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朱元璋与《琵琶记》的关系

    郭梁锦

    【摘 要】元代戏曲作家高明的《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因其“教化”的主题，在明代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推崇，近乎成为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教科书，是戏曲创作理论的一面旗帜。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根基，和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治国理念、教化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朱元璋；戏曲；教化；限制；鼓励；文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022-02

    一、明初的社会背景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明代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经过两宋、金、元长期的混战，社会凋敝、民不聊生，终于在公元1368年，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击败各路农民起义军，在应天府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结束了蒙元在中国的黑暗统治。明朝政权确立以后，首先面临着稳定、巩固新王朝的统治以及恢复汉族的礼乐文化这样的迫切任务。朱元璋是以武力夺取天下的，即所谓的“马上得天下”，但他也知道要想国家繁荣稳定，必须文武并行，而礼乐文化又是以文治国的核心，礼乐文化在当时的戏曲中是比较突出的。出身贫民的他深知戏曲对老百姓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所以，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笔者在此只重点探讨文化上的改革，而文化改革重点体现在对戏曲的一系列政策上。

    二、朱元璋的戏曲政策

    很多人认为明太祖颁布的一系列有关戏曲的政策对明初戏曲的发展具有很大程度的限制，给明代戏曲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实际上明太祖对戏曲的态度是双面性、矛盾性的，有鼓励也有限制。他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初宫廷杂剧的发展，使明初的戏剧具有独特之处。

    （一）朱元璋对戏曲的限制

    明初民生凋敝，太祖勤俭节约，而且经常告诫他的儿孙、文臣武将们要时刻以元亡为鉴。他认为女乐是“自古亡国之音”，将其摒除在宫廷用乐之外。他倡导儒学，认为程朱理学是正宗学派，颁布的法律条文中有很多是对戏曲的规定、限制和禁令。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①

    这些政策不仅对演员进行限制，如严禁军家子弟习演杂剧，一旦有违反者，严惩不贷，而且对演剧的内容体裁予以限制，例如对民间的祭祀、丧葬、迎神赛社等用乐演戏进行了规定和限制。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献圆的，却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额，与本卫小旗姚晏保献圆，却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②

    除了以上的禁令之外，还对戏曲演员、倡优、乐工等表演艺人的服饰进行了限制，甚至还有意降低了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大明律》明确规定禁止官吏娶乐人为妻妾，禁止官吏买良为倡；乐工、倡优等艺人不允许参加科举应试，不可以做官，宫廷中的艺人虽然有官职，但也是地位最低贱的官员。

    “内职唯钟鼓司最贱，至不齿于内廷，呼曰东衙门，闻入此司者例不他迁。”③

    由于明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对文化的严格控制，知识分子们惧怕皇威，再也没有肆意、潇洒创作戏曲的勇气，所以创作的作品大多是温顺、醇正、典雅的风格，内容题材则局限在神仙道化和伦理道德的范围内。

    但是，我们发现明太祖并不是一味地打压戏曲，他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限制又有鼓励，他的一些文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某一类戏剧的繁荣发展，例如《琵琶记》《荆钗记》《杀狗记》《白兔记》等作品，正好为明代宫廷杂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朱元璋对戏曲的鼓励

    1.设置演出设施

    朱元璋设置了一系列演出设施，例如：设教坊司、置富乐院、起勾栏、建酒楼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初戏曲的发展。

    2.高度赞赏《琵琶记》

    明太祖将戏曲视为“载道”的政教工具，力图利用戏剧的编纂、搬演活动来教化人心。表现妻贤子孝、义夫节妇、歌颂社会太平等内容的一类作品是统治者大力赞赏和倡导的，这样的文化观念，自然会影响到文人的创作观念。因此以元代高明的《琵琶记》为代表的作品应运而生，因为它们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

    徐渭的《南词叙录》中记载了明太祖对《琵琶记》的大力推崇之词：

    （高明）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④

    3.“优人进演”《琵琶记》

    从《南词叙录》所记载的内容可见，明太祖不仅每日令优人进演《琵琶记》，还多次命令教坊司的人员对《琵琶记》的配乐问题进行修改。南戏进入宫廷应该就是从此时开始的。朱元璋的这些举措，主观上也许是为了《琵琶记》更好地在宫廷宴会上演出，可客观上却促使南北曲融合在一起。

    4.赐亲王曲本

    明时有传言：“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明太祖有二十七个儿子，按这样计算，他赐予亲王的词曲应该多达四万多本，这在明代的王朝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三、《琵琶记》的“说教”主题符合朱元璋的教化思想

    朱元璋钟情于戏曲是不可否认的，从以上这几点便可以看出。那么，为何在那么多曲本中朱元璋偏偏钟爱《琵琶记》，又每日令优人进演呢？

    这应该从《琵琶记》的主题说起，《琵琶记》是元代的高明所写，在“副末开场”中明确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⑤的创作宗旨，提出戏剧创作要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美风化，要符合统治者和底层人民的审美观念。这一创作宗旨得到很多人的赞同，著名戏剧家王骥德在《曲律·杂论》中说：“故不关风化，纵好徒然，此《琵琶》持大头脑处。”⑥所以类似于《琵琶记》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丘濬的《五伦全备记》、邵璨的《香囊记》等等。《琵琶记》几乎成了明初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教科书。

    高明的《琵琶记》是以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为底本编创的，最初以悲剧结尾，剧情是：蔡伯喈赶赴京参加考试，考中封官、迎娶娇妻，一去不回。可怜遇上灾年，妻子赵五娘与公公婆婆饥寒交迫，最后双亲饿死。赵五娘身无分文，无钱安葬双亲，后用罗裙包土安葬了公婆，背着琵琶千里迢迢上京寻夫。蔡伯喈不但不认糟糠之妻，反而马踹赵五娘，最后蔡伯喈的恶行使神灵动怒，雷轰蔡伯喈。后来高明将故事中蔡伯喈背弃双亲和妻子的形象改为“全忠全孝”的正面形象，从原来人人唾骂、遭雷劈的形象改编为人人赞扬、称颂的孝子形象。剧中的赵五娘也被改编成一个“有真有烈”、孝妇贤妻的形象，在她受尽万般苦难之后，最终与丈夫团圆，全家也因此受到褒扬。剧中赵五娘和蔡伯喈分别是贤妻、孝子的形象。这部作品宣扬的是儒家思想中高尚的伦理道德观念，剧本中所塑造的人物是道德模范。

    《琵琶记》表现并颂扬了劳动人民养老尊亲、妻贤子孝的美好道德，起到了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导向作用，处处体现出儒家的“仁爱”、“美人伦，厚风俗”的教化思想。《琵琶记》的创作宗旨和它所宣扬的精神，正好是朱元璋所赞扬的，与他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教化政策不谋而合。《琵琶记》在朱元璋看来很有价值，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完美的用于教化的“样板戏剧”，宣传以声教治国的政治理念。

    注释：

    ①《明太祖文集》卷十六，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赌博厉禁”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80页。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875页。

    ④[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论著集成》（第三本），第239页。

    ⑤高明撰，蔡运长注：《琵琶记》，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

    ⑥王骥德：《曲律·杂论》（三十九下），《中国古典论著集成》（四），第160页。

    参考文献：

    [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一[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3][明]徐渭.南词叙录[M].中国古典论著集成（第三本）[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4]明太祖文集（卷十六），四库全书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高明撰，蔡运长注.琵琶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王骥德.曲律·杂论[A].中国古典论著集成[M].北京：中国戏剧研究院，1959.

    [7]钱南扬.《琵琶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8]张卫卫.《琵琶记》“说教”主题盛行于明代的原因探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01）.

    [9]郑莉.朱元璋对宫廷杂剧的影响[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01）.

    [10]陈艳.明初教化思想对戏曲的影响[J].四川戏剧，2008（06）.

    [11]陈国华.明太祖教化思想对戏曲道德化倾向的影响[J].史学月刊，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