中观众内心深处的感伤，导演的镜头不留痕迹，没有任何刻意的夸张，仅用写实的白描手法，就将角色的无助和落寞表现得恰到好处。当阿旭得知房东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他一度消失，不敢与芬姨见面，这正是人性弱点的体现，阿旭没有义无反顾地照料芬姨，也没有就此撒手不管，承担责任还是就此放弃，不断地徘徊、犹豫，两种心理在此消彼长。这时的芬姨，带着染了一半的头发出现在街头，沿着二人每天买菜途经的坡道，昏暗的路灯下，一个老妇踽踽独行。这个镜头是全片最令人痛心的场景之一，阿旭帮芬姨染白头发，途中却忽然消失，染了一半的白发刚好象征着阿旭与芬姨的关系，二人已经十分友好默契，是成为陪伴一生的亲人，还是就此分道扬镳，阿旭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
芬姨的扮演者惠英红在接受采访时黯然流泪，她在片中的精湛演技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真情流露，她的母亲也患有同样的病症，而为了事业打拼的自己却没能多陪伴母亲一些时间。在影片中，阿旭有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女主角也是一位港漂，从内地来到香港做义工的女孩小月（刘雅瑟饰）与阿旭在社区服务中心相识，同样的漂泊经历将两个年轻人的心连在了一起。对于在外打拼、四处漂泊的游子而言，家人的陪伴是如此珍贵，为了事业，他们牺牲了很多与父母相处的时间，珍惜亲情，才不会在它倏然远逝的瞬间感到悔恨。
《幸运是我》直面了社会问题，以阿尔兹海默症为入口，意图唤起社会对孤寡老人的关爱，深挚的情感，精致的演技，将人性弱点如此形象的展示出来。阿旭面对患病芬姨的态度非常写实，让观众感同身受，照料孤寡老人的任务，即使在能力之外，也应在情理之中。
三、 现代社会中的“多元成家”思想
这个故事发生在香港，在这个现代化风口浪尖的大都市，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高速发展的社会给了每个人更为沉重的生活压力，现代人往往重视对家庭的责任，而忽略了“家”的本质是简单的沟通与陪伴。芬姨和阿旭正是通过彼此间的交流，弥补了对方心灵的缺口，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最初的阿旭，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对周遭一切都缺乏耐心，脾气暴躁，不信任他人，在与芬姨的相处中，他慢慢学会了包容他人。尽管也有许多摩擦，比如他为芬姨买了新的电视，却没想到芬姨根本不领情，理由更让他出乎意料，老人看了一辈子旧电视，记不住新电视的频道。但是阿旭心里明白，芬姨的出现为他的人生增添了新的色彩，他把从芬姨身上学到的人生智慧，传递给更多的人，而不是再对身边的人恶语相加。他们不仅彼此相伴，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对方，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
两人每天去买菜，必经之路上有一个陡峭的坡道，阿旭总是关切地问芬姨需不需要帮忙，芬姨总是笑着答应。人生有时正是如此，就算没有血缘关系，两个陌生人互帮互助，又何尝不可？即使无法阻挡人生必然的变故，也可以坚定的陪在彼此身边。在影片结尾，芬姨终于重拾画笔，想为阿旭创造一张画作，在她的笔下，阿旭耳后的胎记非常突出，芬姨正是要用这个特点，永远的记住阿旭。此外，胎记也是血缘最神秘的象征，两个没有血缘的人，因为命运的牵系而相识相知，最后结为全新的家庭，这种牵绊，与胎记一样神秘而妙不可言。阿旭与芬姨的故事，解析了一种全新的家庭模式，即现代社会独有的“多元成家”。在血缘家庭中找不到温暖的他们，勇敢地跨过陌生人的间隙，成为相依相伴的亲人，比起血亲给予的凉薄，他们才是彼此最合适的家人。认真地为家人染头发，用心地为家人做早餐，两个煎蛋，一片培根搭配一杯红茶，虽然简单，却回味无穷。茶余饭后，围炉夜谈，坐在沙发上看冯宝宝的《万家灯火》，阿旭与芬姨一家的日常生活，是那样平淡温馨，对于长时间生活在家庭不幸的中二人而言，这不仅是一种解脱，更是彼此的救赎。
“多元成家”作为一种新型的家庭概念，早已在许多影片中都有所体现，同样以香港为背景，许鞍华在作品《得闲炒饭》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理念。现代社会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每个人更多的自由，让我们有机会选择和表达。摒弃虚伪的束缚，选择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怀，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称得上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结语
本片主题曲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曾尝遍失意时，却找到快乐匙。”一对老少失意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人生最可贵的色彩。《幸运是我》没有过多的商业色彩，而是将真实的市民生活赋予光影，用深挚的情感唤起了观众的共鸣。在众多的视觉系电影的冲击下，质朴平实的《幸运是我》突出重围，成为了今年暑期档影片中的一股清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