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进展与走向
韩莹莹 蔡丽容
摘 要： 西方学术界关于贫困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8世纪，随后其研究内涵和范畴不断丰富并呈现跨学科、多层次演进态势，而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逐步呈现本土化应用研究态势。本文在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的基本情况做出统计分析，并提出研究走向的展望。
关键词：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进展；走向
中图分类号： F1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4-0065-13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4.007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开启了精准扶贫的新征程。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求在开展扶贫工作时要因地制宜，找对“穷根”，认准贫困对象，实施相对应的扶贫举措。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部署，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1] 。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2]。在2017年10月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了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同时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百分点，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3]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显著下降，无疑为城市贫困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全球最大的、最迅速的人口迁移过程，大量被称为流动人口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中国的发达地区①。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十三五”时期，流动人口继续向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继续增长，其中一部分由农村流入城市靠打短工为生并经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流动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专业技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生活极端贫困，他们既被排除在农村精准扶贫的对象之外，也尚未被纳入城市扶贫的范畴，且无法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这使得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情况非常复杂，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贫困比率达到15.2%，比常住人口的平均贫困率要高出50%。
基于上述背景可见，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理应受到学术界及政府的高度关注，本文在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的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研究走向的展望。
二、贫困理论的研究
众所周知，贫困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西方学术界关于贫困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8世纪，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对贫困（包括城市贫困、农村贫困及城市流动人口贫困）内涵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三种：
一是能力贫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提出贫困是因为个人的懒惰行为造成，个人能力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其后，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1901）在《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绝对贫困”理论，认为贫困就是获得维持体力的最低需求的不足[4]。阿尔伯特·赫希曼（A. O. Hirshman，1957）的涓滴效应理论则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困问题就会自动消除[5]。维克多（Fuchs Victor，1967）提出“相对贫困”概念，将社会平均生活水准考虑在内。世界银行将能力因素考虑在内定义“能力贫困”概念，从贫困者自身内在的因素来解读贫困，认为贫困意味着缺乏有效地参与社会的基本能力[6]。可以说，技能水平的高低（Duncan，2012）[7]是导致能力贫困的主要因素；此外，资本建设理论（Michael Sherraden，1991）认为资产缺乏是持续贫困的根源，也即“资产贫困”，指出资产不仅包括货币、证券等有形资产，还包括个人信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网络等无形资产[8]。社会联系、社会资本（包括当地的社会网络和组织、直系亲属、其他移民、邻居、教会）和教育程度（Giusta M D，2006；Mina BaliamouneLutz，2009）[9-10]也是导致贫困的因素。
二是权力贫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67）在系统分析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城市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因为资本家对其的剥削造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81）明确提出了“权力贫困”，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其交换权利的短缺[11]。罗伯特·坎勃（Robert Chamber，1995）在对贫困人口的无助和孤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脆弱性、缺乏权力和发言权等也是贫困的属性，进一步阐释权力贫困[12]。此外，流动人口的多样性（Brazgolgher A，2009）[13]、移民的来源（Ostby G，2016）[14]、特殊群体的移民贫困如妇女移民等（Giusta M D，2006）[9]也都是导致权力贫困的主要原因。
三是文化贫困。文化贫困理论以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1959）[15]、班费尔德（Edward·C·Banfield）的《一個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1958）[16]、哈瑞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类美国》[17]为代表他们认为穷人贫困是根源于贫困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穷人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其后，威尔森（Wilson W J，1987）指出穷人产生了独有的生活态度和一系列与主流文化相悖的道德规范，即产生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危害的病态文化[18]。博希尔德（B.Boxill）在《贫困的文化》（1994）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包含多种阶级群体，且他们在文化上是多元的[19]。
我国学者对贫困理论的研究总体上是在国外贫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概括，一般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基本贫困和相对贫困，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唐钧，1994；童星、林闽钢，1994）[20-21]。也有学者将贫困分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等）以及知识贫困三类（胡鞍钢、李春波，2001）[22]。国家卫生和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调查发现，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水平低，如对劳动保障政策知晓程度较低，不知道应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知道有关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保险方面的相关法规和政策等（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0）[23]。此外，文化差异也会导致文化心理因素障碍，如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文化、习俗的认同等，特别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新贫困人口（汤夺先，2006；汤夺先、王增武，2011）[24-25]。
可见，中西方学者对贫困理论的研究维度不断得以丰富，并逐渐成为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概念。
三、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研究
流动人口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政策的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学术界尚未对此达成一致的定义。大体来说，有以下三种解读：首先，从地理角度出发，认为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内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也即就业、生活或学习所在地与其户籍所在地处于分离状态的人口（陈敦贤，2005；郑功成，2007）[26-27]。其次，从经济角度出发，城市流动人口是改革开放后以谋生营利为目的，自发在社会经济部门从事经济和业务活动的城市暂住人口（吴明伟、吴晓，2005）[28]，或者是以寻求当地就业机会为流动目的亚群体，即不改变常住户籍所在地流入城市的外地劳动力（苗苗，2006）[29]，也被称之为“农民工”，即从外地流入城市，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不具备所居住城市户口的低收入群体（农村—城市，城市—城市），他们是城市中就业不稳定、收入较低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方晓玲，2004）[30]。第三，从社会角度出发，人口流动是因求学、退休、婚姻等原因而离开原居住地到另一地居住的行为（关信平，2014）[31]。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是离开户口登记地到另一行政区域居住、参与工作和生活，同时户籍不发生迁移的人口。需要注意的是，按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规定，如果流动人口在某一地区居住半年以上，他便属于该地区的常住人口。因此，常住人口中，有一部分是流动人口。在国外，只有“人口迁移”“迁移人口”的概念，而没有类似于我国“流动人口”的概念。
在中国知网以“流动人口”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只选择核心期刊及CSSCI，发文数量就达5353篇（截至2017年11月10日），最早始于1992年，研究内容大致包括流动人口的规模、特征、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城市产生的影响等。因此可看出在流动人口的研究方面备受关注、成果颇丰。但是当把“贫困”与“流动人口”两个词放在一起检索时，结果却大相径庭。本文以贫困并含流动人口、城市贫困并含流动人口、贫困并含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贫困并含农民工、救助并含流动人口和扶贫并含流动人口为主题词精确检索，只选择核心期刊及CSSCI数量，检索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当“贫困”与“流动人口”这两主题词放在一起检索时，核心发文数量不足100篇；当把“城市贫困”与“流动人口”一起检索时，研究数量竟屈指可数。可见，国内学者对于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关注度相对较低。
同时，本文进一步将以“城市贫困流动人口”为研究主题的发表于核心期刊及CSSCI的文章导入CiteSpace软件，选择关键词进行聚类统计分析，由软件算法选出最有代表性的名词词语，分析結果如图2和图3所示。
从图2的计数结果可以发现，“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农民工”这三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最高，而同时从图3图谱中也可看到这三个关键词的年轮圆圈最大，也即说明了它们的总被引频率最高。不仅如此，还可以发现这三个关键词的圆圈外围出现深色外圈，这代表着中心性高，即学者们对这几个关键词的研究相对集中。除此之外，关键词影响因素相对来说也占据了较大的分量，也出现了显著节点，说明学者们在研究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时，都较多地考虑了其影响因素。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西方国家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与之而来的城市贫困问题也日益凸显。如英国在中世纪晚期就开始出现严重的流民和贫困问题；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人口流动更为频繁，城市贫困也更为复杂；加拿大、瑞典、巴西等国家也不例外。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们也围绕着这一话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SAGE journal数据库和Springer LINK数据库，利用“Urban poverty”“Floating population”“Poor urban migrants”“Urban poor floating population”“Poor urban migrants governance”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研究领域限定为“Social Sciences”，研究方向为“Public Administration”，检索时间始于1950年，截至2017年11月10日，选取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三大外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SAGE journal数据库检索结果最丰富（SAGE journal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包含许多国内作者的发文），Springer LINK数据库检索结果数量较少。当将“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分开检索时，得到的结果相对较多，而将两个主题词放在一起检索时，普遍来说结果大打折扣。可以发现，关于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反贫困问题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四、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瞄准的研究
在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研究中，核心内容当然是贫困瞄准的研究，也就是谁是穷人？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传统的贫困测量方法一般是基于单一指标，国际上较为典型的一维测量“谁是穷人”的方法主要有5种（见表2）。可以看出，这些测量方法主要是集中在生活水平角度，较多的考虑收入和基本生活所需要的支出，以此测算居民的基本消费情况来判定其是否属于贫困。
显然这种贫困的测度由于贫困标准值已知，因此比较容易操作，但现实中，导致人们贫困的因素多种多样，仅仅依靠一种指标来衡量显然是不科学的。那么，如何在多维度的情况下测度贫困？这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76）[11]认为，在多维环境下测度贫困同样分为两个步骤。比较传统的方法是将多维问题转化为一维问题，再用一维的识别方法界定谁是穷人。J E Foster（1998）[32]对出现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多重概念进行了评价，选择贫困线并将数据汇总成贫困的总体指数，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可以根据研究需要而构建的混合贫困线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依赖的前提假定是所有要素的价格都存在，并且各个要素都存在合适的权重用于构建效用或财富，而这些假定的合理性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Tsui，2002；Bourguignon and Chakravarty，2003；RuggeriLaderchi et al.，2003）[33-35]。并形成两类多维情况下识别穷人的方法：第一类方法认为，只要存在某个要素贫困则为穷人，指出多维贫困的定义应该以每个要素的短缺情况为基础，建议为贫困的每一个方面规定一条贫困线，且如果一个人如果低于这些线，那么他就是穷人（Chakravarty et al.，1998；Tsui，2002；Bourguignon and Chakravarty，2003）[36，33，34]；第二类方法则认为，只要存在某个要素不贫困则不是穷人，指出一个人若想被认定为穷人就必须要符合每个要素所规定的贫困条件，是一种“且”的逻辑关系，只要有一个要素的条件不满足就不能被认定为穷人（Layte R et al.，2000；Richard and Whelan，2000）[37-38]。 Atkinson（2003）将前者定义为“联合法”（Union），即先将不同的剥夺因素结合在一起，然后对个人进行总结，接着形成一个国家的综合指数；将后者定义为“交叉法”（Intersection），即先在个人之间进行汇总，形成一个维度中所有个人的总指标，然后将不同属性的总指标结合起来[39]。第一类方法很容易将大部分人都定义为穷人，即使直观上看来某些人并不贫困。相反，第二类方法则很容易将大部分人定义为非穷人，即使直观上看来某些人很贫困。考虑到这些问题，Alkireand Foster（2011）提出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定义两类贫困线的方法，将要素贫困的定义和穷人的识别分开，包括把贫困看成是被剥夺了的 “双截止”识别步骤和传统的基于FGT方法的聚合步骤[40]。
国内学者对贫困的界定最初以“三线”为标准，即“特困线、温饱线、发展线”作为标准来测算中国的农村贫困户维持其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林闽钢，1994）[41]，对贫困的定量描述一般采用恩格尔系数这一单一指标。随后对城市贫困采用相对贫困的测量方法，即城镇贫困人口大多是指城镇居民中一定比例的最低收入人口。有学者指出，全面认识和衡量贫困需要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入手，至少需要考虑人均财富总量、个人可支配收入、要素收入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恩格尔系数这四个重要的基础指标来进行综合计算（丁谦，2003）[42]。也有学者认为当使用恩格尔系数测量我国城市贫困时，恩格尔系数的分母应为家庭消费支出总额扣去医疗自费总额和教育自费总额（尹海洁、唐雨，2009）[43]。
此外，在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表现的研究方面，分为经济生活状况和人文状况。经济生活状况主要包括：第一，居住条件差。普遍住在城乡接合部的各种简易建筑物（周拥平，2003）[44]，房租低廉的城中村、内城衰退区和棚户区（袁媛，2011）[45]，以及城市中心区待拆迁区域（刘铮、曹苑达，2015）[46]。第二，就业问题多。农民工进城之后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的同工待遇，劳动力市场缺乏规范的农民工用工制度和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市场供需不平衡，农民工在工资水平决定上基本没有定价权（高云虹，2009；夏丽霞、高君，2011；张庆，2013）[47-49]。第三，社会保障福利缺失。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参加各项保险的比率也十分低，概括为缺、乱、损（郑功成，2007）[27]，在流入地参加养老保险、醫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比例均不足 20%，参加生育保险或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均不足10%（杜旻，2013）[50]。人文状况可分为精神文化贫困（方晓玲，2004；孙咏梅，2016）[30，51]和心理贫困（张连德，2012；李远行，2016）[52-53]及子女教育障碍（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等，2013）。[54]
五、城市贫困流动人口贫困程度的测度研究
在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对象被瞄准以后，学者们研究的内容即转向对“穷人有多穷？”“为什么穷？”的研究。
国际上较为典型的测量贫困程度的方法有6种（见表3）。英国学者汤森（Townsend P.）于20世纪60年代从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等入手，选择若干剥夺指标考虑人们生活形态的遗失情况[55] 。1984年，学术界开始将数学公式（FGT指数）作为测度贫困程度的工具，把总体的贫困分解为不同组成部分的贫困（Foster J、Greer J、Thorbecke E，1984）[56]。 Hagenaars于1987年首次突破单维测度局限，提出从收入、闲暇两个维度来测量贫困[5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类贫困指数（HPI），用三项基础变量来衡量贫困程度。2005年，Charkravarty等学者在单维Watts贫困指数（1968）的基础上结合多维贫困理论体系，构建Watts多维贫困指数。随后，Chakravarty and Silber（2008）[58]， Maasoumi and Lugo（2008）[59]和Tsui（2002）[33]等学者进一步考察了多维情况下的Watts系数：Charkravarty et al.（2008）将多维情形下的Watts指数分解成Watts贫困差距比例、TheilBourguignon不平等指数（Theil，1976；Bourguignon，1979）[60-61]、贫困人口比例、各个维度的权重和各个维度的相关性这五个部分。Maasoumi and Lugo（2008）在Watts指数中采用信息论的观点，对显性和隐性两种不同的聚合方法进行了评价，并在公理化和信息论方法中考查谁是穷人。2007年，Alkire等提出计算多维贫困指数MPI的AlkireFoster模型方法，该指数可以反映同时存在的多个维度的贫困情况[62]。多维贫困指标因其灵活的识别穷人方式和可分解性而在实证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如基于四个维度（资产、健康、教育和赋权）估计认定撒哈拉以南十四个非洲国家的多维贫困（Batana，2008）[63]，使用2007年不丹生活标准的调查数据从收入、教育、房间供应、获得电力和获得饮用水五个维度测算不丹的多维贫困（Santos and Ura，2008）[64]。
除此之外，Lustig（2011）对各种多维贫困指标的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65] 。Bennett and Mitra（2012）研究了多维贫困指标的估计和统计推断问题，发现它们可以被统一的方式对待，并测试了同时使用最小p值的方法[66]。
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并运用多维测度来研究城市贫困和城市流动人口贫困测度问题。在研究城市贫困测量方面，有学者依据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所得结果，指出我国城市贫困状况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以收入为标准测量的贫困发生率（王小林、Sabina Alkire，2009）[67]；综合考虑收入标准和消费标准来衡量我国城市贫困，并将其分为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三种类型（李实、John Knight，2002）[68]；运用Watts多维度贫困指数，从收入、知识和健康三个维度对我国转型时期多维度贫困进行测算（陈立中，2008）[69]。而在测度城市流动人口贫困方面，学者们也采用了多种多维度测量方法进行研究。例如：利用FGT指数测算我国东、中、西部城乡中不同人群组的贫困程度（李实、古斯塔夫森，2001）[70]；或从“生存-发展-风险”的贫困三维视角，测算农民工收入、发展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的贫困（朱晓、段成荣，2016）[71]；或将测度维度设置为物质贫困、能力贫困、精神贫困、权利贫困、福利贫困和资产贫困六个维度，运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进行测度（程世勇、秦蒙，2017）[72]。还有学者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分析农民工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贫困状况（王春超、叶琴，2014）[73]；甚至在A-F方法的基础上添加若干维度进行测量，如加入资产维度进行测量（王素霞、王小林，2013）[74]，增加收入维度考察收入贫困发生率（张全红、周强，2014）[75]。认为A-F法应该结合跨期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将多维贫困的研究拓展到跨期的动态领域（郭熙保、周强，2016）[76]。除此之外，更有学者大胆提出质疑，对现存贫困测量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例如：从公理化的角度对传统的单维度贫困和多维度贫困进行论证，比较和研究FGT 测度方法（邹薇、方迎风，2012）[77]；或采用“社会性别分析”视角，对武汉市徐家棚街道的贫困家庭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女性更多的体验贫困，建议城市贫困测量在坚持“整体性”视角的同时，补充“特殊性”视角（汪雁、慈勤英，2004）[78]。总体上来看，目前大部分研究对多维贫困的定义和测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收入、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这些维度，缺乏对中国贫困的特殊性的考量，如我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过快的人口流动速度、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而带来的新城市贫困等，这些问题也都和多维贫困测度密不可分。
六、城市流动人口反贫困政策的研究
（一）政策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影响研究
即是从外部（政府的政策及行政管理）因素入手来探讨导致低收入移民生活困苦的挫折来源，如地方官员的态度（KlakT，1993）[79]；教育机会（Ostby G，2016）[14]；公共政策、社会经济变化、经济福利、获得养老金的机会和移民时机（Lloyd-Sherlock P，1998）[80]；区域社会经济多样性以及移民可能地对区域贫困水平的影响（Brazgolgher A，2009）[13]。
国内学者关于政策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影响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一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将流动人口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李强，2002；黄锟，2009；李涛、任远，2011）[81-83]；二是流动人口管理政策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宋健、何蕾，2008；郭秀云，2009；周学馨，2009）[84-86]；三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不高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造成影响（胡爱敏，2006；杜旻，2013）[87-88]；四是阶层固化使得农民工在代内以及代际间很难实现垂直流动阶层固化与资本匮乏二者循环累积（林竹，2016；刘文烈、魏学文，2016）[89-90]；权利供给不足、现有权利的分享机制不公平，农民工们没有分享公共产品的权利（李刚、周加来，2009；林娜，2009）[91-92]；缺乏社会支持网络，既无圈子也无关系（庞楷，2014）[93]；城市中存在“孤岛效应”，甚至歧视，使得农民工群体剥夺感强烈（侯为民，2015；杨冬民，2010）[94-95]；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社会文化接纳情况不乐观（关信平，2014；佟新，2000）[31，96]。
为更直观地了解政策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影响研究进展，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制作出该研究的聚类时间线图谱（见图4）。
从图4可以发现，2000年外来人口话题开始出现，21世纪以前，对社会治安话题的研究关注度逐渐降低。而流动人口聚类出现了大型的具有深色外圈的年轮，以它为中心引出诸如城乡分割、新城市贫困、户籍制度改革等话题。除此之外，图中还存在着精准扶贫、公共服务、社会融合显著节点，说明当今学者们在研究城市流动人口贫困话题时，越来越多地考虑政策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影响。
（二）对城市流动人口反贫困政策效果研究
国外反贫困政策效果研究主要侧重于检验政府的扶貧政策，以及相关援助计划的有效性，探讨社会援助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走出贫困以及对贫困率的影响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单项政策（计划）实施效果的检验，如评估粮食援助计划对收入的有效保险程度（Richard Blundell，2003）[97]，美国社会援助计划的有效性（C. Behrendt，2002 ；Yonatan BenShalom，2011）[98-99]，加拿大“从福利到工作”政策的实施效果（R. Breitkreuz，2012）[100]，现金转移计划对于减少贫困的作用（J.M.Pescarini，2017）[101]等。另一方面是检验多项计划之间的关系或是对比不同国家援助计划的实施效果，如检验美国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和成人医疗补助计划之间的联系（J. Stuber，2004）[102]，对比德国、瑞典和英国三个国家社会援助制度实施效果，发现任何国家的社会援助制度中没有一部能够真正克服贫困（C. Behrendt，2002）[98]。还有学者反过来研究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发现社会资本和机构提高了联合国的援助效果（Mina BaliamouneLutz，2009）[10]。
而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作为制定脱贫政策的重点，而相对的关于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扶贫政策并不多，这也与我国一定时期以来农村与城市贫困的现实相对应，因此，农村贫困问题和农村扶贫政策绩效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反贫困效果研究并不多。例如，评估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扶贫效果，认为农村反贫困政策要从社会救助转向社会保护（徐月宾、刘凤芹、张秀兰，2007）[103]；采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减少农村老人贫困现象发生的效率（张川川、John Giles、赵耀辉，2015）[104]；城市流动人口贫困反贫困效果研究主要有：分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城市反贫困政策的效用与缺陷（洪大用，2003）[105]；通过建立理论框架实证检验我国政府救助与公共服务对城乡流动人口的减贫效率（徐军玲、房文军，2017）[106]。
七、研究评价及展望
（一）研究评价
综观国内外学术界对贫困理论和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反贫困的研究，可以发现，由于国情不同，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研究的关注度也不同。国外学者近20年来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贫困）问题进行广泛探讨，进行广度和深度的实证性研究。
国内学者近10年来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贫困瞄准、贫困测度也开始不断关注，已经由最初的农村反贫困研究领域逐步扩展至初探城市贫困、城市流动人口贫困、城市不同群体流动人口贫困的研究领域，并与中国当前国情、各地方实际相结合，探讨更为具体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国内学者对贫困瞄准和贫困测量的重新审视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测度问题。但综观国内学者关于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研究，绝大部分仍都只是停留在现状描述和对策研究，且主要从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精神文化等方面描述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现状，从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对应的反贫困建议，相较而言，科学而严谨的实证研究依然不足。此外，国内学者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比较研究关注度较低，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做到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贫困流动人口相比较的文章，可见，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反贫困比较研究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研究较晚，但贫困理论等相关研究发展至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相关研究也已经为美国、巴西、加拿大等国的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实践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二）研究展望
通过对贫困理论及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反贫困研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内容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研究的不足和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1.重视并加强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反贫困问题的研究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国减少贫困战略》（1992）指出：1980年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为28%，城市贫困人口比例仅为2%。随着我国扶贫政策的持续强力推进，农村贫困人口比例有了大幅度下降，然而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却呈明显上升态势：1999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比1995年上升了10%；2005年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8%，高于同期农村2.6%的水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约为2258万人[107]。而中国社科院《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约为5000万人[108]，这个数字约比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高150%以上。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城镇化加速推进和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因此，在农村扶贫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并积累了一定扶贫经验的基础上应加对大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扶贫问题的研究，这是新时代的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2.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内涵的精确界定
任何一个研究的伊始都是对概念的明确界定和解读，为使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反贫困的研究有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开端，学者们应注重研究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内涵，多进行理论性的阐述，分析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与一般城市贫困、农村贫困的差别。再有，我国一直以贫困线、低保等标准来认定家庭是否属于贫困户，而对于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测量，又应该用何标准来衡量呢？以什么样的标准以及哪些维度来真实有效地测量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这都亟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3.加强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扶贫政策的研究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相对于农村扶贫而言，城市扶贫的关注度不是太高，但各级政府也相继出台城市扶贫包括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扶贫在内的一些地方性政策，那么各地的政策有何不同，体制机制如何，效果如何，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扶贫的最大障碍在哪里，如何进行客观的评价，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如何能在此基礎上进一步推动政府的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扶贫工作？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4.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来进行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的影响，我国流动人口包括贫困流动人口信息在内的信息和管理分散于公安部门、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人事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税务部门、卫生部门、统计部门等。虽然从2009年以来，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每年进行一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并形成年度数据向社会免费开放，但关于贫困流动人口方面的数据和信息却很少。事实上，很多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都设立了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并对不同流动人口的不同专题进行调查，但也几乎没有对贫困流动人口的专题调查。随着信息时代到来和持续发展，运用大数据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研究理应深入扩展研究领域。因此，应整合和开发相关数据资源，促进大数据开放共享，搭建贫困流动人口数据平台，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对贫困流动人口大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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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poverty theory in western academi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8th century. The connotation and categories of its research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presented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level evolutionary trend and the poverty research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s one important par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he poverty research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gradually presents the trend of localization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poverty research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trend.
Keywords：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poverty research； progress； trend
摘 要： 西方学术界关于贫困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8世纪，随后其研究内涵和范畴不断丰富并呈现跨学科、多层次演进态势，而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逐步呈现本土化应用研究态势。本文在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的基本情况做出统计分析，并提出研究走向的展望。
关键词：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进展；走向
中图分类号： F1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4-0065-13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4.007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开启了精准扶贫的新征程。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求在开展扶贫工作时要因地制宜，找对“穷根”，认准贫困对象，实施相对应的扶贫举措。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部署，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1] 。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2]。在2017年10月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了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同时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百分点，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3]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显著下降，无疑为城市贫困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全球最大的、最迅速的人口迁移过程，大量被称为流动人口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中国的发达地区①。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十三五”时期，流动人口继续向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继续增长，其中一部分由农村流入城市靠打短工为生并经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流动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专业技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生活极端贫困，他们既被排除在农村精准扶贫的对象之外，也尚未被纳入城市扶贫的范畴，且无法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这使得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情况非常复杂，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贫困比率达到15.2%，比常住人口的平均贫困率要高出50%。
基于上述背景可见，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理应受到学术界及政府的高度关注，本文在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的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研究走向的展望。
二、贫困理论的研究
众所周知，贫困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西方学术界关于贫困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8世纪，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对贫困（包括城市贫困、农村贫困及城市流动人口贫困）内涵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三种：
一是能力贫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提出贫困是因为个人的懒惰行为造成，个人能力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其后，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1901）在《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绝对贫困”理论，认为贫困就是获得维持体力的最低需求的不足[4]。阿尔伯特·赫希曼（A. O. Hirshman，1957）的涓滴效应理论则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困问题就会自动消除[5]。维克多（Fuchs Victor，1967）提出“相对贫困”概念，将社会平均生活水准考虑在内。世界银行将能力因素考虑在内定义“能力贫困”概念，从贫困者自身内在的因素来解读贫困，认为贫困意味着缺乏有效地参与社会的基本能力[6]。可以说，技能水平的高低（Duncan，2012）[7]是导致能力贫困的主要因素；此外，资本建设理论（Michael Sherraden，1991）认为资产缺乏是持续贫困的根源，也即“资产贫困”，指出资产不仅包括货币、证券等有形资产，还包括个人信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网络等无形资产[8]。社会联系、社会资本（包括当地的社会网络和组织、直系亲属、其他移民、邻居、教会）和教育程度（Giusta M D，2006；Mina BaliamouneLutz，2009）[9-10]也是导致贫困的因素。
二是权力贫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67）在系统分析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城市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因为资本家对其的剥削造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81）明确提出了“权力贫困”，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其交换权利的短缺[11]。罗伯特·坎勃（Robert Chamber，1995）在对贫困人口的无助和孤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脆弱性、缺乏权力和发言权等也是贫困的属性，进一步阐释权力贫困[12]。此外，流动人口的多样性（Brazgolgher A，2009）[13]、移民的来源（Ostby G，2016）[14]、特殊群体的移民贫困如妇女移民等（Giusta M D，2006）[9]也都是导致权力贫困的主要原因。
三是文化贫困。文化贫困理论以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1959）[15]、班费尔德（Edward·C·Banfield）的《一個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1958）[16]、哈瑞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类美国》[17]为代表他们认为穷人贫困是根源于贫困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穷人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其后，威尔森（Wilson W J，1987）指出穷人产生了独有的生活态度和一系列与主流文化相悖的道德规范，即产生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危害的病态文化[18]。博希尔德（B.Boxill）在《贫困的文化》（1994）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包含多种阶级群体，且他们在文化上是多元的[19]。
我国学者对贫困理论的研究总体上是在国外贫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概括，一般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基本贫困和相对贫困，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唐钧，1994；童星、林闽钢，1994）[20-21]。也有学者将贫困分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等）以及知识贫困三类（胡鞍钢、李春波，2001）[22]。国家卫生和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调查发现，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水平低，如对劳动保障政策知晓程度较低，不知道应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知道有关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保险方面的相关法规和政策等（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0）[23]。此外，文化差异也会导致文化心理因素障碍，如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文化、习俗的认同等，特别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新贫困人口（汤夺先，2006；汤夺先、王增武，2011）[24-25]。
可见，中西方学者对贫困理论的研究维度不断得以丰富，并逐渐成为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概念。
三、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研究
流动人口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政策的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学术界尚未对此达成一致的定义。大体来说，有以下三种解读：首先，从地理角度出发，认为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内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也即就业、生活或学习所在地与其户籍所在地处于分离状态的人口（陈敦贤，2005；郑功成，2007）[26-27]。其次，从经济角度出发，城市流动人口是改革开放后以谋生营利为目的，自发在社会经济部门从事经济和业务活动的城市暂住人口（吴明伟、吴晓，2005）[28]，或者是以寻求当地就业机会为流动目的亚群体，即不改变常住户籍所在地流入城市的外地劳动力（苗苗，2006）[29]，也被称之为“农民工”，即从外地流入城市，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不具备所居住城市户口的低收入群体（农村—城市，城市—城市），他们是城市中就业不稳定、收入较低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方晓玲，2004）[30]。第三，从社会角度出发，人口流动是因求学、退休、婚姻等原因而离开原居住地到另一地居住的行为（关信平，2014）[31]。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是离开户口登记地到另一行政区域居住、参与工作和生活，同时户籍不发生迁移的人口。需要注意的是，按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规定，如果流动人口在某一地区居住半年以上，他便属于该地区的常住人口。因此，常住人口中，有一部分是流动人口。在国外，只有“人口迁移”“迁移人口”的概念，而没有类似于我国“流动人口”的概念。
在中国知网以“流动人口”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只选择核心期刊及CSSCI，发文数量就达5353篇（截至2017年11月10日），最早始于1992年，研究内容大致包括流动人口的规模、特征、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城市产生的影响等。因此可看出在流动人口的研究方面备受关注、成果颇丰。但是当把“贫困”与“流动人口”两个词放在一起检索时，结果却大相径庭。本文以贫困并含流动人口、城市贫困并含流动人口、贫困并含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贫困并含农民工、救助并含流动人口和扶贫并含流动人口为主题词精确检索，只选择核心期刊及CSSCI数量，检索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当“贫困”与“流动人口”这两主题词放在一起检索时，核心发文数量不足100篇；当把“城市贫困”与“流动人口”一起检索时，研究数量竟屈指可数。可见，国内学者对于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关注度相对较低。
同时，本文进一步将以“城市贫困流动人口”为研究主题的发表于核心期刊及CSSCI的文章导入CiteSpace软件，选择关键词进行聚类统计分析，由软件算法选出最有代表性的名词词语，分析結果如图2和图3所示。
从图2的计数结果可以发现，“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农民工”这三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最高，而同时从图3图谱中也可看到这三个关键词的年轮圆圈最大，也即说明了它们的总被引频率最高。不仅如此，还可以发现这三个关键词的圆圈外围出现深色外圈，这代表着中心性高，即学者们对这几个关键词的研究相对集中。除此之外，关键词影响因素相对来说也占据了较大的分量，也出现了显著节点，说明学者们在研究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时，都较多地考虑了其影响因素。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西方国家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与之而来的城市贫困问题也日益凸显。如英国在中世纪晚期就开始出现严重的流民和贫困问题；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人口流动更为频繁，城市贫困也更为复杂；加拿大、瑞典、巴西等国家也不例外。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们也围绕着这一话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SAGE journal数据库和Springer LINK数据库，利用“Urban poverty”“Floating population”“Poor urban migrants”“Urban poor floating population”“Poor urban migrants governance”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研究领域限定为“Social Sciences”，研究方向为“Public Administration”，检索时间始于1950年，截至2017年11月10日，选取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三大外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SAGE journal数据库检索结果最丰富（SAGE journal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包含许多国内作者的发文），Springer LINK数据库检索结果数量较少。当将“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分开检索时，得到的结果相对较多，而将两个主题词放在一起检索时，普遍来说结果大打折扣。可以发现，关于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反贫困问题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四、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瞄准的研究
在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研究中，核心内容当然是贫困瞄准的研究，也就是谁是穷人？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传统的贫困测量方法一般是基于单一指标，国际上较为典型的一维测量“谁是穷人”的方法主要有5种（见表2）。可以看出，这些测量方法主要是集中在生活水平角度，较多的考虑收入和基本生活所需要的支出，以此测算居民的基本消费情况来判定其是否属于贫困。
显然这种贫困的测度由于贫困标准值已知，因此比较容易操作，但现实中，导致人们贫困的因素多种多样，仅仅依靠一种指标来衡量显然是不科学的。那么，如何在多维度的情况下测度贫困？这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76）[11]认为，在多维环境下测度贫困同样分为两个步骤。比较传统的方法是将多维问题转化为一维问题，再用一维的识别方法界定谁是穷人。J E Foster（1998）[32]对出现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多重概念进行了评价，选择贫困线并将数据汇总成贫困的总体指数，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可以根据研究需要而构建的混合贫困线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依赖的前提假定是所有要素的价格都存在，并且各个要素都存在合适的权重用于构建效用或财富，而这些假定的合理性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Tsui，2002；Bourguignon and Chakravarty，2003；RuggeriLaderchi et al.，2003）[33-35]。并形成两类多维情况下识别穷人的方法：第一类方法认为，只要存在某个要素贫困则为穷人，指出多维贫困的定义应该以每个要素的短缺情况为基础，建议为贫困的每一个方面规定一条贫困线，且如果一个人如果低于这些线，那么他就是穷人（Chakravarty et al.，1998；Tsui，2002；Bourguignon and Chakravarty，2003）[36，33，34]；第二类方法则认为，只要存在某个要素不贫困则不是穷人，指出一个人若想被认定为穷人就必须要符合每个要素所规定的贫困条件，是一种“且”的逻辑关系，只要有一个要素的条件不满足就不能被认定为穷人（Layte R et al.，2000；Richard and Whelan，2000）[37-38]。 Atkinson（2003）将前者定义为“联合法”（Union），即先将不同的剥夺因素结合在一起，然后对个人进行总结，接着形成一个国家的综合指数；将后者定义为“交叉法”（Intersection），即先在个人之间进行汇总，形成一个维度中所有个人的总指标，然后将不同属性的总指标结合起来[39]。第一类方法很容易将大部分人都定义为穷人，即使直观上看来某些人并不贫困。相反，第二类方法则很容易将大部分人定义为非穷人，即使直观上看来某些人很贫困。考虑到这些问题，Alkireand Foster（2011）提出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定义两类贫困线的方法，将要素贫困的定义和穷人的识别分开，包括把贫困看成是被剥夺了的 “双截止”识别步骤和传统的基于FGT方法的聚合步骤[40]。
国内学者对贫困的界定最初以“三线”为标准，即“特困线、温饱线、发展线”作为标准来测算中国的农村贫困户维持其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林闽钢，1994）[41]，对贫困的定量描述一般采用恩格尔系数这一单一指标。随后对城市贫困采用相对贫困的测量方法，即城镇贫困人口大多是指城镇居民中一定比例的最低收入人口。有学者指出，全面认识和衡量贫困需要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入手，至少需要考虑人均财富总量、个人可支配收入、要素收入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恩格尔系数这四个重要的基础指标来进行综合计算（丁谦，2003）[42]。也有学者认为当使用恩格尔系数测量我国城市贫困时，恩格尔系数的分母应为家庭消费支出总额扣去医疗自费总额和教育自费总额（尹海洁、唐雨，2009）[43]。
此外，在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表现的研究方面，分为经济生活状况和人文状况。经济生活状况主要包括：第一，居住条件差。普遍住在城乡接合部的各种简易建筑物（周拥平，2003）[44]，房租低廉的城中村、内城衰退区和棚户区（袁媛，2011）[45]，以及城市中心区待拆迁区域（刘铮、曹苑达，2015）[46]。第二，就业问题多。农民工进城之后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的同工待遇，劳动力市场缺乏规范的农民工用工制度和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市场供需不平衡，农民工在工资水平决定上基本没有定价权（高云虹，2009；夏丽霞、高君，2011；张庆，2013）[47-49]。第三，社会保障福利缺失。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参加各项保险的比率也十分低，概括为缺、乱、损（郑功成，2007）[27]，在流入地参加养老保险、醫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比例均不足 20%，参加生育保险或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均不足10%（杜旻，2013）[50]。人文状况可分为精神文化贫困（方晓玲，2004；孙咏梅，2016）[30，51]和心理贫困（张连德，2012；李远行，2016）[52-53]及子女教育障碍（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等，2013）。[54]
五、城市贫困流动人口贫困程度的测度研究
在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对象被瞄准以后，学者们研究的内容即转向对“穷人有多穷？”“为什么穷？”的研究。
国际上较为典型的测量贫困程度的方法有6种（见表3）。英国学者汤森（Townsend P.）于20世纪60年代从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等入手，选择若干剥夺指标考虑人们生活形态的遗失情况[55] 。1984年，学术界开始将数学公式（FGT指数）作为测度贫困程度的工具，把总体的贫困分解为不同组成部分的贫困（Foster J、Greer J、Thorbecke E，1984）[56]。 Hagenaars于1987年首次突破单维测度局限，提出从收入、闲暇两个维度来测量贫困[5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类贫困指数（HPI），用三项基础变量来衡量贫困程度。2005年，Charkravarty等学者在单维Watts贫困指数（1968）的基础上结合多维贫困理论体系，构建Watts多维贫困指数。随后，Chakravarty and Silber（2008）[58]， Maasoumi and Lugo（2008）[59]和Tsui（2002）[33]等学者进一步考察了多维情况下的Watts系数：Charkravarty et al.（2008）将多维情形下的Watts指数分解成Watts贫困差距比例、TheilBourguignon不平等指数（Theil，1976；Bourguignon，1979）[60-61]、贫困人口比例、各个维度的权重和各个维度的相关性这五个部分。Maasoumi and Lugo（2008）在Watts指数中采用信息论的观点，对显性和隐性两种不同的聚合方法进行了评价，并在公理化和信息论方法中考查谁是穷人。2007年，Alkire等提出计算多维贫困指数MPI的AlkireFoster模型方法，该指数可以反映同时存在的多个维度的贫困情况[62]。多维贫困指标因其灵活的识别穷人方式和可分解性而在实证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如基于四个维度（资产、健康、教育和赋权）估计认定撒哈拉以南十四个非洲国家的多维贫困（Batana，2008）[63]，使用2007年不丹生活标准的调查数据从收入、教育、房间供应、获得电力和获得饮用水五个维度测算不丹的多维贫困（Santos and Ura，2008）[64]。
除此之外，Lustig（2011）对各种多维贫困指标的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65] 。Bennett and Mitra（2012）研究了多维贫困指标的估计和统计推断问题，发现它们可以被统一的方式对待，并测试了同时使用最小p值的方法[66]。
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并运用多维测度来研究城市贫困和城市流动人口贫困测度问题。在研究城市贫困测量方面，有学者依据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所得结果，指出我国城市贫困状况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以收入为标准测量的贫困发生率（王小林、Sabina Alkire，2009）[67]；综合考虑收入标准和消费标准来衡量我国城市贫困，并将其分为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三种类型（李实、John Knight，2002）[68]；运用Watts多维度贫困指数，从收入、知识和健康三个维度对我国转型时期多维度贫困进行测算（陈立中，2008）[69]。而在测度城市流动人口贫困方面，学者们也采用了多种多维度测量方法进行研究。例如：利用FGT指数测算我国东、中、西部城乡中不同人群组的贫困程度（李实、古斯塔夫森，2001）[70]；或从“生存-发展-风险”的贫困三维视角，测算农民工收入、发展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的贫困（朱晓、段成荣，2016）[71]；或将测度维度设置为物质贫困、能力贫困、精神贫困、权利贫困、福利贫困和资产贫困六个维度，运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进行测度（程世勇、秦蒙，2017）[72]。还有学者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分析农民工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贫困状况（王春超、叶琴，2014）[73]；甚至在A-F方法的基础上添加若干维度进行测量，如加入资产维度进行测量（王素霞、王小林，2013）[74]，增加收入维度考察收入贫困发生率（张全红、周强，2014）[75]。认为A-F法应该结合跨期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将多维贫困的研究拓展到跨期的动态领域（郭熙保、周强，2016）[76]。除此之外，更有学者大胆提出质疑，对现存贫困测量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例如：从公理化的角度对传统的单维度贫困和多维度贫困进行论证，比较和研究FGT 测度方法（邹薇、方迎风，2012）[77]；或采用“社会性别分析”视角，对武汉市徐家棚街道的贫困家庭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女性更多的体验贫困，建议城市贫困测量在坚持“整体性”视角的同时，补充“特殊性”视角（汪雁、慈勤英，2004）[78]。总体上来看，目前大部分研究对多维贫困的定义和测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收入、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这些维度，缺乏对中国贫困的特殊性的考量，如我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过快的人口流动速度、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而带来的新城市贫困等，这些问题也都和多维贫困测度密不可分。
六、城市流动人口反贫困政策的研究
（一）政策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影响研究
即是从外部（政府的政策及行政管理）因素入手来探讨导致低收入移民生活困苦的挫折来源，如地方官员的态度（KlakT，1993）[79]；教育机会（Ostby G，2016）[14]；公共政策、社会经济变化、经济福利、获得养老金的机会和移民时机（Lloyd-Sherlock P，1998）[80]；区域社会经济多样性以及移民可能地对区域贫困水平的影响（Brazgolgher A，2009）[13]。
国内学者关于政策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影响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一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将流动人口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李强，2002；黄锟，2009；李涛、任远，2011）[81-83]；二是流动人口管理政策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宋健、何蕾，2008；郭秀云，2009；周学馨，2009）[84-86]；三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不高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造成影响（胡爱敏，2006；杜旻，2013）[87-88]；四是阶层固化使得农民工在代内以及代际间很难实现垂直流动阶层固化与资本匮乏二者循环累积（林竹，2016；刘文烈、魏学文，2016）[89-90]；权利供给不足、现有权利的分享机制不公平，农民工们没有分享公共产品的权利（李刚、周加来，2009；林娜，2009）[91-92]；缺乏社会支持网络，既无圈子也无关系（庞楷，2014）[93]；城市中存在“孤岛效应”，甚至歧视，使得农民工群体剥夺感强烈（侯为民，2015；杨冬民，2010）[94-95]；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社会文化接纳情况不乐观（关信平，2014；佟新，2000）[31，96]。
为更直观地了解政策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影响研究进展，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制作出该研究的聚类时间线图谱（见图4）。
从图4可以发现，2000年外来人口话题开始出现，21世纪以前，对社会治安话题的研究关注度逐渐降低。而流动人口聚类出现了大型的具有深色外圈的年轮，以它为中心引出诸如城乡分割、新城市贫困、户籍制度改革等话题。除此之外，图中还存在着精准扶贫、公共服务、社会融合显著节点，说明当今学者们在研究城市流动人口贫困话题时，越来越多地考虑政策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影响。
（二）对城市流动人口反贫困政策效果研究
国外反贫困政策效果研究主要侧重于检验政府的扶貧政策，以及相关援助计划的有效性，探讨社会援助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走出贫困以及对贫困率的影响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单项政策（计划）实施效果的检验，如评估粮食援助计划对收入的有效保险程度（Richard Blundell，2003）[97]，美国社会援助计划的有效性（C. Behrendt，2002 ；Yonatan BenShalom，2011）[98-99]，加拿大“从福利到工作”政策的实施效果（R. Breitkreuz，2012）[100]，现金转移计划对于减少贫困的作用（J.M.Pescarini，2017）[101]等。另一方面是检验多项计划之间的关系或是对比不同国家援助计划的实施效果，如检验美国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和成人医疗补助计划之间的联系（J. Stuber，2004）[102]，对比德国、瑞典和英国三个国家社会援助制度实施效果，发现任何国家的社会援助制度中没有一部能够真正克服贫困（C. Behrendt，2002）[98]。还有学者反过来研究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发现社会资本和机构提高了联合国的援助效果（Mina BaliamouneLutz，2009）[10]。
而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作为制定脱贫政策的重点，而相对的关于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扶贫政策并不多，这也与我国一定时期以来农村与城市贫困的现实相对应，因此，农村贫困问题和农村扶贫政策绩效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反贫困效果研究并不多。例如，评估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扶贫效果，认为农村反贫困政策要从社会救助转向社会保护（徐月宾、刘凤芹、张秀兰，2007）[103]；采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减少农村老人贫困现象发生的效率（张川川、John Giles、赵耀辉，2015）[104]；城市流动人口贫困反贫困效果研究主要有：分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城市反贫困政策的效用与缺陷（洪大用，2003）[105]；通过建立理论框架实证检验我国政府救助与公共服务对城乡流动人口的减贫效率（徐军玲、房文军，2017）[106]。
七、研究评价及展望
（一）研究评价
综观国内外学术界对贫困理论和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反贫困的研究，可以发现，由于国情不同，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研究的关注度也不同。国外学者近20年来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贫困）问题进行广泛探讨，进行广度和深度的实证性研究。
国内学者近10年来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贫困瞄准、贫困测度也开始不断关注，已经由最初的农村反贫困研究领域逐步扩展至初探城市贫困、城市流动人口贫困、城市不同群体流动人口贫困的研究领域，并与中国当前国情、各地方实际相结合，探讨更为具体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国内学者对贫困瞄准和贫困测量的重新审视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测度问题。但综观国内学者关于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研究，绝大部分仍都只是停留在现状描述和对策研究，且主要从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精神文化等方面描述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现状，从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对应的反贫困建议，相较而言，科学而严谨的实证研究依然不足。此外，国内学者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比较研究关注度较低，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做到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贫困流动人口相比较的文章，可见，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反贫困比较研究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研究较晚，但贫困理论等相关研究发展至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相关研究也已经为美国、巴西、加拿大等国的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实践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二）研究展望
通过对贫困理论及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反贫困研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内容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研究的不足和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1.重视并加强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反贫困问题的研究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国减少贫困战略》（1992）指出：1980年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为28%，城市贫困人口比例仅为2%。随着我国扶贫政策的持续强力推进，农村贫困人口比例有了大幅度下降，然而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却呈明显上升态势：1999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比1995年上升了10%；2005年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8%，高于同期农村2.6%的水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约为2258万人[107]。而中国社科院《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约为5000万人[108]，这个数字约比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高150%以上。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城镇化加速推进和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因此，在农村扶贫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并积累了一定扶贫经验的基础上应加对大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扶贫问题的研究，这是新时代的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2.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内涵的精确界定
任何一个研究的伊始都是对概念的明确界定和解读，为使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反贫困的研究有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开端，学者们应注重研究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内涵，多进行理论性的阐述，分析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与一般城市贫困、农村贫困的差别。再有，我国一直以贫困线、低保等标准来认定家庭是否属于贫困户，而对于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测量，又应该用何标准来衡量呢？以什么样的标准以及哪些维度来真实有效地测量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这都亟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3.加强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扶贫政策的研究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相对于农村扶贫而言，城市扶贫的关注度不是太高，但各级政府也相继出台城市扶贫包括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扶贫在内的一些地方性政策，那么各地的政策有何不同，体制机制如何，效果如何，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扶贫的最大障碍在哪里，如何进行客观的评价，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如何能在此基礎上进一步推动政府的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扶贫工作？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4.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来进行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的影响，我国流动人口包括贫困流动人口信息在内的信息和管理分散于公安部门、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人事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税务部门、卫生部门、统计部门等。虽然从2009年以来，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每年进行一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并形成年度数据向社会免费开放，但关于贫困流动人口方面的数据和信息却很少。事实上，很多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都设立了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并对不同流动人口的不同专题进行调查，但也几乎没有对贫困流动人口的专题调查。随着信息时代到来和持续发展，运用大数据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研究理应深入扩展研究领域。因此，应整合和开发相关数据资源，促进大数据开放共享，搭建贫困流动人口数据平台，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对贫困流动人口大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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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poverty theory in western academi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8th century. The connotation and categories of its research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presented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level evolutionary trend and the poverty research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s one important par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he poverty research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gradually presents the trend of localization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poverty research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trend.
Keywords：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poverty research； progress； tr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