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档案中看蔡鸿仪与洋务运动

    唐凯艳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早期经办人中，郑观应、经元善、李鸿章、盛宣怀等人为我们所熟知。四人留下的相关文集、奏折、书信、函件等经整理成书，现有《郑观应集》《经元善集》《李文忠公全集》《盛宣怀档案》等一手史料，颇为详细地记载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过程。蔡鸿仪为当时上海富商，与郑观应、经元善一同受李鸿章招募参与到织布局的招股创办活动中。在六人的协力之下，招股始得满额，织布局得以顺利开工。同时，蔡鸿仪受邀投资于近代电报行业，并且以电报局作为收赈平台，积极参与到义赈活动中来，为中国近代工业、赈灾事业出力颇多。因为缺乏与蔡鸿仪相关的近代工业、慈善事业研究，所以笔者翻阅上述档案中对蔡鸿仪的记载，希望可以还原蔡鸿仪在当时的活动状况，从而丰富洋务运动的研究。

    一、受李鸿章赏识委派

    蔡嵋青，官讳鸿仪，字梅卿，生于1850年12月28日，系宁波市鄞州区潘火桥森十六房人。据《鄞东蔡氏宗谱》记载：“鸿仪因‘应省试不售，遂绝意进取，成年后应北洋大臣李鸿章之招，创办机械纺织局，自制纱布实由其始，为全国之首创。”《鄞县通志·义行志》中也有记载：“性不喜举子业，尝以资郎应北洋大臣李文忠之招，创立纺织机厂于上海，中国设厂自装棉纱，实鸿仪始也。”[1]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自强、求富”口号下，洋务运动蓬勃开展。因自鸦片战争后“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材之大端”，李鸿章于1878年10月21日批准彭汝琮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办厂计划，不过彭汝琮本人并无经营新式企业的经历，在买地、集股、订购机器方面皆归于失败。1879年8月，因织布局积欠地价以及土木工料垫款甚巨，唐汝霖以织布局基地地契向矿物局抵银四万两。1879年秋，李鸿章对织布局进行改組，委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监理局务，戴景冯增派吴仲耆、龚寿图驻局协办。但他们都是官僚子弟，在商界影响不大，主持局务一年，投资入股者少有问津。1880年9月，织布局不能按时归还抵款，李鸿章撤销彭汝琮、唐汝霖职务，改派郑观应、经元善、龚寿图、戴恒、蔡鸿仪、李培松会同接办。“戴恒太史为京望族，其尊甫富而好善”；龚寿图“八闽殷臣”；李培松“久业淮盐”、蔡鸿仪“业宏沪甬”，均为当时之巨室；郑观应、经元善“久居沪上，熟谙洋务商情”。六人身上皆有官职，郑观应为三品衔候选道、龚寿图为三品衔江苏候补道、翰林院编修戴恒、郎中蔡鸿仪、道员培松。在这六人之中，戴恒、龚寿图代表官方，郑观应、经元善、蔡鸿仪、李培松，经商有成，在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设局试办过程中，李鸿章委任郑观应“总办局务，专办商务”；经元善主事，“驻局专办”；龚寿图专办官务，加上郎中蔡鸿仪、道员李培松会同筹办。[2]

    蔡鸿仪与经元善、郑观应、盛宣怀等人早有相识。1876年，北方爆发了“丁戊奇荒”，灾害持续时间长达四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多，大浸奇灾，古所未见”。这场奇荒拉开了义赈活动的序幕，许多江浙商人皆投入到赈灾活动中来。经元善致力于此，毅然将祖业仁元钱庄停歇，于1877年设立“上海协赈公所”，作为组织上海绅商进行义赈活动的常务机构。义赈活动使得官方与江浙绅商界之间的关系得到发展与融洽。蔡鸿仪为上海富绅，也踊跃参加联合义赈，与经元善、郑观应、盛宣怀、李韵亭等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赈灾合作关系。早在1877年，山东大灾，蔡鸿仪就出资捐款500元。这也促使蔡鸿仪受李鸿章招募，参与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二、参与创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经李鸿章委派后，经元善、戴恒、龚仲仁、蔡鸿仪、李韵亭、郑观应六人订立集股合同，公议郑观应总持大纲，经元善驻局专办，在济阳里开局招股，预计集股40万两。[3]“斯时风气未开，开始应者甚少，集股不易”，蔡鸿仪和经元善等人在筹划设立织布局过程中，尽筹备至，尽心竭力，促使“外间股份来尚源源”。据《郑观应集》中记述：“现议戴编修恒认招股份五万两，蔡郎中鸿仪认招股份五万两，职道官应约同李道培松亦认招股份五万两，统计20万两，均有实在着落”。1880年10月16日《申报》中记载：“蔡嵋青部郎及龚仲仁、李韵亭两观察各先认股五万两，为之初基。”因此，资金中20万两在筹议中已具体落实到发起人名下，即戴恒、蔡鸿仪（嵋青）、李培松、郑观应各认招股5万两，剩下20万两的缺额。

    为了鼓励商人投资，经元善、蔡鸿仪等人借鉴筹赈经验，以“筹赈平实宗旨，变而通之”，于1880年10月13日至16日间，在《申报》刊登《上海机器织布招商局章程》一则，利用《申报》作为媒介向社会各界推出广泛的招股宣传。其在《申报》上刊出的招股广告中，详细记录了各项建局项目以及相应的预计股本花销情况；另外委托全国各地商号、钱庄代为宣传，代收股金，方便就近交付。据《经元善集》记载：“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这一富于创造性的社会集股形式，对织布局的招股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所刊内容和做法尊重商股在织布局中的权益，受到入股者欢迎，一时商人入股踊跃，两个月即聚本30万两。“初拟章程招40万，后竞多至50万，尚有退还不收”[4]，六人各竭心力，招股始得满额。在六人的筹划下，“局中诸事件稍有眉目”，局务渐有端绪”。盛宣怀赞其六人“非常事必待非常人出而任之，乃得措置裕如，岂仅弟一人钦服己耶？”

    不过前局遗留下的基地问题着实费了一番周折。六人接办局务后，需要接收前局厂基房屋，在此基础上兴办纺织事业。然而由于先前唐汝霖等人将虹口厂屋基地抵押予盛宣怀取得矿款，在矿物总办李金镛至沪调解之下，仍互相推诿，对物地房料的清查毫不上心，致使基地一事迟迟不能解决。不过李金镛在织布局的选址和移交等问题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1880年10月，李金镛与龚寿图、戴恒、郑观应、经元善、蔡鸿仪、李培松等人定明，仍沿用织布局旧址。蔡鸿仪等六人接任织布新局后，盛宣怀曾函请六人先行估基地价，对于盛宣怀嘱托一事，蔡鸿仪等人的估值数为银四万两左右，与史兆华估价需银七万余两相差悬殊。六人再三商议，“均云筹到通盘，万分迁就，此地价值充其量祗以五万金为度，多则万来不及，此亦敝局实在情形。”[5]纠隔两年的基地问题，后来由郑观应同盛宣怀两人共同订立购买虹口基地的合同而告一段落。

    1881年9月，盛宣怀委派唐廷枢入局协办。9月16日，戴恒、龚寿图、蔡鸿仪、经元善、郑观应等人邀请唐廷枢共商织布局建事大略。1883年，上海出现了金融倒账风潮，银根奇紧，股票大幅度下跌，存有大量票据的织布局出现了危机。织布局在股票票价下跌的情况下，股银亏折。在实际亏损14万两的情况下，郑观应借口中法战事所迫、广东彭玉麟调用为由，不顾织布局困境奔赴广州。因为亏损缺口实在太大，蔡鸿仪、李培松、经元善在致盛宣怀函中提到：“陶翁于银钱出入，措置失当，以致目前情形濒于决裂。陶翁已无可弥缝，弟等亦愛莫能助，无从补救。今既承台端慨念大局，许以维持，公谊私情，同深庆幸，应如何设法挽回，果能不半途而废，免为非族所笑。”郑观应出走后由盛宣怀接替局中事务，因盛宣怀接任天津海道关实职，又将局中事务转交经元善。因关系“弟之名声，陶翁身家，中堂体面，布局成败”[6]，织布局后续由经元善竭尽弥补漏洞。

    三、主持电报局

    据《鄞县通志》记载，蔡鸿仪“又会办电报局，亦创举也。皆能称其职”。对于商人而言，熟知电报对于经商的重要性：“窃自通商以来，泰西日富，中华日困，考其致胜之由，不外乎信息敏捷，转运神速，洋商猛著先鞭，华商膛乎其后。”1882年，郑观应、李培松、经元善、蔡鸿仪、李朝觐、袁天锡、谢家福、严作霖、郑思贤、曹善谦联名上书李鸿章，与左宗棠联名请求招商集股设立汉口等处电线：“为商务计，亟宜添设江线，庶江海联为一气，呼吸相通。查长江自镇江溯达湖北，计一千五百余里，中间口岸甚多，而汉口一镇茶市尤为繁盛。水陆交冲，上通湘、蜀，议设电线，应为首要，倘能即日兴举，不独便益商民，抑且有裨防务。可否仰乞宪裁奏请先行添设，至浙江系产丝之地，宁波、温州均为通商口岸，防务、商务并关紧要，拟俟江线有成，再请逐渐推广。所需经费可否准由职道等招商承办。”[7]清光绪九年（1883）六月二十四日，官督商办的宁波电报分局设立于宁波战船街29号，开始有电报通讯，使用莫尔斯收发报机。宁波电报局隶属上海电报总局，委任贡生华忠青、兵部郎中蔡鸿仪办理。多处电报局的主持者都是原义赈组织的倡导者、办理者和积极参与者。1883年直隶、山东大水灾，《申报》曾刊登招商轮船总局、中国电报总局托各处代收赈捐的消息，其中便有宁波电报局蔡嵋青、扬州电报局李韵亭代收。两人皆是上海机器织布局早期重要创办人。这体现了电报局被纳入义赈组织的行列。

    1883年8月，原办上海筹赈公所、扬镇筹赈公所、苏州筹振公所同人设立上海陈家木桥赈捐公所，赡所首事人（江浙闽粤首董）有徐雨之、沈谷成、王锦堂、徐仲弢、王介眉、蔡嵋青、吴中善、张叔和、顾容斋、施少钦、曹子撝、袁纯斋、黄春圃13人；赈所经理人为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上海陈家木桥赈捐公所董事几乎囊括了洋务企业重要商董和社会上的著名绅商。继上海机器织布局之后，蔡鸿仪与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等人的合作联系再次延续。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民用洋务企业活动处在筹议、筹建的起步阶段，以持续数年的华北赈务活动为契机，中国官方与江浙绅商界之间的关系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与融洽。蔡鸿仪同郑观应、经元善、盛宣怀等人相识于赈灾公所，在赈务活动中同官方和江浙士绅建立起广泛的人事关系。这促使了蔡鸿仪受李鸿章招募，参与到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早期筹建进程中来。经元善、蔡鸿仪等人根据筹振经验，借助《申报》这一媒介进行集资活动，为织布局募集到充足的经营资金，为织布局的设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兴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同时，蔡鸿仪等织布局创始人又积极参与创办了电报局的活动，并以散落在各地的电报局作为平台，代收赈灾款项，最大可能地调动全国的物力人力，为近代民族工业、赈灾事业的兴起出力颇多。

    参考文献：

    [1]张传保，汪焕章.鄞县通志·文献志[M].宁波：铅印本，1935年.

    [2]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10奏议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63.

    [3]经元善，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286.

    [4]经元善，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243.

    [5]汪熙，陈梅龙.上海机器织布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1、35.

    [6]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7.

    [7]郑观应，夏东元.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1006.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