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主体研究
何石妹
改革开放短短30年间，中国社会的整个文化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以传统的知识分子为精英，以高雅艺术主导着文化格局的文化鼎盛时代已经为物质财富起决定作用并拥有话语权，文化被边缘化的商品经济时代所取代。文化格局的变迁对于文化形式、文化观察、文化表达等均起着重要的影响与左右。在这种新形势新状况新格局下，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必然要针对客观现实加以因应变化。
一、 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主体的在场性
（一）自我在场性
文化格局的宏观上的變化必然会对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新形势下尤为显著。人类学纪录片并不存在传统纪录片的在场性与不在场性的自由选择，人类学纪录片因其主客观相融性，而要求纪录创制必须以自我在场性加以表达。这种自我在场性显然对于纪录片的绝对真实、客观真实、主观真实等真实性有着逾越真实边界的冲突。但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自我在场性的介入亦为人类学纪录片的纪录创制开启了突破传统范式的革命性的滥觞。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主体的在场性集中表现为一种自我在场性，自我与他者的关联性以及他者对于自我的反身观照性。此三者决定了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主体必须持一种主观客深度融合的在场性，唯有这种自我在场性方能更加真实地纪录并反映出主观纪录创制对于客观变化的见微知著，同时，这种自我在场性亦间接决定了创作主体所创制作品的观察视角。[1]
（二）自我与他者关联性
人类学纪录片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创作主体、影视映像主体、受众三者间的一种由所限定的时空视阈以及无限定的意识领域的一种跨时空、跨领域、跨意识的互动。而最终人类学纪录片必然归结为一种人与人的互动与关联。自我在场性的纪实保守性与自我“虚构”纪实先锋性对于由人类学纪录片纪录创制的主观能动，主客观结合地反映客观真实提供了一种自我与他者的主观、主动、主导性。这种自我在场他者相关性几乎是自电影诞生之日起即牢牢地锁定在一起，这种渊源亦显示出人类学纪录片中自我在场与他者存在的契合所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联直接决定了创作主体所创制的人类学纪录片的性质是窥视性的还是参与性，亦或是上帝性的或者是大他者性的。这种分野使得自我与他者关联性在自由度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歧，并且闪定了创作主体所持的是肯定性的立场，还是“虚构”的立场。[2]
（三）他者对自我的反身观照性
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主体的在场性，既有着上文所述及的自我在场的主观立场分野的表现，亦有着自我与他者的主客观彼此深度融合式的关联性表现。同时更有着他者对自我反身观照的基于模糊思考的，客观检验主观、客观认证主观、客观修订主观等的更为重要的反身观照规训。这种反身观照式规训同时也反映了创作主体对于客观存在的一种更深层次的Complicity式的依赖关系，并由这种他者对于自我的这种反身观照规训更易获得更加趋近于客观真实、绝对真实、经验主义真实的客观识解与解读。并且，他者视野对于自我主位的反身观照规训既具有更为深刻的实践反馈意义，又具有着催化主观与客观二者之间的深度融合的意义。这种他者对自我的反身观照规训无妨于创作主体对于客观实体的热情注视，无妨于创作主体与客观实体间的双向互动。[3]
二、 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主体的建构性
（一）主体再现式的真实建构
人类学纪录片与传统纪录片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类学纪录片虽然与传统纪录片同样有着真实性的基本诉求。但是，人类学纪录片中的真实建构，实际上必须建构在一种创作主体在场性所支撑着的相对真实建构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所建构的真实必须是一种主观映现下的客观相对真实。这种主观映现下的客观相对真实反映了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关系与客观行为关系及其行为过程，又为超越主观之外的客观自由提供了较为宽泛化的纪录创制时空。主体再现式的真实建构已经不再是世界观的命题，而是一种认识论的针对文化范畴加以主观表达与客观阐释的命题，更是一种由主体抽象客观真实的过程。在解构传统的牛顿-笛卡尔认识论的同时，由量子化思维的主体再现式的真实建构而探索关于世界图景的更加复杂的互文与更加深刻的识解，才是主体再现式真实建构的终极目的。例如，纪录片《白裤子》即以其真实性而进行了基于白裤瑶主体的再现式建构，从而展现了中国瑶族同胞的延传了数千载的化石般古老、自由、神秘的生活图景。
（二）主体再现式建构的创造性处理
主体的再现式真实建构，已然是由创作主体对于客观实体映现表达的一种由影视映像表象化与具象化向抽象化的一种“深描”。但是，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却不止于此，还应该站在主观能动性的高度，以主体再现式建构中关键的创造性对于客观实体施以抽象性话语流的更加深刻的纪录创制的视觉语言表述。从而深入到具象化下表象化之下，去深度挖掘那些隐藏在具象化与表象化之下的更深层次的客观实体暗语与启示，退而言之，主体再现式建构的创造性处理不可能如客观实体那般对等与精确。因此，这种创造性处理为人类学纪录片的第二级，乃至第三级识解等亦预留了足够的发挥空间。在再现式的人类学纪录片的建构过程中，创作主体及其意识必须扮演主体与主动角色，并且，从科学的视角而言，人类的意识存在着与粒子类似的多态性，这种多态性必将成为创造性处理的主观能动模因。
（三）主体再现的虚与实制衡
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类学纪录片相对而言不可能全部采自客观实体与客观真实。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体再现的主观能动式的介入与参与，并且，更需要透过访问、汇编、拼贴、搬演、虚构等对于纪录创制加以更加直观的表达。人类的意识既具有因应状况的快速聚集，亦有着问题解决之后的意识离散与漂浮，快速聚集能够在人类的脑海之中留下历久弥新的深刻钤记，而离散与漂浮则能够弭平许多一过性的记忆，因此，针对主体意识创制的主体再现，既需要足够的聚焦效应，将主体意识透过影视映像传达出去，亦需要足够的离散与漂浮效应，以便于实现主体表达与客观观察二者之间的无缝弥合以及主体表达、客观观察、他者审视三者之间的渗透、沉浸、移情、融合。人类的意识其实是一种虚实结合、宏观微观结合、外在内化结合的既多元离散又融合统一的量子化过程。
三、 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主体的他者性
（一）主动表达与被动表达
人类学纪录片在新形势下，必须以创作主体的变化来因应快速变化的世界。面对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与变革，人类学纪录片必须采取“走出去”的外向化思维；而面对内部世界的快速改革与开放，人类学纪录片则必须采取“走下去的”田野化思维；并且更要为人类学纪录片因应外部世界的宏观與内部世界的微观的深度融合，而提供一种“走回来”的对于人类本体、本原、本真的既能够彻解宏观又能够把握微观的量子化思维。[4]主动表达与被动表达重点在于“走回来”的量子化思维，量子化思维在应对微观纪录时可以采取跳跃化的技法，由此及彼、由彼及此；而在宏观上则可以采取同时关注多个模糊对象，厘清清晰面目的技法，以多元化、多层次化、多视角化的技法实现对于宏观对象的微观融合观察；在微观与宏观深度融合的解决上则可以采取后现代式的高级的本质统一多线索离散技法，既多线索囊括微观又统一成为完整的宏观的方略。
（二）自我与他者表达
从人类学的视角观察世界，其全部认知显然来源于客观他者，那么，人类眼中的世界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约定俗成、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无止境假设的、连续发展、永恒变化的。由此可见，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主体亦必须具备能够针对这种假设、连续、发展、变化而作出快速反应的机制，这对于人类学纪录片的核心视觉语言表达与核心视觉传达显然大有裨益。人类学纪录片不同于其他纪录片创制，人类学纪录片创制反而更加强调一种主体在场性的探索性、揭示性、启示性，这就需要创作主体必须能够以在场性与他者性的深度契合施为。自我与他者之间形而上的一种深刻的精神契合的表达，也就是说自我与他者所共同反映的纪录创制有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自我观察真实与他者实体真实的共同精神契合。这种主客体与主客观深度融合为一体两面却一体同观且一体同现的精神契合将为创作主体最终内化性回归提供一种形而上的积淀。[5]
（三）内化性回归的感知存在表达
人类学纪录片与其他纪录片的最大不同，恰恰在于人类学纪录的过程有着较为独特的接触、交错、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最初的与创作对象接触之后，必须立即展开其与创作对象的交错过程，在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彼此交错的过程中方能获得创作主体对于创作对象的更加深刻的识解。创作主体对于创作对象的识解程度决定了创作主体所创制出来的人类学纪录作品的深刻程度。在人类学纪录片的创制过程中，如果创制者自始而终都无法进入到创作主体内部不能够形成其对于创作主体的内源性识解，那么这样的人类学纪录片显然有欠深刻。自我在场性对于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主体而言是一种内化性的回归。这种内化性回归显然更具形而上性，这种形而上的回归，既能够为实体客观他者提供先验性的引导，又能够在精神层面对客观实体施以深刻的主观在场与感知存在的思考。例如，《恩格尔木都》一片即以其针对蒙古族原生态生活的回归，而以主观在场和感知存在对由民族而社会提出了一种衍生性的思考。
结语
作为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必须在新形势下以全新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打开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新形势下的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必须能够因应新形势加以改变，人类的意识其实是一种虚实结合、宏观微观结合、外在内化结合的既多元离散又融合统一的量子化过程。人类学纪录片是一种针对人类活动的主客观二元融合式建构的纪录创制过程，新形势下的人类学纪录片随着客观实体他者的变化，而必然需要创作主体在主观方面更多地展现出因应变化性。创作主体的在场性、建构性、他者性，是创作主体主客观深度融合式表达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1]白丽佳，陈玉林.傈僳族“刀杆节”仪式的人类学解读——基于泸水县片马镇傈僳族的田野调查[J].浙江体育科学，2017，39（6）： 52-54，76.A
[2]杨宝磊.浅谈人类学纪录片的史料价值——以《沙与海》《最后的山神》《俄亚纳西人》为例[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28（3）： 35-37.
[3]李曦珍，宋燕，赵征. 影视之镜下的人类之像——人类学纪录片在影视媒介中的“视像”呈现[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9（5）：81-88.
[4]吉祥.中西方文化语境中“方”与“志”的比较研究[J].史志学刊，2017（5）：52-58.
[5]尹海立.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功能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