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寺的政治功能探析
关键词 唐代，荐福寺，国忌行香，祈雨，佛牙供养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8-0062-04
唐代重要大寺往往既富且贵，如西明寺、慈恩寺、青龙寺、大安国寺等都是经朝廷批准，具有“贵族”或者皇家功德寺的性质。①它们大多占地广阔、规模宏大、风景秀美、高僧云集，在长安佛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大寺在当时主要是佛教学术研究中心，从事佛典翻译和研究工作。同时，它们也为朝廷提供宗教服务，例如举行斋僧行香，举办各种法事、斋会和祈雨等。此外，这些大寺里还会进行国家对外签订和约、驻扎军队、接待来朝使者等活动。②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祈祷、礼仪性质。大寺通过这些活动执行国家政权所赋予它的政治功能。③唐中宗时，荐福寺独领风骚，实际成为整个长安乃至唐帝国的佛教中心，是全国最重要的佛寺之一。④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已经持续对唐代皇家功德寺给予关注和研究，仅将与本文密切相关的部分成果略作举隅。日本著名学者小野胜年的《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分为史料篇和解说篇，辑录了大量唐代长安佛寺的情况，涉及对皇家功德寺的论述。⑤聂顺新的《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探讨了作为皇家功德寺的大荐福寺在译经、宗教学术、文化娱乐活动和社会福利活动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活动，及其在宗教信仰、建筑布局方面对日本、高丽等国的巨大影响。雷闻的《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探讨了佛道教活动与唐代国家祭祀的互动关系，如唐代的祈雨活動将国家、宗教、民众紧密结合起来。⑥申秦雁的《唐代荐福寺》介绍了中晚唐后荐福寺的俗讲、佛牙供养和戏场等文化活动。⑦梁子的《唐人国忌行香述略》认为，源于佛教礼仪的行香已成为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⑧冉万里的《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讨论了唐代寺院与舍利供养的相关问题。⑨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唐代荐福寺为中心，探讨唐代大寺对国家政治活动的参与，以期透视身为宗教场所的寺院，如何与政治发生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皇族事务本身就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问题，故参与皇族事务相关的活动成为唐代大寺的首要政治任务。
荐福寺在中宗朝是最为重要的皇家功德寺，逢皇家子嗣出生，先皇太后忌日等重要事宜，中宗都会去荐福寺祈福，如“二十一日，安乐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为昭容。十二月六日，上幸荐福寺”。①从唐玄宗开始，唐代皇帝在诞辰日会举行行香活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明确要求在开元寺祝寿。②唐懿宗的降诞日，“宴慈恩寺”。③而在这些行香法会活动中，更重要且多见的是国忌行香。
国忌行香是追思先皇、先皇后的仪式，也称国忌斋会。唐代的国忌行香多在荐福寺等大寺举行。“开成六年，正月四日，国忌，奉为先皇帝，敕于荐福寺行香，请一千僧”，这是武宗朝以国忌行香的形式祭祀先皇。宋赵彦卫在探讨宋国忌行香的起源时，引用了《佛遗教经》中的一段经文：“比丘欲食，先烧香叹攒之。安法师行香定坐而讲，所以解秽流芬也，斯乃中夏行香之始。”④根据文献的记载，行香的产生很可能与佛教用香有关。
国忌行香最基本的要求是保持清洁，禁食酒肉，斋僧人，以体现追思之虔信。石晋天福中，窦正固奏：“国忌行香，宰臣跪炉，百官列坐，有失严敬。”今后宰臣跪炉，百官立班，仍饭僧百人，永为定式。⑤后员外郎李宗讷奏请，宰臣以下行香，禁食酒肉，除了不举乐，还要“不视事，不鞭笞”。⑥
国忌行香有严格的仪式和程序。⑦圆仁记载了开元寺国忌日的基本流程：
1.早朝，寺众僧集于寺中，列坐东北西厢里。
2.相公、将军、州府诸司至讲堂。
3.相公、将军等分列入，会于堂中门，就座，礼佛。
4.东西两门列数十位僧，擎莲花等，一僧打磬，敬礼常住三宝。
5.将军取香器，州府取香盏，东西各行。
6.相公东去，同声颂如来妙色身等二行颂，行香毕，返其途。
7.将军向西行香，同东仪式。
8.相公将军共坐本座，擎香行时，香炉双坐。
9.一僧读咒愿毕，唱礼师颂天龙八部等颂。
10.敬礼常住三宝，相公等共礼佛，三四遍唱了。
11.相公将军等至堂后大殿吃饭。僧廊下吃饭。⑧
根据对行香仪轨的追述和分析，我们大体可推测出国忌行香必备的基本流程：清洁，斋主和宰臣跪炉焚香，百官等人立班，僧人行香，僧人唱赞斋文，应斋和宴乐（少数）。按《唐会要》记载：
（贞元）五年四月，中书门下奏请以六月一日为庆阳节，休假三日，著于式。某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节斋，行香后，便令为素食宴乐，惟许饮酒及用脯酿等。京城内，宰臣与百官就诣大寺，共设僧一千人斋，仍望田里借教坊乐官，充行香庆赞。⑨
今年庆阳节，宜准例，中书、门下等，并于慈恩寺设斋，行香后，以素食合宴，仍别赐钱三百贯文，委度支给付。令京兆府量事陈设，不用追集坊市歌舞。⑩
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诸上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十二年五月诏：“先圣忌辰，才经叙慰，戚里之内，固在肃恭。而乃遽从燕游，饮酒作乐，须有所征。”
上述国忌日，寺庙的开资由相公等人负责，国忌行香所用物资多是官方提供，“诸寺行香设斋当寺。李德裕宰相及敕使行香，是大唐玄宗皇帝忌日，总用官物设斋，当寺内道场三教谈论”。除了僧人主持和负责行香的具体流程外，文武百官也是具体的参与者。国忌行香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身份有明确规定，一般由国家、州道府或者皇帝、职位较高的官员亲自组织。《云麓漫钞》记载，唐高宗时薛元超、李义府为太子设斋行香，中宗朝设无遮斋，要求五品以上行香。文宗朝，因宰臣崔蠢奏请“国忌设斋行香，事无经据”，所以国忌行香暂时停止。宣宗朝又再次兴起，下诏京城外以及州道府国忌行香，“至宣宗即位之初，先以列圣忌辰行香既久，合申冥助，用展孝思，其京城及天下州府诸寺观，国忌行香，一切仍旧”。①除了国家层面的国忌行香，根据《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九年》记载，州府也有国忌行香：“勋虽不能用，然国忌犹行香。”
国忌行香确定为全国性的宗教和佛事活动是在唐代，德宗皇帝时明确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即使在武宗朝灭佛时，国忌行香也没有被完全废止。国忌行香实际上已成为唐代社会民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唐代很多大寺都承担着国忌行香的责任，大荐福寺就是一个重要场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四日国忌。奉为先皇帝，于荐福寺令行香，请一千僧。”②此外，大兴善寺、慈恩寺、崇庆寺也都举行过国忌行香。《新唐书·赵隐传》记载懿宗曾在慈恩寺举行行香。《全唐诗》曾记载，温宪曾题诗崇庆寺，后荣阳公因国忌行香之际见此诗悯然，并力荐他。除了国忌行香外，唐代还有僧忌日、佛教节日行香、迎佛骨行香斋会等各种类型的行香。
通过以上举隅大致可见，行香等活动逐步成为唐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荐福寺等大型寺院是具体承担者和执行者，客观上担负着唐代国家这项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活动。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核心，在重要祭祀与礼仪活动中，祈雨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关注。祈雨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命运走向密切相关，其内容也被不断充实，形成了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祈雨文化。官方祈雨的最早记载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国古代祈雨可分为三级，地方官吏主持的祈雨、中央有司组织和主持的祈雨，以及皇帝祈雨。皇帝祈雨一般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旱灾，多是面对名山大川、宗庙社稷郊坛举行，在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影响的扩展，佛道教寺庙等也是皇帝祈雨的重要場地。
作为国家祭祀，祈龙求雨兴起于唐代。《神僧传》记载道：
景龙二年，中宗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尝独处一室。……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邑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③
曾驻锡过荐福寺的不空也擅长祈雨，移居净影寺后奉诏令祈雨。不空祈雨因每每多有灵验而深得帝王倚重。除了荐福寺，西明寺也曾举办过祈雨活动：
法师无畏者……开元四年至长安……馆之西明寺，称为教主，秋旱诏祷雨。④
此外，唐代宗永泰元年曾命资圣寺、西明寺的法师诵经祈雨，唐德宗贞元五年青龙寺也曾聚僧祈雨，众僧在大佛殿祈请七日。⑤
除了祈雨活动，发生天灾人祸，或遇战事时也会在这些功德寺进行祈祷讲经。例如，代宗朝时每当吐蕃入侵，“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苟幸其退，则横加锡赐”。⑥“永泰元年吐蕃入寇，就在西明寺和资圣寺讲诵仁王经，祈求佛法保佑以退敌，又两次在兴唐寺与吐蕃签订盟约”。⑦
通过对唐代寺院祈雨等活动的追述，我们看到这些祝祷活动因其特殊的意义而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高僧名僧是祝祷活动的具体执行者，寺院和僧人的祈福祝祷既为寺院增添了荣光和政治上的庇护，也为执政者带来了稳固政权、安抚人心等统治上的益处。
佛陀灭迹后，佛弟子在事相上发展出对佛陀遗体、遗迹的崇拜;在意识上，主要是譬喻、本生、因缘的流出。⑧在对佛陀遗物的供养和崇拜日渐兴盛中，佛牙舍利的信仰是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影响极为广泛。舍利的安放、迎送、供养都是极有影响力的活动。唐代长安，供养佛牙是寺庙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一般是各个寺庙轮流供养。荐福寺的佛牙供养最为有名。每年的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始供养佛牙，圆仁曾亲眼见过盛况：
二日，共义圆供主等及寺中数僧，开金阁，礼大圣文殊菩萨骑青毛师子圣像，金色颜貌，端严不可比喻。又见灵仙圣人手皮佛像及金铜塔。又见辟支佛牙。①
根据圆仁的记载，荐福寺最迟于会昌初年就出现了佛牙供养：
二月八日，金刚界曼荼罗帧画了。又令章敬寺镜霜于诸寺传阿弥陀净土念佛教。廿三日起首至廿五日，于此资圣寺传念佛教。又巡诸寺，每寺三日，每月巡轮不绝。又大庄严寺开释迦牟尼佛牙供养。从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②
八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诣寺随喜供养。街西兴福寺开佛牙会。巡院转帖兴善、青龙、资圣等三寺。③
十一日，诣兴福寺礼佛牙，一宿。④
唐代对佛舍利的信仰也得到帝王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有唐一代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僖宗等八位皇帝亲身躬迎，瞻礼膜拜法门寺佛牙舍利，以图国泰民安。⑤统治者更多是希望通过虔诚礼拜佛骨在政治上达到安抚民心、稳定政局、稳固统治的目的。佛舍利信仰也给佛教僧徒带来了丰厚的供养，扩大了其宗教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拉近了僧人与统治阶层的距离。如荐福寺僧栖白，宣宗朝始为供奉，历三朝，则已至僖宗时，可谓是恩重一时。栖白时常被召入内殿，曹松曾有“还闻穿内去，随驾进新诗”之句。类似栖白这种极具影响力的高僧在有唐一代不乏其人，甚至有的被赐紫或者加官晋爵。
“唐代是一个佛教高度发展的时代，中古佛教总是要和王权结合在一起。”⑥佛教与政治一直保存着各种联系。统治阶层经常视佛教为护法，护国思想绵延在佛教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唐代的国忌行香、祈雨、供养佛舍利等活动一直发挥着为国家祝祈、求福，保佑政权平稳的作用。这些活动客观上为荐福寺、西明寺、慈恩寺等寺院带来了影响力和经济收入。佛教的祝祷活动促进了佛教被统治者接受，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佛教传入后，慧远法师等充分认识到佛教的发展需要依赖统治阶层。唐代佛教除宗教活动外，在政治领域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荐福寺等大寺不仅是宗教场所，更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些政治功能。曾驻锡过荐福寺的义净、法藏、栖白、菩提流志等法师基本上扮演着护国法师的作用，虽自身并未卷入政治斗争，但也与政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荐福寺僧栖白与当时的文化领袖往来密切，其交往的士大夫群多是高门权贵和众多士大夫。他们对政治的影响潜移默化，但却不可忽视。
【作者简介】王丽娜，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大学佛教典籍与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