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及生态环境的变迁
高小强
河西走廊地处中国西北地区,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在政治、经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向来就为兵家必争之地。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征匈奴起,汉朝便开始了对河西走廊大规模的屯田开发。《史记?平准书》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令居、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戌田之。”这是河西经济发展的起点,也是河西经济区形成的开端。大规模的屯田有汉、唐、明、清四个时期。明清时期是河西走廊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开发时期。这时期统治者在汉、唐经营河西的基础上,对河西进行了全方位的开发,区内民户增加,大力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开垦的地域甚至向绿洲边缘地段扩展。这一时期无论是开发的规模,还是范围均超过了汉、唐两代。但此时在开发过程中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日益加剧。
一、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
(一)移民屯田开发
由于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重要,同时为了防止蒙古残元势力的南侵和确保丝路贡使贸易的顺利进行,明政府在河西走廊置兵十万人左右。为了减轻对外地运粮的过分依赖,明朝实行军屯与民屯相结合的屯田制度,规定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争取做到粮食的自足。在屯田开发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战保耕,以耕促战的耕战思想。同时,为了维持河西农业的发展。明朝还常用国库的银两,无偿为农民提供耕牛、农具、籽种等生产资料。如嘉靖元年(1528年),户部“拨银一万两,委官收买牛只种粮,制造犁铧,审堪贫且无力者,人给牝牛各一头,犁铧各一张,粮一石”。为了移民屯田,推行“量地力而区别征科”的低税政策。官府规定:“凡膏腴之田,一般每亩纳粮三斗六升左右”,被其它地区每亩五、六斗都要低,贫瘠之地之税则更低。为了鼓励军民开垦荒地,规定新垦土地“岁不征科”,对于商人投资开垦的荒地(即商屯),待其三年成熟之后,只征收“十之一二”。对于弃耕地,则鼓励垦殖,三年后征税。除此之外,还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凡“父子兄弟相率万田者,免税钱,买办羊酒花红犒赏。”而对于:“惰农自安者,各举数人,量加惩治,以警其余。”以上措施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积极性,使河西走廊广阔的土地得到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开发。
清初,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河西走廊东部与内地都很凄凉,地旷人稀,满目疮痍,加之新疆接连发生回部叛乱,清政府派兵西征,河西走廊更要担负军粮运输的重任。因此,安楫人民,恢复生产,成为清廷稳定统治的第一要务。其中在河西推广最力,收效最大的是屯田垦荒政策。从顺治元年(1649年)开始,由于实行奖励屯垦的政策,加之清廷能较好地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和优良传统,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奖惩制度,使河西走廊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此外,屯户在生产过程中遇到自然灾害等困难时,清廷还多次减免他们所借的牛具、口粮、银两等。对于主管官员的贪污舞弊行为,将给予严厉的惩处。这一切都从组织上及管理上保证了屯垦的成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雍正七年(1628年)陕西署督查郎阿上奏:“招往安西、沙洲等处,地方屯垦民户,今年到者统计共有两千零四十五户,屯种既户,树艺益繁……,家给人足,莫不欣欣乐业……”
(二)水利事业的开发
河西走廊历来干旱少雨,但是水利资源还是颇为丰富的,“大渠凡数拔百,支流不下千记。”水利开发主要凭借祁连山冰雪融水汇集而成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河西走廊的膏腴之地也往往与这些大大小小的渠坝联系在一起。“该镇屯田,全资水利”,“欲兴团天,必开水利,欲为斯民筹干旱之虞,亦必开水利”。
朱元璋称帝之后,就派朝臣巡视河西水利。统治者在“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有欲国”思想的指导下兴修水利,有利的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嘉靖时,水利兴修进入了高潮,酒泉先后修建了黄草坝渠、洪水坝渠,使周围的土地亩产量显著提高。甘肃巡抚扬博开凿了龙首渠,使荒田尽为沃壤。经过明朝持续的水利建设,河西走廊出现了许多渠坝,如甘州有阳化西渠、大慕化西渠、鸣沙渠、红崖头二坝等八十处渠系。山丹有洪水河渠坝、大黄山坝渠等十五处渠坝。高台有纳浚渠、七坝渠等二十一处渠坝。这些渠坝浇灌着成千上万顷的土地,使河西走廊出现“野沃泽绕”的景象。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金张掖,银武威的美称始于明代,源于水利。”
清朝,是河西走廊水利开发更为兴盛的时期。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皆大兴水利。水利业绩突出,并且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水利政策。水法严明,水规具体,灌溉技术改进,管水用水态度严明,做法细致,还派人专司经营水利,妥善处理水利纠纷,有利地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乾隆时《五凉全志》云:“凉州驸郭武威,今之要县,古之要郭,田肥美,民殷福”,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三)河西畜牧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畜牧业主要以牧养马、牛、羊、骆驼为主。其中养马是重中之重,因为它与明代的边防安全密切相关。明代河西的养马事宜主要有甘肃宛马寺负责。在水草丰盛处创建马场,设祁连监、武威监等六监。每监下辖四宛,如武威监有河西、大川、宁番、洪水等四宛。为了保证马匹的正常繁衍,明代规定:凡西域贡使互市之马,有甘肃宛马寺全部收购,或购买一半,但是牝马全部有甘肃宛马寺集中收购。除宛马寺集中放养之外,对偏僻之地的军士每人给马一匹,令其用心饲养,凡不用心饲养而造成“倒失”者,则令饲养者赔偿。这种分散各地,责任归人的养马之法,是宛马寺养马的补充。
清代,官牧业虽比不上明代的规模。但是在清初,政府曾在甘州等地设置荣马司和监牧地。甘、凉、肃三州及西宁各饲马场,分五郡,郡储牝马二百匹,牧马四十匹。后来河西牧马监撤消,官牧益形衰落。
这一时期,畜牧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官方战备马匹的需要,而且为河西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畜力,在河西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河西地理位置重要,为了便于物资的运送和兵力的调遣,以及确保西域贡道的畅通,明朝对河西的交通运输特为关注,从兰州到嘉峪关的狭长地带中每隔四、五里就有一个驿站,它们一方面将河西与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明政府对河西的统治。河西在明代两百多年的经营中,一直是西域使臣朝贡的唯一法定路线,这给河西走廊带来了独具特色的商业景观。这些贡使所带来的物品,除一部分贡献给皇帝外,其余的都在河西走廊进行贸易。玛扎海在其所著的《丝绸之路》一书中写到,使臣90%的人要留在明王朝的门户甘州,在那里从事广泛的商业贸易,这样既有益于“西方人”,也有益于明王朝的臣民。
清朝在河西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主要是以甘(州)凉(州)大边道路线为主,后改辟为甘新驿道。甘新驿道贯穿于河西走廊,开辟很早,但是形成一条因它走向的道路是在清朝整修以后。它有利地促进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管辖,也有利地促进了河西走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
二、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生态环境的变迁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有利地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不合理的耕作方式等。在具体的开发中忽视了生态效应,造成河西走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如现在民勤境内的三角城(汉代武威郡治)、文一古城(汉代宣威县址)、张掖黑水国(汉代黑水国)、黑河下游的居延三角洲(黑城遗址、破城子)、绿营河、摆渡河下游的古绿洲等都成为黄沙窝。古代这些人类居住的绿洲,如今却被淹埋在滚滚流沙之中。同时导致这一地区沙尘暴频发,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沙尘暴发源地之一。
(一)开发中植被的破坏引起生态的变迁
1.山区森林资源及水源涵养林的破坏。河西走廊自汉武帝开发到明代,由于民族征战、樵材等使森林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使祁连山区的森林涵养水源能力和保持水土能力大大降低。至明清时期,随着河西走廊又一次大规模的屯垦和人口的大量迁移,森林破坏更加严重,给涵养水源及绿洲农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一时期,地方政府虽一度禁止樵采,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如清初,甘肃提督苏阿宁曾指示在树上悬挂铁牌明确下令,谁若私自砍伐一棵树,便与杀人者同罪。但后来日渐废驰,未能坚持下来。到清朝末年,由于禁令松驰,祁连山满山的树木即遭劫难。在河西走廊的不少县志上出现了诸如这样的记载:祁连山之脉焉支山又名‘青松山,向多松,今樵采殆尽,”又如民国33年的《临泽县志》载:“南山番地森林富饶——后来禁令废驰,滥伐为虑。”这一系列的破坏,给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及绿洲农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清乾隆时,武威山区“往昔林木茂密,厚藏冬雪,滋山泉,故常逢夏水盛行,今则林损雪微,泉减水弱,而浇灌渐难,岁唯一获,且多间歇种者”。祁连山东麓原有“黑松林山”,到了清乾隆时“昔多松,今无田”,至嘉庆十年(1805年)祁韵士所见,这里已是“绝少草木,令人问绝”,其破坏程度又进一筹,使雪线上升,中下游干旱程度加剧,绿洲沙漠化程度激增。而祁连山水源则积雪失阴蔽,春暖则骤融、骤浑,余水不能骤用,秋季用水之时而流量微弱也就在所难免。
2.走廊平原及河流中下游区植被的破坏。河西走廊平原多为荒漠化、半荒漠化,植被覆盖率本就稀少,加之在历代开发过程中的樵材、屯垦使走廊平原地区的植被愈加减少。明代,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版图,政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开发。“闲荒平野,非军垦屯者,听诸王储驸马以至,近边由军民樵采、放牧”但当时的人口、牲畜数量还不多,其所造成的后果也不甚明显。明宣德元年(1426年)范济上言:屯田军士因兼有‘养马采草,伐薪烧炭,杂役量多,等以至出现‘虚有屯种之名田多荒芜,的景象。依朝廷规定,甘肃所收的草束有大小之分,大者每束十八斤,小者每束十三斤。仅取其均值,即以每束十五斤计,马步兵人均采草一百五十束来计算,则每兵额定采草就达一千九百斤之多。由于河西地区地处边疆,屯驻军数量之多,而纳束之大,这一樵采活动又旷日持久的进行,这对绿洲及边缘地区植被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加之环境因素,破坏后的草皮又不能得到很好的恢复,裸露土地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沙漠化过程的产生,风沙之患渐来。
殆及清代,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人口数量大增,河西大规模的开发对绿洲边缘固沙植被的破坏更是有增无减,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甘肃总督佛宝《筹边疏略》言,镇番红崖山以东直达柳林湖一带,“耕凿率以为常,至于角禽逐兽,采沙米、桦豆等物,尚有至二三百里外者。”原本这些生长在绿洲边缘的植被要到二三百里之外去采,这只能说明这是绿洲边缘的旱生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无可采,故不得不远足跋涉而求之。随之对这些荒漠植被的破坏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业因镇番“土之肥瘠,水利能转移之,镇邑名产生被风沙。”又兼以“生齿日繁”,故贫民皆采田野之沙米、桦豆以糊口,这一系列的举动使沙生植被大遭破坏,裸地增多,风沙之患已是无可避免。
(二)屯垦中不合理的水利开发导致河流尾闾湖泊萎缩乃至消失
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历代官府及地方均在开发河西的同时,修筑了一系列的引水灌溉工程,但这些水利工程多是就地开渠筑坝,忽视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建设,故在开发过程中也引起了一系列的水效应和生态效应。到明清时期垦荒规模扩大,使得有限的水资源益感奇缺,造成一些河流尾闾湖泊逐渐萎缩乃至干涸。据有关文献记载,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有大大小小的湖泊数十个之多,现在已大部分干涸,使暴露于地表的湖积层及绿洲废弃的屯垦地,在强风蚀作用下沙漠化,其往往成为沙尘暴或沙荒地的策源地。并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变迁。
1.石羊河下游休屠泽的变迁。休屠泽又称潴野泽(今民勤青土湖),系石羊河尾闾湖,《尚书?禹贡》载:“原隰底绩,至于潴野”,足见其大。据冯绳武等人考证,在自然水系时代,尾闾湖的湖面总面积为540km2,其中东海湖面面积为415km2,西海湖面面积为125km2。最高湖面海拔约在1315m-1320m之间。自从汉代开始、地表径流被大量的用于农田灌溉,从而破坏了湖泊的天然的水量平衡关系,使入湖水量减少,湖泊开始萎缩。
但至明代,西海仍保持一定水面,《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67引明代《陕西行都司志》曰:“白亭海,一名小阔端海子,五涧谷水(石羊河)流入此海。” 清代,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还有“镇番白亭海水潮起,井水泛滥”之记载,但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白亭海仅“池周长十余里,估算湖面面积已不足70km2,不但湖面萎缩,水面很浅,而且西海还变成了间歇性的湖泊,湖中大片面积成了畜牧之所并有屯田开辟。”东海此时面积尚大。乾隆本《大清一统志》卷206曰:“今三岔河(石羊河)自镇番东北出边,又三百里潴为泽,方广数十里,俗名鱼海子”。成书于乾隆辛巳年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卷5称东海为大池,湖面面积约为140km2,较汉代又减少了100km2。同时,此时石羊河中游地区的大量移民屯垦,使上游来水锐减,注入下游湖泊的水量剧减,湖水深度骤降。1840年以后,石羊河下游湖泊开始全面退化和干涸,造成沙漠化面积迅速扩大,民勤生态危机突现。
2.黑河下游居延海的变迁。居延,又有居延水、居延海之名,系黑河下游的终尾湖(包括居延泽、嘎顺诺尔与索果诺尔),史前最大面积曾达2000km2之多。古居延泽依赖黑河河水的注入而存在,其水面大小和有无主要于黑河下游河道的变迁直接相关。今天黑河下游于狼心山以北分为西东两河,分别注入嘎顺诺尔与索果诺尔。其中东河又分为两支,除注入索果诺尔的一支外,另一支流经古居延绿洲注入古居延泽。但由于这一系列的屯田,河道变迁,使东、西居延海分别于1963年和1992年干涸,“漭漭不息”之居延海从此成为历史。
3.疏勒河下游冥泽的消失。“冥泽的消失与冥水水系的变迁以及整个疏勒河洪积冲积扇西缘古绿洲的废弃沙漠化有密切的关系。疏勒河和党河是干旱地敦煌的生命线,唯一的河流水系”。据《河西志》载:由于历代统治者大量砍伐祁连山森林,雪线每年升高,降水量日渐减少。从晚唐以来直至元代,冥泽边的锁阳城一直作为州一级的治所,明代中叶以前,仍有人们的活动,并曾做过哈密卫的驻所,这时期的垦区绿洲尚未废弃。说明此时冥泽还有一定的水量。
清雍正七年(1718年)陕甘总督、抚西大将军岳钟琪用兵新疆哈密,使兵卒开拓疏勒河上游之水,使它和党河尾水汇合,加大水量以通行舟船而运军粮,后又因大量砍伐祁连山区的原始森林和河滩上的灌丛,致使植被破坏,生态平衡失调,风沙日频、降水日少,沙土埋没了中下游西岸的许多源泉,使疏勒河水量锐减。加之清前期在疏勒河洪积冲积扇扇缘东部和北部,新置靖逆卫、柳沟卫、安西亭及所属安西卫,大举拓垦,遂使有限的疏勒河水在冲积扇前缘东部和北部被大量引灌,扇缘西部的锁阳城周围一带绿洲遂断流干涸,并在当地强劲风力的吹蚀、搬运下,最终演变成了沙漠化土地,锁阳城也随之废弃。在冥水古道断流的同时,冥泽亦断绝了地表水源补给,以致逐渐干涸。
除此之外,诸如金川河下游的昌宁湖、疏勒河和石油河下游的花海等湖泊的萎缩干涸,皆与历代河西的过度屯垦有关系。
(三)过渡的屯垦移民造成土地超载
明清时期对河西着力经营,使河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河西大量的荒田被开垦,使耕地面积有较大的增加,土地利用率大为提高。据《明太祖实录》载初洪武末年,河西共有屯田一万六千三百余顷。到神宗万历初年,经过土地清丈,河西田额多达四万六千顷;另一方面,人口比以前大量增加。据王乃昂等人研究:“明代后期,合计河西约有人口35万左右,其中石羊河流域占48%,黑河流域占49%,疏勒河流域占3%。”
清代,统治者更加重视对河西走廊的经营,积极号召移民到河西屯田,仅雍正时一次就召民二千四百零五户去敦煌。屯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时安西有安西卫屯田;肃州有九家窑屯田、三清湾屯田、桑远堡屯田、毛目城屯田、双树墩屯田、九坝屯田;甘州有平川堡屯田;凉州有柳林湖屯田、昌宁湖屯田。这两个时期河西走廊沙漠化主要发生在石羊河下游民勤湖区、中游高沟堡、张掖黑水国、黑河下游的居延地区、疏勒河洪积冲积扇西部边缘等处,沙漠化的面积达1160km2,较唐代又增加了约一倍。至于人口,仅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载,嘉庆时(1796年-1820年),河西甘、凉、肃和安西共有户25.5万,每户以5口计,时河西走廊共有127.4万人。至此,河西人口密度完全突破了干旱地区的人口压力的“临界指标”(1977年国际防治沙漠化会议规定为7人/km2),达到8.8人/km2。
石羊河流域是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开发强度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同时也是沙漠化过程最突出、危害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明清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土地就达130km2。特别是下游民勤,据乾隆时的《镇番县志》载:“红崖堡东边外,如乱沙窝、苦豆墩,昔属域外,今大半已开垦。居民稠密,不减内地”。坝区北部向北拓进,如“六坝湖,县东北三十余里,今垦为田”,表明垦区已突破明长城一线。乾隆时《五凉全志》作者就认为:镇番本是“野沃泽饶,宜耕宜牧”之地,但是由于移丘开荒,沿河植布,至使河水日细,泽梁亦涸,野沃泽饶变成了往事,终使这一地区成为“十地九沙、非灌不殖”的沙荒之地。
绿洲生态系统是极其脆弱的,它的环境容量是有一定限度的。日趋膨胀的人口负担及过度开垦、樵柴,超过了绿洲的生态承载力,使本区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矛盾日趋尖锐,绿洲生态环境不堪负重,沙漠化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最终这一系列的人类活动代替自然因素成为导致河西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极大地推动了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确保了当地军民的生活的稳定,民族间的融合,边疆的安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开发中不合理的因素造成河西走廊生态环境的变迁,绿洲生态环境出现危机,这也是造成河西走廊今天生态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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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