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读后

    袁知兰

    [摘 要]

    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這门学科自1980年开始传入中国，在将近30年的发展当中，实地考察作为其与其他人文学科区别的一个标志性学科方法，目前得到了越来越多其他学科学者的青睐与借鉴。实地考察作为民族音乐学的一门基础性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可以追溯至先秦的“采风”，到目前的“田野作业”等，这门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称谓的改变，其理论与实践较之以前也更为系统，并有所升华。在未读萧梅《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这本著作之前，笔者作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一名学生，只知道如何进行实地考察工作，但是对于实地考察本身系统的发展脉络却知之甚少，那么中国大陆的民族音乐实地考察从萌芽阶段的政府自上而下的“文本式”采集民间音乐，到现在实地考察作为一门民族音乐学的独立学科理论，中国大陆的民族音乐学及实地考察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多声复义的散点积累到学术特点与倾向的逐渐形成，经历了音乐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不论是理论的深度，还是实践的技术，实地考察较之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1900年至1966年期间，前辈学者在中国大陆上为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考察做了多少工作没有成一个系统的梳理，但是在读完萧梅的这本著作后都能找到答案。

    [关键词] 萧梅;民族音乐学;1900-1966;实地考察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9）12-0118-02

    《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这本著作是萧梅的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通过答辩，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全书包括“绪论”“不结语”共七章。第一章主要是对实地考察的前身，即古代“采风”的历史回顾;第二章主要是对1918年—1944年间，一些非音乐人士对于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的初步介入进行梳理，例如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歌谣运动、凌纯声等学者对少数民族的考察等;第三章是对外国探险者、传教士、文化学者对于中国大陆的几次考察的梳理;第四章是对1916—1949年间音乐界人士对于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做出初步努力的系统梳理，例如北大的音乐研究会所创办的音乐杂志，以及两个代表性的个体杨荫浏与刘天华对于中国民间音乐所做的实地考察工作，还有抗战时期延安时期的音乐家们收集民歌为创作服务等;第五章主要介绍了1950年后，建设新中国这个大的宏观背景下，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密切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从而成立访问团对各个地区进行资料的收集与学习，而音乐的实地考察也有了新的环境;第六章主要是对音乐研究所对于音乐的实地考察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梳理;第七章主要是对在中国学者所进行的民族音乐实地考察越来乐成熟后，开始了有了对于资源的整合与学术研究的第一个硕果，即《中国民歌集成》《民族音乐概论》这些著作等。从以上的标题来看，每个标题都是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一个独立的个案，这种构思不仅让读者快速了解中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的一个发展脉络，也为读者提供了选择的空间。

    从整体来看，本书的章节的安排主要有两条主线：一、非音乐人士实地考察当中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采集工作;二、音乐界人士以及后来的音乐研究所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所做的努力。作者的构思不仅可以让读者快速看出一些非音乐人士的先辈们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实地考察做了哪些尝试与工作，同时也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到音乐人士以自己专业的素养在不同的时期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所做的努力。

    在简单梳理这本书的一个整体的构架和内容后，作为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库的著作之一，笔者认为这本书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视角的独特与资料的翔实

    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考察，其理论与方法一直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发展，实地考察一直作为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的一门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未见将实地考察本身作为独立的学术问题来研究者，但是萧的这本著作不仅将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考察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并且是以编年的方式将中国大陆的1900—1966年这66年间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进行系统性的整理与分析，虽然萧自己说这66年是在研究中的实践所“虚构”的历史景象，但是也正是有了萧将中国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问题来研究，我们才能够系统地看到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考察正是在先辈们的努力下，民间音乐这些宝贵的资料才聚沙成塔，让音乐学这门学科才有了建构的基础。当然这一独特的视角也正是建立在作者这数十年的亲身的实地考察以及大量阅读文献资料的积累中所获得，文中大量宝贵的一些未刊的资料以及采访录让我们这些读者亲切地感受到不同时期，一些先辈们在进行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时，他们的所思所想。也正是这些丰富资料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一部生动、鲜活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例如作者在第五章时列出田联韬1950年搜集少数民族音乐资料的笔记本扉页上题写的心声：这个本子，我要用来做搜集各种音乐材料的记录，半年后把这些材料带回团里，充实了团，也充实了自己。[1]那么从这短短的几行文字当中，我们了解到这次的实地考察是与当时建设新中国的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并且是延续了延安时期的学风传统。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从古代统治者自上而下的“采风”，到非音乐人士，例如北大的歌谣运动、凌纯生以及其他学者的田野考察，这时期的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主要是以调查和收集民歌为主，以及一些外国探险者、学者对于中国大陆实地考察中涉及到音乐方面的调查，最后到音乐人士以及音乐研究所对于民族音乐所做工作的一些总结，作者在探讨民族音乐实地考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学术背景下呈现出的考察者的观念、方法及其考察成果，通过年代的发展脉络带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了解并且感知民族音乐实地考察的历史并且对于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建设意义和对学科发展的深远影响。

    而在这本20多万字的著作当中，作者收集的资料也是相当翔实，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在1900—1966年这66年的发展，中国很多学者对于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做过很多的工作，由于没有成系统地整理，那么就意味着这些年的资料是散乱的，但是在本书当中，作者整理了不同时期的期刊、著述，以及相关事件的未刊文件，包括一些手稿，还有作者自己的采访资料，例如在每一章节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资料，那么这些资料不仅充实了每一章的内容，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生动形象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的图景。

    第二，与史料的“对话”

    在读萧梅的著作当中，从她的著作《田野萍踪》到《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以及这本著作等，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作者不论对于史料还是对于田野对象以及自身在田野身份的定位都在反思与思考，正如作者所讲，如果只是按照编年的顺序去罗列或叙述史料，未必就是历史真实的反映。而如何通过史料去发现问题，去认识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实地考察的实践。而笔者认为作者的这种喜欢与各个人物的“对话”不仅让我们理解到作者深厚的学术修养，同时也是让我们在作者与史料与各个人物的对话当中去反思。例如，作者在第六章中讲到重点考察尝试——河曲之行时，采访队在对河曲的民歌进行搜集和整理后，采访队员就对河曲民歌改编，而改编后的民歌又“回”到了河曲那个地方，很受欢迎。而作者针对这种现象也有了自己的对话，这种改编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为了单纯创作以增加民族风格的曲目还是其他？[2]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作者讲到在杨荫浏访问苏联，向苏联同行介绍中国对民间遗产保护所做努力时，也正是“回复”了作者的疑问，杨荫浏讲到，它们工作的特点是把下乡、体验生活、采访民歌进行科学研究，精选出优秀的民间音乐加以改编、演出，有机地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他们把感性认识（体验生活、采集民间音乐）提高到理性认识（进行科学研究），然后再精选出优良的民歌或乐曲加以改编，再交还给群众（演出）。通过这些工作，不仅培养了民间音乐的研究专家，同时也培养了善于改编民歌的作曲家。[3]

    而作者的对话，这种实地考察后学者对于资料并非整理后的回赠而是一种改编，作者想的是它是否企图在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产物中寻找某种可能性呢？由感性的认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这是那个年代为我们所熟悉的认识论。只是这种上升的过程，要经历多少复杂的回合呢？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否预设了某种立场呢？而这个对话还没有结束，那么在这种对话当中，作为读者的我们既能很清晰地了解那段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同时也看到作者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史实并非只是罗列，而是尝试自己去与“史料”对话，并且试图去寻找答案，而在答案之后又开始有新一轮的“对话”。而这些对话的前提是作者自身有着厚实的理论学术修养，不然这种“对话”也只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问题。

    在看完整本书后，在章节布局上，笔者也有些不满足之感，例如第五章當中在讲到建设新中国与新实地考察环境时，只有短短的5页，但是在第四章讲到音乐界认识的初步努力时，整章的布局是34页，第六章的更多，而第五章的内容作为一个小个案来讲时，内容上较之前后两章有些匮乏。尽管如此，本书仍然是民族音乐学科理论建设当中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作者不仅为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丰富案例，也对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