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兵变述略
陈晓鸣 钟凌云
关键词 九江兵变，《申报》，军阀统治，社会动荡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8-0042-06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局动荡，兵变频发，①仅1922年见诸《申报》的就有数十起，涉及直隶、江西、河北、湖北、安徽、湖南、贵州、热河、陕西等十数省域。在江西境内与九江兵变并举者则有：万安龙泉兵变、吉安兵变、丰城豫军哗变、奉新、崇仁兵变等数起。其中《申报》从1922年8月4日至9月17日持续对九江兵变进行跟踪报导，其篇幅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为1922年兵变报导之最，这与江西时局、九江的地位、兵变产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本文以《申报》报导为线索，结合有关史实，就九江兵变的过程和原因、社会各界的应对以及对民生的危害等方面作些简要论述，希冀以个案的研究，加深对北洋时期社会图景的认识。
1922年8月2日发生在九江的兵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种报导频出，且有抵牾。《申报》1922年8月4日至5日引述的相关报导有如下列：
国闻通信社云：据昨日本埠军政界各机关消息，江西九江前晚发生兵变，由九时起至昨日午前四时方止，焚烧抢掠，情形甚惨云。②
国闻通信社云：该项变兵，系前督陈光远部下，变后大肆劫掠，自九江西门至大码头招商轮船局止，其间大马路房屋几全被焚毁……外人财产亦岌岌处于危险地位，幸终未殃，及华人于乱事时，损失生命甚伙，妇女为避免兵士无礼举动，因而投井自尽者，亦颇不乏其人，但死伤详数，一时无从调查云。③
东方通信社：据九江来电，二日晚八时，在九江城内之第一团兵士似有抢劫情事，枪声骤起，在租界外之外人，皆至租界避难，虽未波及租界，然以交地电话完全不通，故真相不明，现已由英日联合义勇队讲防卫之手段，同时陆战队亦已上岸。④
东方通信社：据九江消息，此次兵变者为驻屯城内之第一团步兵约三百余名，其原因为不发饷银，劫掠自二日午后八时左右始，亘三小时，城内外被劫者凡数十户，而以租界附近之中国街，受害为最甚，极其惨戕，劫掠之兵，在西门外繁盛区域放火后，即多数向下流逃去，火灾亘五小时，焚毁约三百户，日本人方面，戴生昌轮船分公司亦一起被焚，又此次兵变，因事前并无谣言，突然而起，故一股居民之惊扰不一。①
北京的《顺天时报》在1922年8月5—6日也相继引述了路透社关于九江兵变的报导：
路透社汉口三日电：昨晚九江城内大肆抢劫，一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据称中国木业进出口公司之木料场，经被焚烧殆尽，今晨业已平靖云。②
路透社汉口四日电：现据九江消息，陈光远所部军队七百名，忽于星期三晚间哗变，向各商界要求大宗款项嗣经拒绝乃即焚劫。城市惟租界幸未波及，是役城市所受损失约达三百万元左右，计焚毁商铺二百家，现城市中业经平靖，匪徒均已分掠四乡云。③
据此可知，最早报导九江兵变的是国闻通信社、东方通信社以及路透社。国闻通信社是1921年由胡政之在上海创立的私营通讯机构，与北洋政府政见相左，对此次兵变的报导以劫掠惨祸为主;东方通信社是日本设在中国用来收集情报和对华宣传的媒体，其关注点在兵变对外国侨民和洋行的影响;路透社则是英国1872年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分社，在这次兵变报导中侧重的是商业损失。由于侧重点不同，各方对兵变的报导存在相互抵牾之处。首先是时间不一，国闻通信社称晚九时起至凌晨四时止，而东方通讯社认为是晚八时始亘三小时;其次是原因不同，东方通讯社认为是因“不发饷银”，路透社则称是士兵向商界索款未遂;再次是损失不同，国闻通信社过于夸大兵变惨状，东方通信社报道焚毁三百户，路透社报导焚毁两百家，损失三百万。
北洋政府也十分重视此次兵变，为了核实此次兵变真实情况，陆军部向九江派驻一个情况调查小组，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较为全面的复原了九江兵变发生的全过程，兹择其要者摘录如下：
陆军第一团原为陈光远之余部，驻扎九江十余年，此次欠饷七个月，目兵等屡向团营长催索无效，于是散布狂言，如再不发给，只有自由行动;此举令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惊恐不已，遂与浔阳道尹傅春官和地方各公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后决定由九江商会筹款一万一千元，由吴金彪转交给该团，以发放士兵七月份的军饷;目兵各怀怨望，均不愿领此饷，则秘密约定各分防军队，鸣枪为号，按期起事;八月二日晚上七点，该团士兵身穿便服，聚集在大教厂，随后分散在各街市中，从城内开始一直抢到西门外，将各铺户烧毁二百余户;变兵直抢至是日夜十二点……调查被灾之损失约有四百余万。④
九江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的通商口岸，兵变波及的范围之广，造成的民生损失之大，几乎是灾难性的。
其一，焚烧劫掠，直接经济损失巨大。九江兵变造成的经济损失各方报导不一。江西督军蔡成勋报告北京府院称：经过核查登记造册“计被焚壹百零九户，被劫壹百四十六户，共损失洋壹百玖拾万叁仟叁佰四十七元零四分……此外，尚有损失公债票额洋叁拾伍万贰千捌佰拾元”。⑤据《申报》记者所闻，被抢被焚之家，共计损失已达百万元以上;七十余家店铺被劫后又遭焚毁，损失在两百万左右;另有两百家店铺被抢，大约损失百万元，共计损失四百余万。⑥陆军部派驻江西的调查员在致金绍曾（陆军部次长）的报告中提到：“调查被灾之损失约有四百余万。”⑦可见，此次兵变直接经济损失约400万元是多方的共识。
其二，口岸形象受损，对外贸易下滑。据海关《十年报告》记载：“民国十一年，时局杌陧，本埠贸易，略受影响。”⑧兹将1922年前后贸易数据呈于表1（见下页）。
1922年九江进出口总额相对于1921年仅减少了37336关平两，但是进口总额减少了3553063两。据查，从国内各口岸进口的洋货以及复出口到国内各口岸的洋货，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降幅分别为31%和74%，1922年土货出口到国内各口岸，也呈现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兵变之乱局使九江口岸形象受损，商业贸易也深受影響。
其三，商铺惨遭焚毁，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在此次兵灾中，被焚毁、劫掠的店铺达200余家，波及范围之广，几乎遍及整个繁华城区。兹据相关资料将有名号者列表2如下。
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焚毁及抢劫的有钱庄、洋货、珠宝银器、食杂店铺、公司机构和公馆民宅等。被烧毁店铺从九江西门口到西河街，直至招商局门口为止，从西门外正街，直至张官巷为止，共计70余家。200余家商铺被抢劫，被抢各户遍及城内正街，均处于九江繁荣的商业地带，大量的商铺被焚劫，贸易和民生受到极大的破坏。
兵灾过后，“繁盛之区，悉成焦土，死亡载道，惨不忍言”，①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纷纷提出了各自主张和应对之策。（一）民间团体的诉求
民间团体主要包括九江总商会、教育会、劝学所、九江旅沪旅京同乡会以及南昌总商会等社团。他们要求惩凶赔偿、撤退驻军、市民自治，更有甚者提出将九江全部划为租界，交由外人治理。
其一，惩凶赔偿。兵变爆发的第二天，九江商会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兵灾善后办事处”，要求政府赔偿损失，严惩官吏，否则绝不开市。九江各社团代表全体灾民致电北京：“伏愿中央急筹赈抚，暂济灾民，毖后惩前，再图补救。”②九江旅沪同乡会致电九江各公团：“请政府将纵兵殃民军事当局，依法惩治，人民所受损失，悉数赔偿。”③南昌总商会也为之响应：“九江此次兵变……即以被害之惨状，论设法抚恤，亦不可少，至于追缉变兵，倘不从速，必致远扬，骚扰无穷，一面须请当道查明变兵原籍姓名，分咨缉办。”④
其二，市民自治。《申报》1922年8月12日以《九江代表赴省请愿纪详》为题，详细记录了九江各公团前往省城请愿时提出的“赔偿损失，遣散驻军惩办军官，市民自治”三项要求。“三项之中，市民自治，尤须请准提前办理，俾人心早定”。九江代表态度坚定，表示不达此目的，决不开市。江西旅京同乡会派代表前往国务院请愿，提出五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祸首，三永撤驻军，四市民自治，五抚恤难民。”市民自治的要求，表达了各界对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
其三，划外分治。兵变第二天，九江各公团领袖就向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提出了“划为租界”的主张：“如镇守使无切当维持办法，则绅商为安全计，惟有请外人划为租界，俾免再罹浩劫。”①同时九江旅沪同乡会分别致电北京、南昌、九江，向各界提出：“以九江为特别市场，配置警察，永远不驻军队，作为缓冲地点。”②九江各界力求将九江划为租界，不仅仅是因为事发当时英国租界的应对有方，更是对当局的不满和失望。如《申报》1922年8月10日之《浔同乡之兵变善后（杂评）》所言：“此种可悲可耻之事，宁忍一见再见乎，国人虽愚，孰不知国家之体面，今竟置体面于不顾者，因无法以自卫也。”（二）官方机构的态度
官方机构主要包括江西省议会、省督军府以及九江地方官府等。由于这些机构的处境不同，表态也各不相同。
江西省议会为民请命，电请中央政府惩办九江军警长官，抚恤灾民：“窃国家养兵以保民，今乃肆行焚抢，而地方军警长官，事前既无防范，临行又不维持，尸位溺职，百口何辞，浔埠系通商口岸，洋华杂居，演此惨剧，腾笑外人，本会为民请命，电恳严令查明，先将该管军警长官，依法惩办，并责令追缉变兵，就地正法，一面抚恤难民，赔偿损失，以肃军纪而平民愤，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③
赣省督军府则旨在息事宁人。督军蔡成勋派赣东镇守使萧安国至九江“慰劳”，对商会宣称“兵变之事，亦属寻常”，湖北遭遇四次兵变，保定也有三次，“九江此次兵变，焚劫虽惨……遭一次焚劫，尚算是幸福”。④督军府如此“安慰”，将自身置之度外，毫无责任感可言。
九江地方官吏则尽其所能推脱责任。兵变当晚，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浔阳道尹傅春官，九江警察厅长韩振山“闻变之顷，均乘汽车往莲花洞躲避”，第二天回到九江后胁迫某报馆“不得登载兵变字样，只可云土匪滋事”⑤引起众怒，绅商各界人士将该报馆捣毁，而官方张贴出来的布告则是“溃兵土匪，勾胁兵变”等字样，是谓“军政当局，犹复托词少数兵士，被匪勾胁，妄称平定，自欺欺人，恬不知耻”。⑥（三）政府的应对措施
政府迫于压力，为了安抚民心，稳定大局，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具体如下：
其一，抚恤赔偿。赣北镇守使吴金彪向赣督军蔡成勋提出加捐米税：“查九江为出口米谷会萃之区，拟请就地每石加捐二角，并请财于前陈督军军事费用每石加捐一元内，拨归九江三角，合之此次另加二角，每石计可得洋五角，每年出口以一百万石计，则年即可了此赔偿。”⑦此举遭到了九江商民的强烈抵制：“官厅尚主张发行彩票，与加出口米捐，以为赔偿，是反加重江西人负担，痛上加痛，我九江人誓不承认。”⑧督军蔡成勋、省长何护等人表示：“赔偿无成例……省库又属空虚，此层颇感困难。”⑨最终迫于形势，仅以筹集的一万五千元来救济灾民，以便劝导商民尽快开市。
其二，官吏惩处。对官吏的处置上，仅将原陆军第一团之团、营长撤职处理;警察厅长韩振山坐视不救，且有警察伙劫情事，予以撤任，听候查办;镇守使吴金彪，事前失察，事后又不能制止，呈请中央，予以相当处分;九江县知事张宣中，同负有维持地方责任，乃竟不能事前查觉，报告长官，亦予以相应处分，又驻浔警备队长，亦有处分。⑩
其三，变兵处置。至于变兵，官方采取“怀柔”手段，予以遣散：“兹于八日下午六时，将十、十二两连兵士一律遣散，监视出境，已雇定康济轮船，装运赴汉，转车回籍，所有前次布告第一团担任之治安区域，自今日起，改由绥远陆军第一团第三营完全担负。”？輥？輯？訛这也是北洋政府对变兵处理的常态，如1922年7月对直隶保定变兵的处置：“师长王承斌再三抚慰，责以大义，恩威并用，归于平静。”？輥？輰？訛1922年7月常德盛的豫军在江西丰城、崇仁等地的哗变也是采取“怀柔”手段：“丰城、崇仁两次兵变，肇事官兵未闻惩办一人，以致明目张胆，到處骚扰。”①
北洋军阀时期，国内兵变频发，据统计，从1919—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兵变就有206次。②兵变原因各有不同，然1922年九江兵变的原因与当时江西时局密切相关。（一）政府财政枯竭，拖欠兵饷
北洋军阀时期，军队数量不断扩充，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据统计每年军费开支持续在一亿五千多万元，约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3以上。为了筹措军费，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1921年至1922年，外国借款减少， 军队欠饷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地兵变更加频繁而猛烈。”③
江西的军费开支也颇为巨大，1917年陈光远督赣后，从1918—1920年，军费开支约占全省各年实际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导致江西财政十分窘迫，入不敷出，如表3。
到1920年，全省歷年亏欠累计达1300万元。有论者指出：“江西财政增之者一，耗之者十，取之者尽锱铢，用之者如泥沙。竭闾阎汗血之姿，以供军政不时之需，杼轴虽空，诛求不已。”④陈光远督赣后开始连续借债：“其中如中行币制借款、长期借款、台湾银行借款为数约四百万元，又十年公债六百余万元，均系陈督任内之事。”⑤财政困难，军费则经常拖欠。九江兵变因欠饷而起并不是个例，而是兵变爆发的普遍原因。1922年江西多地频发兵变：吉安兵变，岳兆麟部欠饷3个月;丰城兵变，豫军欠饷11个月;南昌兵变，绥远军因索饷而起;南城兵变，常师积欠军饷10个月。地方财政窘危，入不敷出，军费浩繁，对于本省军费支出尚且无力承担，还要供给援赣军队，实在是难以为继。（二）军阀拥兵自重，相互倾轧
军阀拥兵自重，相互倾轧是北洋时期的常态。陈光远为直隶人，乃冯国璋的嫡系，1917年担任江西督军，与苏鄂两省的督军李纯、王占元合称“长江三督”，是直系军阀在长江的重要势力。陈光远担任江西督军五年，排斥异己，扶植亲信。“驻浔军队原为省防团陆军第一团，该团本归镇署节制，因镇守使为吴金彪在浔最久，资格最老，手段亦颇不坏，陈光远初颇患之，恐其取彼而代也。迨陈至京未返南昌，而吴金彪调升赣督之说大盛，陈返任益觉不安，未几而电京撤销吴之军务帮办，并将该团收归自己节制，派陈有龄接任团长。”⑥在与吴金彪的斗争中，陈光远将该团收入名下，使得吴金彪的赣北镇守使空有其名。恰逢1922年孙中山北伐（即第二次护法战争）取道江西，一度占领赣州、吉安等地，后因陈炯明叛变，以撤军回援宣告结束。陈光远在赣南战事中失利，请求北京支援，直系首领曹锟罢免陈光远，命蔡成勋率部前来江西助战。⑦大量外来军队相继进入江西，不仅军队各部之间的矛盾无法避免，外来军队与江西地方的冲突亦时常发生。驻九江第一团原为陈光远之余部，蔡司令到赣后，将该团归吴镇使节制。⑧军队相互倾轧，当发生变乱时，自然无法掌控局面。（三）地方官吏腐败，督察失职
早在九江兵变之前，江西因欠饷而发生了吉安、丰城等地的兵变多起。九江驻军欠饷已久，早就有“不稳消息”传来，新任团长伍金榜“即以军士发动相恫吓，迫限三日内代筹军费七千元，并当众宣言，有款则负责，否则不负责”胁迫九江商会为其筹款，①商会迫于形势紧急筹集军费七千元，而伍金榜在发饷的过程中，“除扣伙食外，每兵获饷一元，各军官薪俸，共分去四千元”。②与其说是欠饷扣饷导致兵变的爆发，不如说军阀的腐败不堪才是兵变的根源。兵变之时，官吏不去想办法控制局面，阻止事态扩大，反而率先逃跑，只求自保。当晚政府无人坐镇指挥，维护治安的警察全不在岗。赣北镇守使吴金彪身居帮办，事前失察，疏于防范;事出时官员集体出逃，坐视不救;伍金榜身为团长，不能服众，更不用说在兵变发生时能及时制止。
综上所述，九江兵变虽然只是短时段的小事件，但是它却引起中外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兵变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着多方位的折射，从中也可以管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大格局。
当我们把事件置于当时全国范围内考察时发现，九江兵变并非特例，也并非北洋军阀控制区域的特殊现象，它折射的是：武人治理下的地方政治，对军人哗变大多持怀柔手段，其直接结果就是将骄兵惰，颐指气使，成为祸害地方的根源，体现了军阀统治的封建性。
九江兵变也不完全是偶然事件，它是当时江西时局的必然反映。1922年，正值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战争”取道江西。南军北伐，与北军南驻，使江西成为各派系军队的云集之地。直系军阀陈光远督赣却拥兵自重，借战事加征、迫征债款，发国难之财，造成江西财政窘迫，无力养兵，以生兵变。其时一电报，“惟我赣民，苦陈久矣，彼陈氏犬马我士庶，囊括我脂膏，借国军之积威，行盗贼所未忍，贪黩残逞，罄竹难书……就公理以谈事实，陈光远罪贯恶盈，当无久存之理”，③充分体现了军阀统治的黑暗性。
九江忝居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店铺林立，物流畅旺，商业繁荣。驻屯官兵为一己之私，无视军纪法制，抢掠财货，焚烧店铺，严重损害商埠形象，体现了军阀统治的残忍性和落后性。其巨大的破坏性不仅表现在社会物质财富的流失，而且造成了广大商民的心理创伤;更严重的是扰乱了社会秩序，使地方民众对北洋政府统治产生了信任危机，动摇了北洋军阀统治的基础。
【作者简介】陈晓鸣，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钟凌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
【责任编辑：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