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往视角下的楔形文字文明

    关键词 文明交往，楔形文字文明，古代西亚，高校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8-0066-07

    高校世界古代史或者世界上古史课程教学中，对古代西亚部分的探讨，大都以时间先后为主线并辅以专题的形式来具体讲述文明的发生、西亚地区王国以及帝国的兴衰;①也有以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为主线来介绍西亚地区的历史;②还有以苏美尔和阿卡德作为西亚文明的产生，地区性大王国作为文明的发展，而将公元前一千纪中前期作为另一个时代的阐述方式;③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则将地域和时间相结合，叙述了两河流域地区从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到公元前二千纪至前一千纪时期王国乃至整个西亚地区王国的出现，最终在公元前一千纪时期形成了帝国。④这种以时间或者地域的角度对古代西亚历史的讲述，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西亚地区历史的发展状况，但在教学中直接使用这样的讲授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对西亚的历史造成了割裂，给学生造成了一种混乱无序的印象。因此，本文试图在文明交往的视角下，构建出古代西亚史这一部分的教学框架主线，以期通过区域整体性的宏观解读，改善目前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西亚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处，各民族在迁徙时大都会途经此处。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古代西亚地区的王国统治更替频繁，这使得古代西亚的历史和文明更加纷繁复杂。但如果以楔形文字为标志，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楔形文字文明，而根据文明的层次来看又可将其具体划分为核心文明圈和衍生文明圈。

    核心文明圈主要指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又常被称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根据文明的来源与性质看，它可以被分为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前者即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后者则是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主要包括三个时期：苏美尔城邦（约公元前2900年—前2350年）、阿卡德王国（约公元前2296年—前2112年）和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年—前2004年），其中苏美尔城邦和乌尔第三王朝因都使用苏美尔语而被统称为苏美尔文明，阿卡德王国使用的则是阿卡德语。

    苏美尔文明堪称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末，苏美尔人就建立了国家，创造了苏美尔语楔形文字，进入了文明时代。①苏美尔人最初的国家政治形态是城邦，其内部的权力主体是神庙以及王宫，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社会阶层划分、政权组织形态，等等。各城邦之间因为争夺土地、水以及财富等资源经常发生战争。苏美尔城邦之间争霸的最终结局是，来自北部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征服了整个巴比伦尼亚地区，并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阿卡德王国，其官方用语阿卡德语虽然也采用楔形符号，但其语言体系却属于塞姆语。阿卡德王国地域辽阔，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王国，其调节经济和军事行动的基点不是城市而是国家，②因此阿卡德王国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阿卡德王国被游牧民族古提人灭亡后，整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再次陷入分裂的城邦时代。乌尔第三王朝建立后，因其大力恢复和发扬苏美尔文化而被称为苏美尔人的复兴时代。乌尔第三王朝继承了阿卡德王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将其进一步强化，形成了系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制度，因此学术界也常常将其称为“帝国”。③乌尔第三王朝被东部山区的埃兰人灭亡后，苏美尔文明至此终结。

    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是核心文明圈中的次生文明，它们一起将楔形文字文明推向了新高度。巴比伦语和亚述语的书写符号都是楔形文字，它们属于阿卡德语在两河流域南北两地的方言。④巴比伦文明主要有三个王国时代：古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1894年—前1595年）、中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1595年—前1155年）和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26年—前539年）。古巴比伦王国的建立者是阿摩利人，第六任国王汉穆拉比在位时期国力达到顶峰，几乎整个两河流域地区都已经处于他的统治之下。来自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赫梯人率军南下，占领巴比伦城，这标志着古巴比伦王国历史的结束。赫梯人洗劫巴比伦城之后撤出了两河流域地区，加喜特人入主巴比伦，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建立了中巴比伦王国;而两河流域的北部地区则处于米坦尼王国和亚述王国的控制之下。中巴比伦王国运用外交手段维持了它在当时近东地区的国际地位，⑤同时也为巴比伦文明的延续提供了条件。中巴比伦王国灭亡后，巴比伦地区陷入混乱，一度处于亚述帝国的统治之下。公元前7世纪中晚期，迦勒底人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他们联合伊朗高原的米底王国一起推翻了亚述帝国的统治。新巴比伦王国对叙利亚地区的扩张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事件，但当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兵不血刃地进入巴比伦城时，新巴比伦王国就此而亡，这也宣告了巴比伦文明的终结。

    在两河流域北部地区，与巴比伦文明在时间上几乎并行的是亚述文明，其主体为亚述王国，它可以被分为三个时期：古亚述邦国（约公元前2000年—前1800年）、中亚述王国（约公元前1400年—前1050年）和新亚述王国（亦名亚述帝国，公元前934年—前612年）。古亚述邦国因阿淑尔城邦和“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⑥得名，前者是亚述人在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之际建立的城邦，后者则是涌入两河流域北部的阿摩利人在夺取了亚述人的权力后，仿照两河流域南部政权所建立的国家，因此他们都深受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影响。古亚述邦国时期的商人在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等地从事贸易活动，这大大促进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对外传播与影响。此后，汉穆拉比统一了整个两河流域地区，古亚述邦国因此成为古巴比伦王国的一部分。古巴比伦王国灭亡后，亚述地区又沦为米坦尼王国的附属。中亚述王国在摆脱米坦尼王国统治的斗争中崛起，随后一跃成为近东地区的强国，与埃及、赫梯、米坦尼、中巴比倫等王国一起形成了史上著名的“阿马尔那时代”。①由于王室内乱、同中巴比伦王国对峙以及阿拉米亚人入侵等多种原因，导致了中亚述王国近百年的衰落，直到新亚述王国的再度崛起，亚述人的帝国时代才由此开启。新亚述王国经过南征北战，建立了地跨亚非两大洲的帝国，其版图东起伊朗高原，西至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叙利亚，北至安纳托利亚半岛，南到波斯湾，甚至一度征服过埃及的部分地区。此外，新亚述王国还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社会等国家体系。因此，不管是从其领土疆域，抑或是国家制度来看，新亚述王国都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雏形。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被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王国联手灭亡，这标志着亚述文明的终结。

    由此可见，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一起创造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是楔形文字文明的源头，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作为原生文明，它不仅在时间轴上演化出两个次生文明——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并与其一起构成了核心文明圈，同时还对衍生文明圈内各个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核心文明圈的基础上，楔形文字文明的影響不再局限于两河流域地区，而是向更加广阔的地域拓展，其向东是古代伊朗高原文明，向西为古代叙利亚文明，向北即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这些外围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与楔形文字核心文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或是与核心文明同步成长，或是吸收并受益于核心文明的优秀成果，因此它们完全可以被视为楔形文字的衍生文明圈。

    在衍生文明圈中，东部的伊朗高原地区最早可以追溯到埃兰文明，其缔造者埃兰人所建立的诸城邦早在苏美尔城邦时期就与两河流域地区存在商业贸易和军事冲突。因此公元前三千年代后半叶，在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字的影响下产生了埃兰语的楔形文字。②埃兰人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古埃兰（约公元前2600年—前1500年）、中埃兰（前1500年—前1000年）和新埃兰（前1000年—前6世纪）三个时期。埃兰人可谓两河流域地区各王国历史上的宿敌：他们曾先后处于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统治之下，也曾占领过乌尔城;虽与巴比伦王室联姻，但却又灭亡了中巴比伦王国;和新亚述王国以及新巴比伦王国之间的冲突也互有胜负。几乎与新埃兰同一时期，即自公元前11世纪起，米底人和波斯人在伊朗高原逐渐兴起，共同建立了古波斯文明，他们都自称雅利安人，与迁居印度的雅利安人同属印欧语系部落。③米底人首先建立了国家，然后联合新巴比伦王国灭亡了亚述帝国。波斯人最初依附于米底王国，后来在反抗米底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自公元前6世纪中叶开始，波斯王国先后灭亡了伊朗高原的米底王国、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吕底亚王国、两河流域地区的新巴比伦王国，并通过远征叙利亚、埃及以及希腊等地，最终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约公元前550年—前332年）。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整合了古代近东世界的各个古老文明，其官方铭文主要以埃兰语、阿卡德语和波斯语的楔形文字刻写，因而仍属于楔形文字文明圈。波斯帝国还与西方文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爆发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最后波斯帝国因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而灭亡，这也标志着古代楔形文字文明的终结。

    古代叙利亚文明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初期的埃卜拉文明，叙利亚北部地区此时可能已经进入了城邦时代，并在公元前25世纪前后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国家——埃卜拉王国，④其使用的埃卜拉语也是以楔形符号刻写在泥板之上。虽然埃卜拉文明因阿卡德王国的征服而中断，但它完全可以被视为楔形文字文明向西部地区的衍生。到了公元前两千纪前期，阿摩利人在此建立了统治，分别形成了马里王国和延哈德王国等，他们与两河流域地区的古巴比伦王国和古亚述邦国都有密切的外交往来。在公元前两千纪后期，即大约从公元前17世纪开始，叙利亚地区陷入了外敌入侵的时代，⑤赫梯王国、米坦尼王国、埃及王国、亚述王国等势力先后统治了叙利亚地区。公元前12世纪左右，海上民族的入侵终结了叙利亚地区的青铜文明。在随之而来的铁器时代，叙利亚地区主要有新赫人、阿拉米人等民族建立的一系列小国，其中尤以腓尼基人、犹太-以色列人最为出名，前者缔造了海上商业帝国并创造了腓尼基字母，后者则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形成了犹太文明，这为后来犹太教信仰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随着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以及波斯帝国等两河流域地区的强国接踵而来，虽然个别城邦和王国进行了抵抗，但整个叙利亚地区已然丧失了独立，成为各个强国的附庸。

    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以赫梯王国为界分为邦国时代、王国时代和列国时代。安纳托利亚文明始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邦国时代，此时半岛土著居民哈梯人可能借用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符号，①并建立了城市，形成了半岛上最早的文明;公元前20世纪前后，两河流域地区的古亚述商人不仅在半岛上建立了商业据点“卡如姆（KARUM）”，还带来了楔形文字;印欧赫梯人进入半岛后则建立了自己的“库萨腊王朝”。王国时代主要包括赫梯王国（约公元前1650年—前1200年）和米坦尼王国（约公元前1500年—前1250年）。印欧赫梯人建立的赫梯王国发轫于半岛中部地区，鼎盛时期的势力几乎涵盖了整个半岛，在赫梯王国国力衰弱之际，以胡里人为主体的米坦尼王国趁势崛起，其范围大致包括半岛的东南部、叙利亚北部以及两河流域的北部地区。米坦尼王国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和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在赫梯新王国时期，赫梯人再度崛起，击败米坦尼王国后夺取了叙利亚北部地区，他们还与埃及法老在叙利亚地区发生了冲突，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卡叠什之战”。当米坦尼王国被亚述人彻底灭亡之后，盛极一时的赫梯王国也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轰然崩塌，整个安纳托利亚半岛自此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公元前一千纪的安纳托利亚半岛进入了列国时代，其主要包括弗里吉亚王国、吕底亚王国、乌拉尔图王国和新赫人诸国，等等。这些地区性小国在东西方诸文明中都曾有所提及：弗里吉亚和吕底亚常常出现在希腊古典作品里，乌拉尔图和新赫人诸国则主要出现在亚述文献中。

    楔形文字文明属于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时期，②此时其“交往主体随着地缘的扩展而表现为种族、民族乃至社会、宗教共同体，而等级制、宗法制、伦理道德体系成为文明交往的社会、政治和精神中枢”。③因此，根据文明交往理论，结合古代西亚地区历史发展的特征和脉络，本文将古代西亚地区的楔形文字文明的交往时期及其特征归纳为三点：文明早期联系的多样性、文明巅峰期交流的全面性、文明裂变时期的区域整体性。

    楔形文字文明早期联系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民族的迁移与冲突以及和解、商业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上的互动交流，其主要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四千纪末期到公元前两千纪前期。苏美尔人和塞姆人都是由外地迁入两河流域地区的，前者分布在巴比伦尼亚南部，后者则在北部。虽然有学者认为“双方共栖共生，并没有（尖锐）的民族冲突”，④但在苏美尔城邦时代，他们可能都参与了城邦争霸。除此之外，伊朗地区的埃兰人、叙利亚地区的埃卜拉人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哈梯人也都形成了各自的文明，他们与两河流域地区在政治和军事上既存在着冲突与和解这两种形式，也有着商业贸易上的往来和文化上的联系。在政治军事上，以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为代表的两河流域，对埃卜拉以及埃兰等地区既有军事征服也有政治联姻，⑤而埃兰人和古提人等民族也先后对两河流域地区的文明发起过冲击。尤其当塞姆民族中的阿摩利人到来后，整个古代西亚地区的局势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区域性王国，如古巴比伦王国、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马里王国等。在商业贸易方面，以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为主体的整个东地中海区域俨然已经连为一体，并对埃及、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地产生了辐射作用。⑥在文化上，整个西亚几乎都采用了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符号，只是不同地区存在着具体的语言差异而已，如两河流域的阿卡德语、伊朗地区的埃兰语、安纳托利亚的哈梯语和叙利亚地区的埃卜拉语等。此外，随着民族迁移、军事冲突、政治联姻以及商业贸易的开展，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各民族不仅在宗教信仰方面相互影响和借鉴，在文学上也相互交流。以教谕文学为例，整个两河流域的教谕文学在内部有着苏美尔人对巴比伦和亚述人的影响，而其对外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和深远。①

    公元前两千纪中晚期是西亚地区政治外交、商业贸易和宗教文化等全面交往和全方位交流的繁荣时期，因此也是楔形文字文明交往的巅峰时期。在政治上来看，整个西亚地区先后形成了一些区域性强国，从北到南依次是赫梯王国、米坦尼王国、中亚述王国和中巴比伦王国，其中军事力量较强的是赫梯王国和中亚述王国。这些王国之间虽然也存在着军事冲突，如赫梯人与亚述人对米坦尼王国的战争，还有亚述人对赫梯王国和中巴比伦王国的战争。但在有限的生产力水平下，当军事强国无法通过战争这一手段来获取资源时，利用和平来换取资源的“阿马尔那体系”②便应运而生。因此，在这一时期，整个西亚地区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局势之下，各国通过政治联姻和外交条约等方式实现了区域资源的整合与交流。最为典型的例证即是赫梯王国与中巴比伦王国、中亚述王国等近东强国之间所建立的外交关系。③正是在这种区域和平稳定的大背景下，来自巴比伦和亚述地区的书吏、祭司、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才得以出现在赫梯王国，而西亚地区政治局势上的和平稳定为各国间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之阿卡德语成为阿马尔那时代的通用外交语言，这为整个西亚地区商业贸易以及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方式。以宗教文化交流为例，古代两河流域重要的宗教神灵埃阿神就经由米坦尼王国的胡里人传播到了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赫梯王国;④而古代两河流域最为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也存在着巴比伦、亚述和赫梯等多个地区的版本。

    大约从公元前两千纪末或者公元前一千纪初开始，楔形文字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文明的裂变与区域一体化时期。文明的裂变即是指青铜时代文明的衰落和区域性强国的分裂，此时青铜文明开始逐渐被铁器文明所取代，原有的区域性强国也开始逐渐衰亡。例如，安纳托利亚半岛在赫梯王国灭亡后分裂为弗里吉亚王国、吕底亚王国、乌拉尔图王国和新赫人诸国等小国;叙利亚地区则形成了腓尼基人、犹太-以色列人以及新赫人建立的城邦和邦国;在阿拉米亚人的大量涌入和埃兰人的袭扰等因素的影响下，⑤两河流域地区的中巴比伦王国和中亚述王国也先后衰落。随着铁器技术的传播和运用，楔形文字文明开始逐渐转变为铁器文明，其典型的国家就是亚述帝国以及后来的米底王国、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此时西亚地区在政治上表现为区域整体性。伴随着新亚述王国的对外征战，西亚地区逐渐形成了更为广袤的帝国疆域，如亚述帝国极盛时期的疆域囊括了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利凡特、埃及北部、伊朗西部部分地区以及土耳其南部，⑥故而其建立的帝国形式标志着整个西亚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开启。亚述帝国扩张过程中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其民族政策⑦客观上促进了帝国疆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为后来波斯帝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亚述帝国被米底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联手灭亡后，西亚地区再次陷入分裂状态，直到波斯王国的崛起，并完成了整个西亚地区的统一，这才标志着区域一体化局面的基本形成。在波斯帝国政治统一的局面下，原有的两河流域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叙利亚文明、伊朗文明得以进一步整合，甚至连埃及、希腊和印度等地区的古代文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囊括进了西亚地区的楔形文字文明圈，由此开启了印欧文明与塞姆文明的大融合时代，①此时的文化融合不再像以往一样地局限于西亚地区内部的民族或者王国之间，而是直接上升到了整个东西方文明的宏观层面。

    综上所述，西亚地区的古代诸文明以楔形文字为载体，经过诸文明间的多次交流、碰撞与裂变之后，最终实现了楔形文字文明圈一体化和西亚地区整体性的互相统一。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随着文明之间的交往与交流而日益明朗，但这些特征并非严格地对应着各自的历史时期，它们在某些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也会有所交叉或者延续，如文明早期交流的多样性特征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都依然有迹可循。因此在文明交往的理论视角下，整个古代西亚地区的历史不再局限于某一民族或者某一王国，亦不再是碎片化的区域史，而是呈现出一幅动态的、全局性的楔形文字文明图景。

    在以往的世界古代史或者世界上古史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古代西亚部分常常是按照地域或者时间等因素进行划分，故而其教学内容的框架和历史脉络显得较为碎片化，给学生们造成了一种混乱无序的错觉。结合前文的论述，文明交往理论值得被引入古代西亚部分的教学尝试中，也许可为施教者和受教者共同建立一个较为明确和清晰的教学框架。

    基于文明交往理论，古代西亚历史需要被置于楔形文字文明圈的框架之中，因此整个古代西亚地区也可以被划分为核心文明圈（即两河流域地区）和衍生文明圈（外围地区），前者细分为原生文明与次生文明，后者则是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即核心文明）结合共生的产物。楔形文字文明圈发轫于原生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作为原生文明，他们不仅对核心文明圈中的两个次生文明——巴比伦和亚述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还与次生文明一起为衍生文明圈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外来文明的影响下，叙利亚地区、伊朗高原以及安纳托利亚半岛等地区的本土文明与楔形文字文明圈内的核心文明相结合，共同造就了衍生文明圈。与此同时，核心文明和衍生文明之间相互交往，共同推动了整个楔形文字文明的进一步繁荣，最终衍生文明又“后来居上”地完成了整个西亚地区的统一和楔形文字文明圈的整合。除此之外，衍生文明还与楔形文字文明圈之外的古代地中海文明也有所交流，如古叙利亚与古代埃及、古代安纳托利亚与古代希腊等文明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扩大了楔形文字文明圈自身的对外影响力，同时也有利于楔形文字文明圈吸收和融合外来文明与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楔形文字文明的内涵。

    有鉴于此，世界古代史课程中古代西亚部分的教学框架得以逐渐清晰，其主要可以概括为“由一点起源到多地发展，从列国纷争到帝国统一”。由于各个阶段并没有确切的事件及其对应时间作为分割点，因而此处仅以长时段的考察为出发点，从宏观上对每個阶段进行大概地梳理和解读。

    所谓“一点起源”，即楔形文字文明的起源是从公元前四千纪末的苏美尔城邦开始，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为整个西亚地区的书写方式奠定了基石，也成为人类早期文明传承和延续的重要方式之一。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在苏美尔文明的基础上，西亚各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先后开启，由此呈现出“多地发展”的状态。两河流域的核心地区先后建立了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西部则有叙利亚地区的埃卜拉王国，东部有埃兰王国，北部的安纳托利亚半岛则有哈梯人建立的邦国。这些不同地区的王国或者邦国大都借鉴了文明源头——苏美尔城邦的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结合了自身的实际情况，因而使“多地发展”呈现出了文明多样化的特征。这一“多地发展”的历史格局伴随着塞姆民族和印欧民族的迁徙与移民活动而告一段落，西亚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塞姆人与印欧人迁徙的大背景下，各民族在原有的“多地发展”基础上先后建立了更为成熟的国家政权，比如阿摩利人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地区所建立的诸多王国，赫梯人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也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公元前二千纪的近千年时间里，为了争夺资源抑或是其他一些原因，这些王国将西亚地区的历史带进了“列国纷争”的时代。此时的群雄争霸可谓是此起彼伏，古巴比伦王国在汉穆拉比的带领下首先取得西亚地区，尤其是两河流域地区的霸主地位;此后赫梯王国在穆尔西里一世的率领下灭亡了古巴比伦王国，但却并未在两河流域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这为加喜特人建立中巴比伦王朝创造了机会;米坦尼王国和亚述王国先后崛起，并在一定时期内称霸于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公元前一千纪中后期，在亚述帝国的对外征战以及后来的米底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的统治下，西亚地区的列国纷争局面才趋于缓和，逐步走向了区域一体化，这为日后波斯帝国的统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最终波斯帝国经过一系列的征战，结束了列国纷争和群雄争霸的历史形态，首次完成了古代西亚地区的大一统。

    综上所述，在“一点起源、多地发展;列国纷争、帝国统一”的教学框架下，古代西亚部分原来所面临的“碎片化”和“混乱无序”等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解决。这一教学框架能够将楔形文字文明圈与古代西亚地区的历史相结合，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较为清晰的文明图景和历史脉络。然而，这一尝试仍然需要在世界古代史或者世界上古史的课堂教学中进一步实践，以期得到更好的锤炼与验证。

    【作者简介】蒋家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史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