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的“自觉”
曹睿
摘 要：魏晋时期伴随着儒学的衰退，玄学的兴起及士人在自然山水间谈玄论道、怡情悦性的超然生活方式的选择，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美的认识有了极大提升，进一步发现了自然山川外在形质之美和人自身审美情感的丰富性，促进了山水画的“自觉”，为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士人；山水画；玄学；畅神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使社会动荡不安，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儒家思想受到怀疑和批判，士人开始在新的哲学思潮——玄学的启示下探寻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个体人生价值的思考成为魏晋玄学的最高主题。由于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政体的重建，士族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自身安危难以确定，对儒学又失去信心，在种种无奈之下，或是出于明哲保身，或是出于精神的慰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趣转向了对自然的追慕。由于战乱造成士族的南渡，使士人为南方明媚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所吸引，产生纵情山水的风尚。加上玄学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道家以自然无为为本的审美理念，使士人把隐逸之情同自然之性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自然山水间谈玄论道，怡情养性，欣赏和体悟自然之美及玄理之道，以求得心灵的宁静和“道”的感悟，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士人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性认识，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获得了自由而深刻的发展，并且开启了中国山水画的“自觉”。
一、对自然山水形貌特征的关注
伴随着汉代儒学思想陷入严重的信仰危机，魏晋思想以崭新的思辨意识冲击着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并且带来了“人的觉醒”。这时觉醒的“人”主要还是指士族文人阶层，他们对社会政治的黑暗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儒、道思想有深入的研习，这就使他们对时代的种种现象更具怀疑和批判能力，但却无可奈何。因此，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士人的精神慰藉走向对自然的回归，许多士人尤其是名士选择归隐山林，在玄学“清谈”之风的影响下，不再关注世俗人生的利害得失，更追求一种返璞归真的意义和高超脱俗的人格。魏晋士人大多崇尚老庄之学，以一种放达的处世方式标版他们的人生态度，在这种“隐逸”的自然生活中，自然山水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为“自然的人化”提供了先决条件。
先秦时期，儒家论著中就有关于自然山水欣赏的论述，如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1]p72。对自然山水的欣赏，儒家是从伦理道德的眼光去看待的，智者之所以乐水，是因为在孔子看来，水自然特征中川流不息的运动性有与智者品性中善思、敏捷的特征相似的特点。仁者乐山是山的巍峨、辽阔、深幽的自然特征与仁者敦厚、包容的品性有相似之处，自然山水的欣赏很多时候是从对人的道德精神的比拟和象征出发的，并未真正从自然山水自身具有的形象特征去进行审美欣赏。相比于儒家对自然山水的看法，道家对自然山水的理解又更进了一步，因为在道家看来，自然山水的美是“道”的体现，人在自然中可以感受到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自由情感，如庄子在《知北游》篇中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2]p375！”把自然美与人的逍遥自在相联系起来。在道家看来自然的美主要在于自然本身合规律性与无目的性的统一，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大美”，对于自然的欣赏，道家主要著力于自然“无为”的角度去感受山水之美。玄学思想对于自然山水的欣赏就显得更具主动性了。一方面，玄学思想根源于老庄哲学，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玄学把个体人生的意义价值提到较高的位置，因此个体如何超越有限去追求无限，从而获得人生的意义就成为玄学思辨的主题，这一主题使玄学关注的问题不单纯地同于道家对自然的顺应。它与人生体验联系在了一起，关注的焦点落到了人自身内在与外在的观察和思考上，从玄学家提出的与美相关的观点中，可以看到这种关注人生的迹象。如何晏的“贵无”论，它对于“圣人”有名无名的讨论是关于理想人格的问题。王弼在《老子注》中指出“圣人”有情，但“圣人”之情是不受外物所困扰的超越名利是非之情，“圣人”之情可以超越有限事物的束缚而达到无限自由。另一方面，玄学对于人生的关注影响到审美性人物品藻中的“品题”方式，把自然也作为品题的对象进行相互比拟形容，从《世说新语》中的文字记载看，在品藻中已经包括了人对自然美的品藻。画家顾恺之对会稷山之美的赞赏、比拟已经从儒家的“比德”说变为对自然山水本身更纯粹的审美性评论，当时对人物的“品题”也有以自然物的美来比拟人的才情风貌的美的一面。因此，对于作为比拟物的自然对象，更多地注意到了它自身的外在形式美的特征，这种对自然外在形式美的关注，使士人们不仅限于对自然山水的观赏，还开启了人们如何表现自然山水美的进一步思考。
二、“以玄对山水”
孙绰《太尉庚亮碑》中云：“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3]p482“以玄对山水”强调把对自然山水美的欣赏与个体的体验结合起来。虽然这种人生体验是以玄理的参悟为主的，但它强调人在对自然山水的欣赏过程中融入自身的情感体验，加深对自然的审美感受，是“自然的人化”的进步。从自然山水中体验到玄学所追求的现实人生的超越和解脱，这种对自然山水的欣赏方式是同玄学倡导的“养神”论分不开的。从欣赏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来看，早在庄子思想中就包含了在审美过程中对象与主体之间所达到的某种精神境界，把美看作是一种生活的境界，一种令人忘怀一切的特定情绪。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2]p39，在《天下》中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2]p386。庄子重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强调人在一种超功利的状态下与物融为一体，得到一种精神的安慰和愉快，并且庄子强调“养生”“保身”，人的生命价值在庄子思想中占有崇高的地位。魏晋时期，“养生”也被玄学家们所看重，嵇康特别提出养生问题，把养生与玄学对人格理想的追求结合起来。他在《养生论》中主张“修性以保神”，他的“修性”便包括了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欣赏在内，因此，在玄学家们看来，“以玄对山水”同时也是以自然养神的过程。玄学追求自由人格的独立与超脱，自然山水的美又具有使人“忘怀”“畅游”的作用，所以玄学把对自然山水的亲近、观赏看作是实现自由、超脱的人格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东晋时期的山水画家宗炳在他关于山水画的论著《画山水序》中就包含有玄学思想的影响，虽然宗炳是当时著名的佛教理论家，曾著有《明佛论》，但对玄学也有相当的修养。他在《画山水序》中说：“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4]p288，指出山水具有形质，并且这种形质包括和体现了“灵”与“道”，“贤者澄怀味象[4]p288”，即贤者以一种超功利、超世间的直觉状态去体味世间万象中的“道”，进而达到解脱。又提出“山水以形媚道”也同于“质有而趣灵”，强调山水不只具有外部丰富生动的形象美，同时这些形象还包含有“道”的神妙在内。晚于宗炳的王微在画论《叙画》中对山水所包括的玄理有相关的论述，相较于《画山水序》来看，它受佛学思想的影响较小，王微提出“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4]p294指出山水画所画的山川形貌是融入神灵的，并且观者的心灵会随着具有神灵的山川形貌产生变化。
三、对山水审美情感体验的强调
虽然在玄学影响下自然山水被看作士人们谈玄论道的场所和玄理的外在寄托，但士人对玄理的追求又与对山水的审美感受分不开。在审美性人物品藻的影响下，人们对自然山水外在形质的审美感受也得到进一步加深，对自然山水的美的欣赏中可以获得某种精神性的享受。随着士人对自然美的认识的提高，情感体验也越趋丰富，有些士大夫对自然山川的美的欣赏在感情上产生了共鸣，并且力图去表现这种共鸣的情感。有记载说东晋戴逵并画过山水画，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宗炳和王微。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跕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4]p288说明他曾经西游荆、巫，南登衡岳，后因身体原因不得不返回家中，于是“画象布色”，将曾经游历过的山川美景绘于室内，卧以游之。他还提出山水画具有“畅神”的作用，在《画山水序》中说：“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4]p289。”這里“畅神”即包含有“畅游”“忘怀”“逍遥游”的意味，是指人在欣赏山水画的时候，感到精神的愉快，与山水所体现的“道”相融合，由此而得到精神的超越与解脱。王微《叙画》中“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望秋水，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4]p295的思想，强调了人在欣赏山水画中表现的春秋美景时，能得到精神的享受，并且强调审美感受中“心”的能动作用，以及想象、情感的感受能力。虽然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作已不可见，但从画家们留下的画论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山水画审美享受作用的肯定，强调对山水的审美情感体验。这种从对山水外在形式特征的关注，到通过描绘山水形貌去表现自然山水之美及抒发个人情感，进而获得精神享受的发展过程，突出显示了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认识能力的提升，这是魏晋时期山水画“自觉”的重要表现。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动荡，战乱频繁而思想自由，艺术觉醒的特殊时代。这一时期士人对于自然山水美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升，他们在对玄理的追寻中，发现了自然山川外在形质之美和人自身审美情感的丰富性，促进了山水画的“自觉”，使山水画逐渐摆脱作为人物画背景的作用，成为具有“畅神”功能的独立绘画样式，为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陈晓芬.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孙通海.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
楚雄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