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议程设置下的网络暴力
葛莹莹
摘 要 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创造了媒体新生态。网络新媒体提升了公民的话语权，传统媒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信息掌控者，强大的技术赋予了每个公民传播信息、表达自由的权利，公众议程设置逐渐产生巨大影响力，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许多网络暴力。文章以“陕西产妇坠楼”事件为例，探讨公众议程设置的重大影响力以及其带来的网络暴力。
关键词 新浪微博；议程设置；网络暴力；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3-0021-02
2017年8月31日20时左右，在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科，一名孕妇（马茸茸）从5楼分娩中心坠下，因伤势过重，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身亡。2017年9月5日榆林市公安机关勘查认定系自杀①。
事发后，医院于9月3日10时05分在榆林一院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表示三次下跪求家属建议剖腹产均被家属拒绝。这一声明瞬间点燃整个网络，引起了网民纷纷谴责，将矛头指向了孕妇的家属。9月6日凌晨医院公布监控截图，从图片中可以清楚看到孕妇跪在地上。声明发表后瞬间，“家属为了二胎拒绝剖腹，直男癌妈宝男等字眼充斥整个网络，甚至连家属的地址身份证信息手机号完全暴露在网上。随后孕妇丈夫表示，那不是跪而是疼的往地上坐。随着事情的发展，出现了反转，针对孕妇这一“跪”动作，被证实确实是坐，许多事情与医院声明有很多冲突。然而网友似乎并不买账，仍然不遗余力的讨伐家属，语言暴力也充斥着整个网络。而这个暴力要归功于“医院的声明”，医院在一开始就占据了网络舆论制高点，随后的证据相比于声明是微乎其微，反而成为了网络暴力的助推器。
1 议程设置的主体——医院
议程设置最早由麦克姆斯和肖提出，是指大众媒介通过报道的数量的强弱和话语倾向，为各种“议题”赋予不同程度的显要性，进而影响或决定公众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度。这一理论在网络领域也发挥着重大作用。随着网民对事件逐步关注也吸引了很多传统媒体纷纷报道，出现了公民事件向媒体事件的转变，即公众议程影响媒介议程。
在这次新闻事件中，医院就充当了议题设置的主体。事情发生后，在网上发布声明，声称孕妇跪求家属同意剖腹产，第一时间占据舆论制高点，几个小时后已经将网络舆论引导向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当舆论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相关的传统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报道。但是这些媒体报道很大程度上只是单纯的报道转发相关消息，并未展开分析评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媒体并没有对议题设置。即便有对家属的采访，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家属话语权，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不同舆论导向，但是这种导向是微乎其微，不仅没有缓和冲突，更加剧了网友的声讨，导致事件本身被嚴重情绪化及对立化，谩骂和攻击代替了理性。
2 推动暴力的新现象
2.1 平民话语权向精英话语权转变
新媒体的诞生，虽然瓦解了传统媒体的中心话语权，让每个网民都有了说话的机会和渠道，但是随着主流媒体与社会精英阶层的入驻，新媒体赋予草根阶层的话语权被精英阶层重新夺回。草根阶级的交流与发布平台被新媒体逐渐瓦解，最终被主流媒体收编。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更容易争夺话语描述的支配位置。布迪厄在论述这种权力时也指出：“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构建已知事物的能力，借助于特殊动员手段，它可以使人获得那种只有通过强力（无论这种强力是身体的还是经济的）才可以获得的东西的等价物。作为上述权力，它只有被认同的时候，才能发生功效。”[1]医院作为一家事业单位，掌握着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作为精英阶层的一员，其本身就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而对于一名从事普通工作的普通人来讲，要想在新媒体夺取话语权实在太难。
2.2 意见领袖地位遭到挑战
在对事情后续报道中，采访家属的媒体担任了意见领袖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权威人物掌握着更多的网络话语权，能够对议程设置产生影响。在这件事情中意见领袖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这要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意见领袖在网络事件中出现的时机；二是意见领袖权威性意见表明的清晰度。当今中国医患关系非常紧张，发生过许多医护人员被砍伤事件，其中涉及到的纠纷也是错综复杂。随着医患关系的发展，导致社会对患者的谴责声越来越大。因此看到有关医患新闻，受众会不自觉地站在医院一方。所以产妇坠楼大家不约而同站在医院一方。也正因为医患关系的特殊性，采访的媒体更多的作为旁观者记录报道新闻，而且某种程度上媒体成为了网络暴力的对象。
2.3 现实生活的引爆点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一书中提出了信息传播的“环境威力法则”，即只要一件物品或一个观念拥有适当的条件，就可以形成一个风潮，而掌握到了这个趋势，就可以让一个趋势引爆起来。所以产妇坠楼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人们心中积怨已久的男权社会带来的不平等才是真正原因，进入社会转型期和风险社会的中国矛盾无处不在，社会的各种对女性的不平等便是其中之一。随着中国二胎政策的放开，女性找工作困境重重，甚至有些公司还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在特定时间内不能生育等，女性处于一个极度弱势的地位，造成女性心中的不满。恰巧医院的声明，揭示了一个极度直男癌的人物，瞬间激怒网友情绪。除了道德的沦丧以外再加上医患关系紧张，进一步拔高了网民的情绪点，使得无论什么样的证据，网民都处于一个极度昂奋的状态，对周围信息环境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成为了网络暴力的温床。
3 对事件的反思
把女性当作生孩子工具的行为自然给人们在道德问题上，给予极大的批判爆发力和冲力。站在符合人性的道德、价值观的对立面，人们对实施这样行为的人施以恶毒的诅咒、刑罚似乎也是不为过的，但是这些评判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有网友曾经发表言论说，看这个采访的孕妇丈夫丝毫没有悲伤之意，连眼泪都不掉，和杭州保姆纵火事件的林爸爸表现完全相反。但是如果他在镜头前哭得稀里哗啦，网友会不会给他贴上“炒作、打感情牌”的标签？在道德的审判下，圣贤才是我们的追求。又有一句话，叫做人非圣贤，倒着来说就是圣贤非人。我们以人性批判，推断的结果是人人应当圣贤，恐怕也是天马行空，无疾而终的讨论。
另外，我们呼唤意见领袖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新媒体语境下，受众呈现多云化分众化的特征，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受众急需了解掌握更加全面和系统的信息，以帮助他们认清现实环境的变化。此外传统媒体作为权威性的代表，应该主动参与到公众议程的设置中，主动承担引导舆论的责任，显示出“社会公器”的身份，对新闻信息进行筛选、管理和引导，并进行深度解读和意义阐释，满足受众需求。在规避风险时，要给予双方共同的话语平台，平衡两方的势力。采取选择性失明只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而且降低整个行业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同时也是一种失职行为。
4 结束语
公众议程在网络环境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事件发展出现影响媒介议程设置的趋势，并逐渐演变为媒介议程，由此可见，公众议程设置的力量不可忽视。公众议程作为公众事务会和大部分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公众言论简单而夸张，也正因此常常成为网络暴力的发源地，我们需要加以重视并予以指导。应由法律来判决的事情，尽量减少道德审判，我们需要做的是监督法律条文和审判程序的合理公正。我们期望美好的道德，但绝不能用道德来审判现实，更不能用道德来实现道德。
注释
①来源于百度百科：https：//baike.so.com/doc/26795743-28091533.html。
参考文献
[1]乔华芬.加在女强人和女博士身上的符号暴力[J].黑河月刊，2009（5）：64.
摘 要 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创造了媒体新生态。网络新媒体提升了公民的话语权，传统媒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信息掌控者，强大的技术赋予了每个公民传播信息、表达自由的权利，公众议程设置逐渐产生巨大影响力，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许多网络暴力。文章以“陕西产妇坠楼”事件为例，探讨公众议程设置的重大影响力以及其带来的网络暴力。
关键词 新浪微博；议程设置；网络暴力；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3-0021-02
2017年8月31日20时左右，在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科，一名孕妇（马茸茸）从5楼分娩中心坠下，因伤势过重，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身亡。2017年9月5日榆林市公安机关勘查认定系自杀①。
事发后，医院于9月3日10时05分在榆林一院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表示三次下跪求家属建议剖腹产均被家属拒绝。这一声明瞬间点燃整个网络，引起了网民纷纷谴责，将矛头指向了孕妇的家属。9月6日凌晨医院公布监控截图，从图片中可以清楚看到孕妇跪在地上。声明发表后瞬间，“家属为了二胎拒绝剖腹，直男癌妈宝男等字眼充斥整个网络，甚至连家属的地址身份证信息手机号完全暴露在网上。随后孕妇丈夫表示，那不是跪而是疼的往地上坐。随着事情的发展，出现了反转，针对孕妇这一“跪”动作，被证实确实是坐，许多事情与医院声明有很多冲突。然而网友似乎并不买账，仍然不遗余力的讨伐家属，语言暴力也充斥着整个网络。而这个暴力要归功于“医院的声明”，医院在一开始就占据了网络舆论制高点，随后的证据相比于声明是微乎其微，反而成为了网络暴力的助推器。
1 议程设置的主体——医院
议程设置最早由麦克姆斯和肖提出，是指大众媒介通过报道的数量的强弱和话语倾向，为各种“议题”赋予不同程度的显要性，进而影响或决定公众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度。这一理论在网络领域也发挥着重大作用。随着网民对事件逐步关注也吸引了很多传统媒体纷纷报道，出现了公民事件向媒体事件的转变，即公众议程影响媒介议程。
在这次新闻事件中，医院就充当了议题设置的主体。事情发生后，在网上发布声明，声称孕妇跪求家属同意剖腹产，第一时间占据舆论制高点，几个小时后已经将网络舆论引导向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当舆论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相关的传统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报道。但是这些媒体报道很大程度上只是单纯的报道转发相关消息，并未展开分析评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媒体并没有对议题设置。即便有对家属的采访，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家属话语权，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不同舆论导向，但是这种导向是微乎其微，不仅没有缓和冲突，更加剧了网友的声讨，导致事件本身被嚴重情绪化及对立化，谩骂和攻击代替了理性。
2 推动暴力的新现象
2.1 平民话语权向精英话语权转变
新媒体的诞生，虽然瓦解了传统媒体的中心话语权，让每个网民都有了说话的机会和渠道，但是随着主流媒体与社会精英阶层的入驻，新媒体赋予草根阶层的话语权被精英阶层重新夺回。草根阶级的交流与发布平台被新媒体逐渐瓦解，最终被主流媒体收编。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更容易争夺话语描述的支配位置。布迪厄在论述这种权力时也指出：“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构建已知事物的能力，借助于特殊动员手段，它可以使人获得那种只有通过强力（无论这种强力是身体的还是经济的）才可以获得的东西的等价物。作为上述权力，它只有被认同的时候，才能发生功效。”[1]医院作为一家事业单位，掌握着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作为精英阶层的一员，其本身就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而对于一名从事普通工作的普通人来讲，要想在新媒体夺取话语权实在太难。
2.2 意见领袖地位遭到挑战
在对事情后续报道中，采访家属的媒体担任了意见领袖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权威人物掌握着更多的网络话语权，能够对议程设置产生影响。在这件事情中意见领袖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这要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意见领袖在网络事件中出现的时机；二是意见领袖权威性意见表明的清晰度。当今中国医患关系非常紧张，发生过许多医护人员被砍伤事件，其中涉及到的纠纷也是错综复杂。随着医患关系的发展，导致社会对患者的谴责声越来越大。因此看到有关医患新闻，受众会不自觉地站在医院一方。所以产妇坠楼大家不约而同站在医院一方。也正因为医患关系的特殊性，采访的媒体更多的作为旁观者记录报道新闻，而且某种程度上媒体成为了网络暴力的对象。
2.3 现实生活的引爆点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一书中提出了信息传播的“环境威力法则”，即只要一件物品或一个观念拥有适当的条件，就可以形成一个风潮，而掌握到了这个趋势，就可以让一个趋势引爆起来。所以产妇坠楼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人们心中积怨已久的男权社会带来的不平等才是真正原因，进入社会转型期和风险社会的中国矛盾无处不在，社会的各种对女性的不平等便是其中之一。随着中国二胎政策的放开，女性找工作困境重重，甚至有些公司还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在特定时间内不能生育等，女性处于一个极度弱势的地位，造成女性心中的不满。恰巧医院的声明，揭示了一个极度直男癌的人物，瞬间激怒网友情绪。除了道德的沦丧以外再加上医患关系紧张，进一步拔高了网民的情绪点，使得无论什么样的证据，网民都处于一个极度昂奋的状态，对周围信息环境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成为了网络暴力的温床。
3 对事件的反思
把女性当作生孩子工具的行为自然给人们在道德问题上，给予极大的批判爆发力和冲力。站在符合人性的道德、价值观的对立面，人们对实施这样行为的人施以恶毒的诅咒、刑罚似乎也是不为过的，但是这些评判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有网友曾经发表言论说，看这个采访的孕妇丈夫丝毫没有悲伤之意，连眼泪都不掉，和杭州保姆纵火事件的林爸爸表现完全相反。但是如果他在镜头前哭得稀里哗啦，网友会不会给他贴上“炒作、打感情牌”的标签？在道德的审判下，圣贤才是我们的追求。又有一句话，叫做人非圣贤，倒着来说就是圣贤非人。我们以人性批判，推断的结果是人人应当圣贤，恐怕也是天马行空，无疾而终的讨论。
另外，我们呼唤意见领袖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新媒体语境下，受众呈现多云化分众化的特征，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受众急需了解掌握更加全面和系统的信息，以帮助他们认清现实环境的变化。此外传统媒体作为权威性的代表，应该主动参与到公众议程的设置中，主动承担引导舆论的责任，显示出“社会公器”的身份，对新闻信息进行筛选、管理和引导，并进行深度解读和意义阐释，满足受众需求。在规避风险时，要给予双方共同的话语平台，平衡两方的势力。采取选择性失明只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而且降低整个行业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同时也是一种失职行为。
4 结束语
公众议程在网络环境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事件发展出现影响媒介议程设置的趋势，并逐渐演变为媒介议程，由此可见，公众议程设置的力量不可忽视。公众议程作为公众事务会和大部分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公众言论简单而夸张，也正因此常常成为网络暴力的发源地，我们需要加以重视并予以指导。应由法律来判决的事情，尽量减少道德审判，我们需要做的是监督法律条文和审判程序的合理公正。我们期望美好的道德，但绝不能用道德来审判现实，更不能用道德来实现道德。
注释
①来源于百度百科：https：//baike.so.com/doc/26795743-28091533.html。
参考文献
[1]乔华芬.加在女强人和女博士身上的符号暴力[J].黑河月刊，2009（5）：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