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中的日军“斩首”行动

    杨纪

    

    

    

    为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从1938年到1944年，日本飞机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六年的狂轰滥炸。期间，蒋介石至少有三次险遭轰炸而毙命。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轰炸和反轰炸过程中，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局，却有着秘不示人的种种活动。近年，我国公布了关于大轰炸的部分绝密档案资料，这才揭开了这重重帷幕的一角。

    抗战初期，日机的轰炸遍及中国16个省的275个城市以及各大交通线路，省会城市除拉萨、迪化幸免外，就连四川的小城松潘也遭轰炸。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4年12月19日，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更是遭到日机长达六年的狂轰滥炸，成为遭轰炸次数最多，损失最惨重的一座城市。

    鲜为人知的是，战前，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为保卫陪都领空，专门在重庆设立了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司令部所在地就在白市驿机场。面对来犯日军，中国空军动用了当时战斗机部队80%以上的兵力，同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空军主力展开数十次殊死搏斗。虽然重庆空战的规模远不及欧洲战场上动辄数百架、上千架飞机的大决战，但就远东战场而言，双方投入的飞机数量占空军总兵力的比例也是相当巨大的。

    蒋介石三次险遭日军毒手

    中日空军在重庆主城上空的第一次交战，发生在1939年1月15日。

    当天，重庆防空司令部收到利川、石柱等地的电告：有敌机29架向重庆方向飞来。十二时二十五分，空袭警报拉响。不久，敌机飞到主城区上空投弹，中国空军派出12架战斗机升空作战，在南岸区大兴场上空约4500米的高空，中国空军发现敌机高度为5000米，遂迅速爬升到有利位置，等敌方第一中队的轰炸机飞过，战斗机向敌方第二中队的9架轰炸机发起攻击。据当时媒体报道，在这场主城上空的首次交锋中，敌机多架受重伤，一架被击落，飞机残骸在南岸区大兴场被寻获。

    1939年，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发生实质性空战16次。在这一年的对抗中，我方有时还略占上风，并没完全失去对重庆的制空权。

    1940年的双方空战格外激烈。在这一年中，日军大批量使用技术更加先进的轰炸机，增加了飞机投入数量。在1939年，日军一次性出动飞机数量在50架次以上的仅有1次，而到了1940年，超过100架次的就达到16次。但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却没有增加，战损后补充也十分困难。中国空军往往要面对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日机进行作战。

    1940年9月13日，中国空军首次遭遇日军非常先进的零式战斗机。由于我方使用的飞机性能全面落后于这种新型战斗机，遭遇了自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24架飞机损坏，10名空军勇士阵亡。此后中国空军被迫后撤，失去对重庆上空的制空权。1941年，在日本对重庆实施的102号作战计划期间，日本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肆意狂轰滥炸。

    在“大轰炸”期间，陪都上空时常响起防空警报，老百姓“躲警报”、“钻防空洞”几乎成为生活常态。据史料记载，因日军在轰炸中投下大量燃烧弹，重庆渝中区20余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曾在一天之内燃起16处大火，有的大火连烧了三天都无法扑灭。尤其1941年6月5日傍晚，日本飞机对市区进行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这场野蛮的轰炸也是“二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这些密档中，有戴笠笔下重庆被日本轰炸的惨状，诸如“多用燃烧弹，城市房屋几全被毁，影响人心甚大”。这些炸弹目标不仅仅是普通军民，即便是最高统帅蒋介石，几乎也难逃一劫。

    期间，蒋介石至少有三次险遭日本飞机轰炸毙命。据主管军事情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少将的战时日记记载，1938年8月12日，日本飞机轰炸蒋介石黄山寓所，炸弹就落在寓所附近。当时蒋介石还拒绝撤离，他告诉大家：不要紧，大家靠住墙壁，伏下来，不要着急。

    1940年6月12日，一个500公斤的炸弹再度掉在蒋介石寓所旁。

    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日本从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那里得知这一情况，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率领轰炸机队直接轰炸这一官邸，可谓“斩首行动”。结果炸死蒋介石卫士两人，重伤四人。

    寻找潜伏重庆的日本间谍

    蒋介石在这三次轰炸中虽然毫发未损，但保护蒋介石的人身安全，成为军统局的重要工作之一。

    按理，蒋介石的官邸属于军事禁区，除了亲近随从和国府要员，一般人根本不清楚其确切位置。如此隐蔽之处，日军为何能够实现如此精准的轰炸呢？显然，是重庆隐藏的日军间谍，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重庆接连遭到轰炸，但国民党情报部门事先对这几次轰炸竟然毫无察觉，这让身为军统局长的戴笠坐立不安。他深知，如果不搞清楚这一切，那对重庆这座战时陪都将意味着什么。戴笠严令军统密电组严密监控，加快对日军密码的跟踪破译，而寻找潜伏重庆的日本间谍线索的任务最终落在了密电组组长魏大铭身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监控，魏大铭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可疑的现象：在每次轰炸的前半个小时左右，电讯人员都会一连截获十几份从重庆发往日军方向的秘密电码，从这些密码中可以看出一些断断续续的数据信号，很像气象情报。军统情报人员隐隐觉得，这些数据很可能与近几次的轰炸有直接的联系。然而这些断断续续的数据，所提供的只是一些残缺的信息，无法判断情报内容。

    两个多月过去了，破译工作仍然没有任何进展。一天，一位名叫肖勃的国民党少校军官向魏大铭推荐了一本书，书名叫《美国黑室》，作者是美国人雅德利。此人是当时名满北美的密码专家，从1917年6月组建军情八处，到1918年11月，短短一年半的时候里，雅德利破获了一万多条军情密码。魏大铭将这本书介绍给戴笠，戴笠大喜，决定将这个人请到重庆来。

    通过朋友的引荐，雅德利来到了重庆。他还没有来得及欣赏这座城市的风景，向他请教密码破译技术的军统人员，就已经接踵而至。

    雅德利仔细地将截获的日军密码抄袭在纸上，进行比对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他突然发现这些密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日军发出的密码电文只使用了48个日文字母中的10个，所有电文都是这10个字母，反复组合而成。经过反复比较，雅德利终于得出结论，这反复出现的10个字母，所组成的是一封气象密码电报。这些密码电报的内容，很可能是关于重庆的云高、能见度、风向、风速等气象信息的。

    1939年1月15日，雅德利从当时截获的电文中，发现了一个代号为四零一的数字，他推测这个数字可能代表晴天，因为正好这一天重庆的天气晴朗无云。雅德利突然意识到，日军的飞机可能就要在这一天进行大规模轰炸。他立即将这一信息向国民政府防空司令部汇报。可当时的防空司令部并不相信，正在犹豫之时，突然空袭警报拉响了，日军派出27架飞机开始了对重庆的轰炸。

    “五三”、“五四”大轰炸之后，我方再次截获的电文更加复杂，几乎看不出丝毫端倪，令雅德利异常苦闷，甚至有点心灰意冷。一天晚上，雅德利来到一家不太显眼的咖啡馆闲逛，认识了一个名叫乔治·马凯的混血儿。由于乔治·马凯精通英语，两人聊得很投机。

    乔治·马凯是一名社交高手，此后不久，他就介绍雅德利认识了他的另一位朋友，一个外号“独臂大盗”的国民党军官，此人在国民政府军队高射炮部队就职。军统经过调查发现，“独臂大盗”常常利用川军的一台发报机发报，发报目的地全部在上海。通过“独臂大盗”提供的登记信息表明，这些人都是他在上海军政界的一些朋友。然而，军统进一步调查后却发现，这些信息全部是假的。

    雅德利有些怀疑这个“独臂大盗”是日本间谍。后来通过破译一份神秘电报，加之军统安插在汪精卫身边的一个女间谍徐贞的印证，得到了答案：“独臂大盗”的确是日方派来的间谍。

    经过审讯发现，“独臂大盗”原来是汪精卫安插在重庆的耳目，他每天通过暗藏在上海的联络员，向汪精卫汇报。更让军统破译人员震惊的是，有的密码电报居然是发给蒋介石的德国炮兵顾问韦伯的。根据破译内容显示，这位炮兵顾问，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日军收买成间谍了。韦伯接到“独臂大盗”的密码情报之后，再转发给曰军的空袭部队。也正是这些情报，直接指导了重庆大轰炸。

    戴笠躲过一劫

    面对日本的狂轰滥炸，中国军民限于当时的防空条件，只能采取消极防空措施，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全体军民都面临这一处境。戴笠在一份给毛人凤的电报中说，重庆黄埔军校防空室的壕土、钢骨水泥和沙包三合一加起来，还是“殊不坚固且军校又为敌机空袭主要之目标”，蒋介石经常居此，“颇不安全”。

    陈诚帮忙找到了重庆东门外躲避空袭的住所，戴笠也不放心，亲往视察，发现那里也是问题多多，“既无防空设备，连休息之房屋亦不佳”。

    为此，戴笠专门去四川灌县青城山为蒋介石寻找安全住所。四川省府在此地的朝阳洞曾为蒋介石建木屋五间，戴笠认为设备简单，不便久居。不过蒋介石侍从人员与来宾可以在附近的天师洞开会，因为天师洞这个地方防空没问题，安排警卫也不困难。戴笠如获至宝，马上嘱咐四川省府修理部署，以预备蒋介石的下榻躲避。

    就在戴笠为蒋介石躲避炸弹绞尽脑汁时，日本的炸弹也直接投向了他本人。一次戴笠去沅陵，渡江时遇日本飞机的低飞轰炸扫射，同行之军统局职员死一、重伤二，戴笠的汽车被炸坏，随行车辆被炸四辆。不过戴笠躲过一劫，安然无恙。至于在重庆的军统局本部和相关机构的被炸，则是司空见惯。

    在戴笠的密电中，既有因为日敌机滥施轰炸，重庆军统局本部房屋大部被毁的文字，也有要部下保管好军统局的公物与文件，同时尽快加速军统局本部地下室的加固工程的电报。一次，日本90架飞机集中轰炸黄花园双溪沟一带，致军统局在那里的一个训练班的房屋全部被毁。戴笠命令立即安排大讲堂为该班师生寄宿，如缺军毯必须于当天晚上解决，“其地面应一律铺以竹席，以免潮气而防生病”。他还要部下准备好开水，因为面对这些参加抗战的青年人，“要因吾人对青年不可令其失望也”。

    时任重庆军统局督查室主任的乔家才晚年写到，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期间，中国空军因数量与质量较差，拦截甚难。戴笠派员潜伏在汉口日本军事机场附近，建立秘密电台，密报敌机动态。同时他安排技术人员，破译日机与基地间所使用的密语信号。戴笠的这个情报一方面提供给防空单位，作为施放警报之根据，尽量有备无患，减少损失，同时也供空军作截击的参考。由于这方面成效辉煌，据悉日机不止一次受到重创。

    这位高级特工还回忆到，重庆大轰炸期间，市政当局规定，晚上每一家门口必须挂一盏灯。他亲眼看到有一家门口，挂着一只白纸糊成的四方灯笼，上面写着十四个墨迹大字：父传子，子传孙，生生世世，勿忘此仇。这十四个字，无疑写尽内心所蕴藏的愤怒和复仇的决心！

    近几年，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首次向社会披露了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第一手史料，都来自日军随军记者、日本官方媒体记录的历史细节和证据，为重庆大轰炸再添铁证。这些史料真实地再现了日军在重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资料显示，重庆大轰炸持续了整整六年零十个月。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集中在重庆城区及周边。在日机不断轰炸中，重庆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调研报告显示，重庆全市在大轰炸中共遭受了约100亿元法币的财产损失（折合1937年价值）。除了城市公共设施，山城居民百姓的财产损失也相当惨重。

    但就是在这样惨重的伤亡和损失之下，重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仍然为抗日前线输送了96万名战士，其中有确切牺牲记录的1297人，受伤913401人，让这座“英雄城市”有足够的理由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