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升平之盛世，契亿兆之欢心
李小霞
关键词 宋代，赐酺，宋真宗，东封西祀，宴饮
中图分类号 K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8-0055-07
宋朝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是官方宴饮制度日臻完备的阶段，宴饮内容层出不穷且各有规制，如春秋、圣节等大宴，又有闻喜、赏花等曲宴。在或是君臣共举、或是赐官独宴的诸项活动中，赐酺显得尤为突出，不仅规模恢宏、人员众多，庶民代表更是列席其间。目前学界对于宋代赐酺的既有讨论，或以文学领域探讨大酺词赋之义，①或着眼于赐酺举罢之因，②或在讨论古代赐酺的发展流变中加以提及。③本文试图在对赐酺内容与形制进行具体探讨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赐酺在宋代历史环境中所呈现的不同特点，并进一步揭示赐酺兴衰变化与北宋政治发展的内在联系，挂一漏万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雍熙元年（984年）十二月，宋太宗诏令东京赐酺三日，宋代赐酺由此开始。宋真宗时，因辽、夏战事相继平息，作为政治宴乐层面的赐酺契合了统治阶层意欲举国同欢、夸耀四海的政治诉求，故而繁盛一时，其内容与形制也于此时日臻完善。《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载：
凡赐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于乾元楼前筑土为露台，半门扉，上设教坊乐。又骈系方车四十乘，上起彩楼者二，分载钧容直、开封府乐。复为棚车二十四，每车联十二乘为之，皆驾以牛，被之锦绣，萦以彩，分载诸军、京畿伎乐，又于衢中编木为栏处之。徙坊市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牓为饰。上御乾元门，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其安否，赐以衣物茶帛。若五日，则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给谏。上举觞，教坊乐作，二大车自升平桥而北，又有旱船四挟之以进，棚车由东西街交骛，并往复日再焉。东距望春门，西连阊阖门，百戏竞作，歌吹腾沸。宗室诸亲、近列牧伯、洎旧臣家，官为设彩棚于左右廊庑。士庶观者，驾肩叠迹，车骑填溢，欢呼震动。第二日，宴宰相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亲王宫。第三日，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外苑。第五日，复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外苑。上多作诗，赐令属和，及别为劝酒诗。禁军将校，日会于殿前、马步军之廨。①
首先，赐酺时长。以上引东京五日赐酺为例，一般而言，酺宴少则一日，多则五日，雍熙元年宋朝的首次酺宴即为三日，由宋太宗裁定：“朕读书至睿宗已后，赐酺或连夜，至七日、九日，亦或弥月，无乃太甚乎？娱乐不可过度，三日为得宜矣。明皇令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率音乐集都下，亦劳扰之甚也。”②真宗朝逐步打破三日之限，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四日，“诏以天书降，赐东京大酺五日”，③進而形成“在京酺五日，西京、南京三日”，其他诸州少则一日、多则三日的酺宴规制。当然，也偶有打破常规之举，如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十日，诏以奉上圣号宝册礼毕，赐三京及诸道府、州、军、监酺五日”。④
其次，酺宴地点。雍熙元年十二月，宋太宗诏令东京赐酺三日，“二十一日，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饮”。⑤丹凤楼即乾元楼，“是北宋帝王重大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⑥京师赐酺一般在此门楼进行。首日后分赐宗室、百官独宴，或于都亭驿、锡庆院，皇家苑林如玉津园、宜春苑、琼林苑，⑦或是于宰相府邸举办，有时也会在亲王宫邸赐宴宗室，整体而论，酺宴地点并不固囿于一处：“初，有司定止赐百官都亭驿宴二日，帝特命分就私第、禁苑赐会。自是凡赐酺五日，皆用此例。”⑧京师之外酺宴地点亦各有规制，如西京赐酺一般于五凤楼举行，景德四年（1007年）二月十七日，宋真宗“御五凤楼观酺”，⑨其余地方赐酺，或于子城门楼，或于行宫殿宇，如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日，御兖州之子城门楼观酺……十五日，驻澶州，赐酺宴于行宫之南彩殿”。⑩无论是京师还是地方赐酺，皆选择重要的城门区域或是行宫殿宇等作为宴乐场所，以宴所之等级来凸显酺宴的政治规格，并作为与其他宫廷宴饮的显著区别。
第三， 列席人员。观酺群体囊括君臣、宗室以及“父老”各个阶层，其中宗室与“父老”的出席较为瞩目。继位疑云的笼罩使太宗对宗室采取打压防范政策，雍熙赐酺自是未将宗室列入其中。宋真宗即位后一改往昔态度，不仅首日“宗室诸亲、近列牧伯、洎旧臣家，官为设彩棚于左右廊庑”，其后诸日皆单独赐宴宗室，以此传达皇室内部的团结敦睦之态;对于“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其安否”之举，乃是前朝赐酺未有之象，既是宋廷践行“民本”理念以及“仁政”方略的有意表露，也是其竭力赢取民心、获取政治认同的权力应用。观酺人员之外，尚有不计其数的酺宴服务人员，由内诸司使负责统筹规划。
第四， 宴乐内容。宋代酺宴相对而言注重营造热闹繁华的娱乐氛围，以观赏乐舞表演、饮酒赋诗为主。酺宴首日，于乾元楼前露台上设教坊乐。又有彩绸装饰的车队分载钧容直、开封府乐，以及诸军、京畿伎乐，同时“徙坊市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牓为饰”。皇帝御楼观酺，以“举觞”为信号，“百戏竞作，歌吹腾沸”，一派繁华热闹之象。太宗时“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迁市肆百货于道之左右”。其后单独赐宴中，太宗朝“作诗以赐”、百官献“歌、诗、赋、颂”的模式为真宗所承袭，“上多作诗，赐令属和，及别为劝酒诗”。皆是一派君臣和乐、亲密无间的政治景象。
第五，酺宴赏赐。酺宴中的赏赐，一般是象征性的，对于“父老”而言，真宗朝在太宗“召畿甸耆老列坐楼下，赐之酒食”之外，另“传旨问其安否”，“赐以衣物茶帛”，以示恩遇;对于臣僚则往往以御制诗赋为赐，如大中祥符二年三月十七日，“帝作《大酺》五言诗，百官继和。又作《劝酒》二韵诗赐之”。此外，地方赐酺常有改赐城楼名称之例，如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十五日，“驻澶州，赐酺宴于行宫之南彩殿。是州以行宫迫隘，故当宫侧结彩为殿，赐名驻跸延禧之殿”。
宋代赐酺在承继唐时旧制的基础上，也顺应历史的变化而有所增改，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时代特征：
一是以士大夫官僚阶层为主要群体的酺宴构成。唐宋之际的政治构成发生重大转变，钱穆先生很早即指出：“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①从世族政治转向士大夫政治的主体变化，在赐酺中即有着突出表现：宋代无论京师赐酺或地方酺宴，官僚阶层始终是仅次于帝王的重要参与者，首日君臣民同列酺宴之外，其余诸日皆有群臣之宴，以五日赐酺为例：
第二日宴群臣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亲王宫。第三日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外苑。第五日复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外苑。②
较之唐代酺宴“百僚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③的人员构成，宋代酺宴显然更为重视与礼遇这些士大夫官僚阶层。而从贵戚世族到以科举出身的新型官僚阶层为酺宴主体的时代变化，正是唐宋时代政治构成及社会流动诸方面的历史变革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外在体现。
二是酺宴权责机制的建立。唐宋之际不仅有“变革”与“改易”，亦有“延续”与“借鉴”。从赐酺的前期筹办与实际执行中，即可窥见宋代在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对唐制的补益与完善。宋真宗朝赐酺有着相对健全的承办机制与资金支撑，“凡赐酺，皆遣官主之”，京师赐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④“官给其费”，⑤结束后对主事官员另行颁赏;地方赐酺同样由政府负责，如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大酺，“分遣中使六人，往河北、河东、陕西诸路，赐总管、钤辖等宴，一应官吏并预，而官给其费”。⑥在相关部门专职负责以及“官给其费”的双重保障下，确保了储备资源的合理调控与使用，也建立起了酺宴成功与否的问责机制，有效地保证了赐酺的顺利开展。宋代不曾发生如唐玄宗赐酺之际“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⑦“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⑧的秩序混乱现象，恰是在政治建设与制度执行方面对唐代旧典进行吸收借鉴、增补修缮的历史表现。
三是赐酺平和、舒缓的宴乐氛围，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宋代政治文化的内敛化发展倾向。以唐宋时期为比照，唐代大酺之际，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皆呈现出浓浓的竞技争胜色彩，如唐高宗大酺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帝令雍王贤为东朋，周王讳为西朋，务以角胜为乐”。⑨甚有相应的赏罚举措，如“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⑩至于地方酺宴，往往呈现好勇斗狠、豪赌竞胜之风。《太平广记》中载有开元年中州县大酺，“嘉兴县以百戏与监司竞胜精技”，其中嘉兴县监司语及：
倘若有诸司戏劣于县司，我辈必当厚责，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观者，即获财利。
甚有狂热之举，如《朝野佥载》曾载：
贞观中，恒州有彭闼、高瓒二人斗豪，时于大酺场上，两朋竞胜，闼活捉一豚，从头咬至项，放之地上仍走，瓒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闼于是乎帖然心伏。
宋代赐酺之际虽有歌舞杂戏、角抵蹴鞠等娱乐表演，然皆旨在“娱情而悦目”，“奏君臣相悦之乐，会比屋可封之民”， 凸显百姓和乐、万物繁茂的盛世情境，与唐时酺宴官方倡导的好胜乐竞之风迥然相异，反多了些欣欣向荣的平和、舒缓之意，恰也是“感召和气”这一政治理念在社会文化领域的直接表露和内敛型文化的外在体现。
四是酺宴娱乐内容的中原本位化色彩浓厚。这是宋代受国防形势所限，刻意凸显文化上国地位的外在表现。宋代酺宴在娱乐内容上，竭力呈现中原王朝传统宴乐内容，保留和延续了中原王朝传统戏乐形式——山车旱船、百戏伎乐等。这也是唐宋时期因外部政治环境和国力强弱的差异在礼乐文化上的反映。唐代社会对胡汉伎乐包容并蓄的政治态度，与其前期国力强势、夷狄臣服的疆域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宋代面临着与辽夏政权鼎足而立、疆域大不如汉唐的现实境况，华夷之辨再次兴盛，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因政治上的对立多持排斥与抵触心态，常以拔高汉族文化的优越感来凸显自我上国之尊。
以上诸项特点之外，宋代赐酺最为值得瞩目的是“庶民”阶层在国家政治领域的重要出场。酺宴之际，皆“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安否，赐以衣服、茶帛”，①庶民代表开始以群体姿态正式列席国家大宴，“与民同乐”宗旨首次在政治领域得以一定程度地践行，民眾再也不是繁华盛世的场外看客，而是切实参与其中的历史见证者。这是宋代赐酺较之历朝历代最为突出的地方。
赐酺在宋代的兴衰变化契合了北宋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一是宋太宗朝完成宋初“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赐酺得以登上北宋历史舞台;二是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后开启的南北和平局面，在宋真宗“天书封祀”的历史场景中频频出场;三是仁宗朝后北宋政治转向社会改革，由此引发党争不断，赐酺因失去内部安定、功业相辅的历史前提，以及统治阶层的政治诉求而日渐消亡。（一）宋初统一大业与赐酺之兴起
雍熙元年十二月，宋太宗首次下诏赐酺：
王者赐酺推恩，与众共乐，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亿兆之欢心。累朝以来，此事久费，盖逢多故，莫举旧章。今四海混同，万民康泰，严禋始毕，庆泽均行。宜令士庶之情，共庆休明之运。可赐酺三日。②
“累朝以来，此事久费”的赐酺之举为宋初统治者启用，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帝王夙愿皆有着密切联系。
在“斧声烛影”中继位的宋太宗，面对“远近腾口，咸以为非”③的舆论，力图以功业之盛来掩盖继位之疑云，故而热衷于建功立业，“先后胁迫泉漳陈洪进、吴越钱俶纳土归降，又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亲自督军平定北汉，既而又企图收复燕云，以建超过周世宗和乃兄太祖的盖世功业”。④虽然高粱河一战宋军惨败而归，但平定南方诸国、攻灭北汉政权的功业已足以震服内外、夸示四海。加之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夏州李继捧来朝，“继捧之先，累四世未尝入觐”，此次“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遂献其所管四州八县”。⑤李继捧的朝觐对于急欲提升自身威望的宋太宗而言意义重大，显然也已把“李继捧献地与陈洪进的纳土归降等同起来，甚至把李继捧与北汉降主刘继元等人并列”。⑥至此，除入辽已近半个世纪的燕云十六州外，宋太宗实现了中原内部一统，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战火不熄的分裂局面，完成了乃兄赵匡胤的未竟之业，这样的“大功业”对深受即位风波困扰的宋太宗而言，无疑值得大肆彰显一番。雍熙元年四月，太宗本已下诏“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⑦拟定以“封禅”盛举作为彰显功业的外在形式，然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灾。是日既夕，阴云四合，风雷暴作，夜漏初上，大雨震电，火发自月华门，抱关者不之觉，延烧渐北，翌日辰巳间乃止”，⑧只能以“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而“诏停封禅”，⑨遂改以南郊大礼的形式略作弥补，十一月，“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改元”。①十二月，又“召京城耆耋百岁以上者凡百许人至长春殿”，亲加抚慰，然耆老们盛赞“自五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也”②的政治认同与盛世颂扬并不能满足太宗夸示四海的政治诉求，于是承载着彰显帝王功业、获取政治认同这一强烈目的的赐酺，得以作为太宗朝封禅未行的另一弥补措施，登上北宋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