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关键词 蒋介石，张群，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国民月会”
中图分类号 K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8-0048-07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1月，蒋介石在出席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抗日战争的“两期”战略论断。“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战略与政略上的一切布置。第二期的任务，就是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现我们第一期中所布置的一切计划，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之目的。”①相较于第一期抗战，第二期抗战“则精神尤重于军事”。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一致认为“非提高吾全国国民坚强不屈之精神，不足以克服艰危而破敌人精神制胜之毒计”，因此，“必动員全国国民之精神以充实抗战之国力”。②为此，一场自上而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拉开了帷幕，并一直持续至抗战胜利之时。
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由蒋介石亲自到国民参政会报告并得到全体参政员通过，建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会，隶属于新组建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亲任会长，张群③任秘书长。总动员会的秘书处为常设执行机构，附设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以下简称“秘书厅”）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切与运动相关的日常工作成为秘书厅的分内之事。
国民精神总动员及召开“国民月会”的问题，近年来学界已有不少研究。④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发起的缘由、经过以及评价，也有从“仪式政治”的角度还原“国民月会”的现场，以此展示国家和领袖意志在战时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样态。但这场运动的决策者和决策机构的所思所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如何行使其职责，与国民党战时体制各个层级的关系如何，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笔者通过对档案文献及时人回忆的梳理，希望回答以下问题：蒋介石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及“国民月会”有着怎样的定位与期待？张群及其领导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如何发动、组织与指导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及重庆市“国民月会”？运动效果是否达到蒋的预期？短短一年过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执行机关为何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转移到国民党中央社会部？⑤以丰富此问题的研究，就教于方家。
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按居住地、行业、服务单位等不同，将各地民众组织到定期举行的“国民月会”中。全体成年国民，无论何种性别、籍贯、职业，都必须参加到“国民月会”的活动中。①
1939年1月28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组设国防最高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之指挥，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责”，并推举蒋介石为委员长，此为国民党战时体制的最高决策机构。②会议通过《拟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并下发至地方党政主管机关。该案要求组织“民众大会”共同诵读九条《国民抗敌公约》。③在该案所附的《宣誓实行公约办法》中还规定“由中央密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转令地方党部及地方政府人员，以适当方法暗示民众自动举行”，但没有详尽规定“民众大会”的组织规则与会议的具体议程与步骤，也没有专门成立机构对“民众大会”进行领导。④可见，《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等文件是以《拟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为基础完善而来的。
在蒋介石心中，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应是“党政军各机关之发纵总机关”，⑤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的统筹运作理应由秘书厅担当。但是，此时的秘书厅却面临着“万事开头难”的巨大工作压力。张群被正式任命前，所负责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展。3月12日张群被蒋正式任命为总动员会的秘书长时，秘书厅刚刚成立不过一个半月，组织架构与人员布局都未完成;秘书厅在负责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同时，还被蒋赋予了党政机关考核、战后国家重建规划等职责，千头万绪，不能稍有懈怠;至于其内部职员间及与其他党政军机构之间，更待各方磨合，不得顾此失彼。在如此错综交叠的职责和巨大的工作压力下，秘书厅遇上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启动时政策不明、步调不一的困难。
按程序，有关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各种文件须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批准，才能通令实施。3月初，张群将修订完善好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组织大纲》呈报蒋介石，并于3月11日便草拟好了发送给各省党政主管机关有关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实施办法》《组织大纲》等文件的电文。但是，蒋介石的批示却迟迟没有下发。这就导致了在3月12日《中央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公开发布《实施办法》《国民公约》及其《誓词》时，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各种文件却未能通令各地方党政部门。3月13日，张群再次向蒋呈核《组织大纲》并请示该会的开会日期，⑥但他仍未等来蒋的批示。⑦15日，张群才收到回信，但这并非出自蒋介石的亲笔，而是陈布雷代为回复的。在信中陈布雷告之，“委员长今日无暇批阅公事，此件大致遵照前所拟定实施办法而规定，拟请先生酌定列入议程，想委员长亦无所更改也”。⑧
其实，蒋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理论架构颇为上心。⑨为了完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内容，蒋于2月20日亲自出席第一节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并向参政员做主题报告。⑩他甚至将发表“精神总动员与‘国民公约”一事，与其《修正行的道理》及《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两份演说并称为“立德立言上较大之成绩也”。？輥？輯？訛3月15日，即陈布雷代蒋介石回信张群的当日，蒋正在其黄山别墅内撰写《修正行的道理》演讲稿。①可见，建构“君师合一”的自身形象是蒋更为属意的。至于实际运作，蒋交付张群全权负责，他本人最初的态度似是“只问收获，不问耕耘”。3月20日，秘书厅才将早已草拟好的通令发出，虽然该电文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名义发出，但蒋亦未过目该电。②
由于通令耽搁，导致各地方党政部门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组织、实施及《国民公约》并不了解，从而造成误会。3月20日，秘书厅收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公函。该函转述了3月17日国民党四川省执委会的来电，内称四川省党部与四川省政府已经奉令办理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议定的《国民抗敌公约》（9条）及其《宣誓实行公约办法》，12日却发现成都某报刊载由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国民公约》（12条）。两者称呼类似，但内容却有所出入。于是四川方面特地致电垂询“究竟以何者为准”。中执会秘书处在转引该电后继续追问：
查《国民抗敌公约》及《宣誓施行公约办法》，五中全会通过后即经中央令颁施行，现在既有修改补充，应如何划一适用？③
其实，在《实施办法》等文件产生的同时，各地已开始组织民众进行《国民抗敌公约》的宣誓活动。如3月11日上午，重庆市就组织各界代表一百余人在市党部大礼堂举行宣誓活动，“仪式极为隆重”。④3月17日，江西省政府也在南昌的省立公众体育场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大会”。⑤可见，“在‘国民月会正式召开之前，《国民公约》的宣传和宣誓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⑥
3月21日，秘书厅对各机关垂询作了答复。秘书厅在给国民党中执会的回函中强调，《国民抗敌公约》（9条）虽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但已经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大会补充为12条，并由蒋介石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决定采用并定名为《国民公约》，嗣后各机关部门应以《国民公约》的内容进行宣誓。⑦这才为各机关捋顺了《国民公约》与《国民抗敌公约》之间的关系。
作为国家精神总动员运动的组织者，张群在秘书厅草创的忙碌时刻，仍频频抽出时间，亲莅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第一线。3月24日下午，张群出席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和重庆市党部主持的“重庆市精神动员谈话会”。席上，张群除了介绍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意义与实施方法外，还听取了重庆各界代表所提出的建议。⑧27日上午，张群出席了重庆文化团体举办的“精神总动员座谈会”，在致辞中他希望全国文化界共同努力，投身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之中。⑨4月7日，张群出席重庆市精神总动员协会成立大会，鼓励该协会的工作人员鼓足干劲，从而“集中一切年龄职业思想生活各个不同之国民的精神力量于一个目标，而共同鼓舞以增进之，整齐调节以发挥之，确定组织之中心，以增强发挥之效率”。⑩
5月1日晚7时30分，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主持重庆“国民月会”开幕典礼并发表广播演说，宣告全国“国民月会”正式启动。？輥？輯？訛他表示，“精神总动员及《国民公约》，是我们抗敌的最大武器;‘国民月会的组织，是我们抗战民众的精神堡垒，要贯彻实行，始终无间”。？輥？輰？訛当晚，蒋在日记中记道：“国民月会的组织……如能持久不懈，比战线上钢骨水泥的炮台还要有价值。”？輥？輱？訛
《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中规定，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领导机构分三级：中央层面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地方层面，则由各省（市）政府内的“动员委员会”及各县政府内的“动员委员会”担任本地精神总动员的主管机关。①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则负责“各级精神总动员主管机关工作之指导、考核事项”。②因此，在“国民月会”正式启动之后，秘书厅需要指导各省（市）动员委员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具体事务，承担的工作愈发繁重。
根据《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的规定，“国民月会”要延请“当地之党部人员、地方行政人员、校长、教师及地方公正人士”作为“督导人”。③为此，张群指定秘书厅第一处处长胡家凤和第二处处长吴国桢拟定《公务人员领导国民月会及考核办法》，并要求他们与重庆市政府对接。经商定，国民党中央须派工作人员督导重庆市十二场“国民月会”。为此，张群指示秘书厅各室处长“选其长于各项工作者”加以指派，并要求定期组织督导员座谈，便其了解指导“国民月会”的注意事项。④7月1日，重庆市政府收到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发出的《督导“国民月会”须知》，其中规定了“国民月会”督导员的工作职权和权利义务。⑤同日，秘书厅工作人员开始奔赴分布于重庆市各处“国民月会”的会场，扮演“督导人”的角色。
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报告，10月份重庆市共召集51场“国民月会”，其中乡镇保甲举行最多，达44场。这51场“国民月会”合计参会人数超过21000人，平均每场参会人员达415人，体仁堂镇的“国民月会”则吸引了2850人出席。⑥
为提高民众参加“国民月会”的积极性，重庆市还别出心裁，为各月的“国民月会”增加“活动主题”。如1939年10月1日的“国民月会”就以“征募寒衣”为主题。⑦1940年1月1日的“国民月会”则与“庆祝民国成立纪念会”和市政府新年团拜会同时举行，以“预祝抗战建国的必胜必成”。⑧2月1日傍晚7点，重庆市政府在两路口青年会露天电影院举办“流动国民月会”，不但由新任重庆市长吴国桢亲自出席并講话，会后还播放了抗战电影供民众观看。⑨
对于“国民月会”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各方看法大相径庭。但是，对于“国民月会”实施效果的忧虑，普遍存在于国民党的高层首脑心中。在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国民月会”开展就不顺利。考试院就认为在党政机关中，“国民月会”等活动“奉令遵行者固多，而因循敷衍、或竟不举行者，亦复不少”。⑩唐纵在参加1939年12月1日由陈布雷主持的侍从室“国民月会”时，就发现陈在诵读《国民公约》时，尚“不能全记忆，读时间有断续遗忘”，很难通过“国民月会”枯燥的会议议程调动听众的情绪，以激发大家同仇敌忾之情。？輥？輯？訛
秘书厅作为指导机关，认为“国民月会”具体实施效果颇不乐观。7月17日，第一处就报告重庆市召开的“国民月会”中，工商职业团体的各种集会不仅都在同一场地举办，实际到会人数也不多，于是秘书厅主动与重庆市政府接洽扩充“国民月会”组织的办法，以便普遍开展。？輥？輰？訛为解决“国民月会”参会人数过少的问题，秘书厅曾以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的名义指示重庆市政府，要求重庆市所属各级公务员负责“督导其成年男女家属准时参加各联保所组合之‘国民月会”。？輥？輱？訛
1940年1月1日，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高显鉴参加了大溪沟镇“国民月会”暨“抗战军人家属慰劳大会”。此次大会在该镇大观园举行，由于主持人邱用敏另有公务，由同镇贾玉印代理。出席这次“国民月会”的有大溪沟镇少数民众、壮丁一分队、抗战军人家属及国民基础小学一部分学生。集会于当日上午10点30分开始，12点即告散会，当场还通过两项决议：“一电总裁致敬;二电中央党部转请美总统罗斯福勿与倭续订商约”。
通过参与大溪沟镇的“国民月会”，高显鉴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一，大溪沟镇自举办“国民月会”以来，从未间断，本应积累丰富的办会经验，但这次会议准备却并不充分。尤其是代理主持人贾玉印，一无主持集会的经验，二无对“国民月会”的热情，其态度颇为敷衍。其二，大溪沟镇民众对于“国民月会”毫不重视。他们不但不能踊跃参与集会当中，还随意进出会场，“吸烟、唾涕之人随处皆是”。其三，大溪沟镇“国民月会”的会场工作人员缺乏组织能力，不仅导致会议推迟开始，更无法维持会场的秩序。高显鉴认为，由于大溪沟镇的“国民月会”的组织者与参与者都经验不足、组织不力和精神不佳，导致会场之上毫无朝气、缺乏紧张热烈的情绪，实在“不能认为满意”。为改进“国民月会”的状况，高显鉴提出三点建议：
1.主持月会人员，似宜施以一种短期训练，俾能由良好之推行技术。
2.主持月会之助理人员，即各镇保甲长等，应设法使其对于新生活运动身体力行，俾免给予民众以不良印象而助长其恶的习惯。
3.《国民公约》，应责成各月会主持人，于领导全体朗诵之后，切实讲解，并逐条列举材料，以增加参加者之领会性与理解力。①
事实上，大溪沟镇“国民月会”所反映出的现象并非孤例，各处情况类似。可见，上至国民党中央机关、下至重庆市基层，“国民月会”在开展的过程中都暴露出了问题。由于作为“动员者”的国民政府动员手段有限、监管不力，“被动员者”——大后方的广大民众，并未因“国民月会”的开展被充分地动员起来，此项活动实际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流于形式。
随着各省市“国民月会”纷纷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的业务也日益繁多。仅收发文电一项，据秘书厅第一处第一科统计，1939年11月份该科处理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收文289件，发文963件，同月秘书厅收文608件，发文1202件，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占该科11月总收文量的32.2%，总发文量的44.5%，此外还要承担上述文件的缮写、摘由、归档等工作。②这些超常的工作量使得兼任总动员会秘书处工作的秘书厅职员压力陡增。而经费缺口也日益加大。自秘书处成立以来，每月超支，而该处经费一直都由秘书厅从自身结余款中支付，越来越难以支撑不断扩大的经费需求，加上法币贬值，经费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11月27日，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阎宝航上书张群，请求在组织、人事方面，扩充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并增加经费。③12月20日，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兼职的胡家凤与胡秋原等人联名上书张群，要求扩大该处的人事编制，并增加经费。他们建议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另添设六名专任干事和两名雇员，以局部缓解秘书厅职员多头出击的窘境。他们还提请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独立编列预算，以求“各清各款，办理较便”。④
国家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的人事与经费困难，引起了张群的重视。1940年1月2日，他指派胡家凤、胡秋原、薛农山和罗敦伟详细开具国家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1940年度预算及支款方式，以求对策。⑤一周后，胡家凤等四人将预算表反馈张群，并表示即便该处1940年度预算已达法币9.2万余元，但1939年度秘书厅尚有结余款约5.9万元，已经停止运作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尚有结余款11.8万元亦由秘书厅节制，因此，该处1940年度的经费可先由秘书厅自己的结余款垫付，不足部分再调用中政会结余款补足。他们请求张群将秘书处经费预算及拟定好的垫付办法呈报蒋介石核准。①
对此，张群要求机要室拟定呈文送蒋介石审批。1940年1月18日，呈文送达蒋介石。在说明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的人员与经费困境后，该文建议在国家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下新设“文书”“编审”“事务”和“推行”四个组，加设专任人员“以重责成”，并请求单独拨发运行经费，不再从秘书厅的日常经费中支出。②
1月23日，蒋介石对该呈文作了批复：
此事最好与社会部合办或令社会部负责主持其事，以免重复。何如？③
在这段简短的批示中，蒋介石使用了“最好”“何如”这种商量语气的词语，其内容也是建设性的意见而非命令，似未流露不满情绪。从《蒋介石日记》所载看，21日中午他设宴款待国民党中央委员，并向70、60、50岁的各位党内同仁祝寿，感到“精神亲爱，显现一团兴盛焕发之象”;④23日当天，他还接见了从香港回渝的宋子安，“甚乐也”，⑤也未有迹象表明他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工作机构有重大变更的考量。
但是，蔣对于张群领导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上文述及，蒋为自己创设国民精神总动员及“国民月会”的动员模式而深感自得。在他心中，“国民月会”“实为推行精神动员之集体机体”，“月会中规定宣读之国民公约，则为激励同胞贯彻胜利之必具信条，意义至显，实行容易……务使公约各条，深入人心，普及全国，蔚成风气”。⑥因此，蒋对国民精神总动员及国民月会的实施效果，一向颇为关注。1939年5月20日，也就是“国民月会”刚刚开幕而第二个月的“国民月会”尚未举办之时，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指示张群，以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的名义命令各省市政府查报精神总动员的成果。⑦5月30日，蒋介石继续指示张群，要求其致电中央各机关及各省市，命令他们报送5月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实施成效，并详细呈报6月份国民精神总动员工作的实施办法。⑧6月21日，蒋介石又一次要求张群督促各省市、尤其是重庆市详细汇报自5月以来的两个月间，各地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开展情况，并限张群于7月10日以前回报。⑨8月12日，蒋介石再一次要求张群发出通令，要求各省主席详细呈报5月以来各地“国民月会”的开展情况，并依此评定优劣，对各省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工作进行奖惩。⑩
从上述蒋介石的一条条手令，既能看出蒋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可反观，秘书厅对蒋的要求，反馈得并不主动积极，甚至有所拖延。若将蒋对国民精神总动员工作的热望与其受到的反馈相比较，蒋对张群及秘书厅领导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工作的失望与不满，是积蓄已久的。
张群敏锐地感受到了蒋对于自己工作的不满，他的反应既迅速、又激烈。接到蒋介石的手令当天，张群就约见了社会部部长谷正纲，面洽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工作。1月26日，他呈请蒋介石改派谷正纲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长，并将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所负职责，由秘书厅转交社会部办理，并表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成立以来，秉承钧座训示，努力推行，只以组织未完，成效未能大著”，字里行间，颇显自责。？輥？輯？訛
顺水推舟，蒋介石同意将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转由社会部管理，并由谷正纲担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一职仍由张群兼任。？輥？輰？訛蒋的批示虽坐实其对张群及秘书厅领导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不满，但并未因此免去张的职务，似乎“对事不对人”。
1940年4月1日，國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业务正式移交给社会部承办。①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是国民党在抗战大后方开展群众运动的一次尝试。运动起始一年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与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合署办公，承担起运动执行机关的重任。在张群的带领下，秘书厅在自身组织尚未完善之时，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建章立制，统筹指导大后方各地，尤其是重庆市“国民月会”的开展，使运动得以启动并取得一定成效。而蒋介石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抱有多重期待，既希望以此激发长期抗战的精神动力，为战后建国打下思想基础，又企图树立其个人绝对权威，达到“君师合一”之境界。由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战时体制中处于特殊地位，秘书厅本身肩负职责异常繁重，故运动的动员机制、上下协调及与各方配合始终不顺畅，难以达到蒋介石预设之目标。张群察觉到蒋介石对于其掌管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工作的不满，便推动总动员会秘书处由秘书厅转至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管辖，但仍无法充分地动员大后方民众，这是由于国民党始终走“精英”路线，与下层民众相脱离，运动的群众基础薄弱的根本缺陷所致。
（本文在写作期间，承蒙导师张济顺教授指导，谨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张燚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王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