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公共管理探究

    赵浩华 倪丽娟

    摘要：协同治理是一种由政府部门主导，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团体等多种要素协同参与社会事务的公共管理模式。协同治理所具有的多元、合作、协调、共享等特点，已经成为西方学界和政府部门颇为重视的公共管理模式。本文以协同治理为视角，分析我国档案公共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档案管理的经验与启示，提出进一步改进我国档案公共管理的对策，以期对我国档案服务优化和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协同治理档案公共管理模式

    Abstract：Synergy governance is a public man？ agement mode in social affairs that is led by govern？ ment departments， and participated by social organi？ zations， market players， civic groups and other ele？ ments. Synergy governance has many characteris？ tics such as diversity，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and sharing. It has become a public management mode which has be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by west？ ern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y gover？ nance，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public manage？ ment of archive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public manage？ ment of archives in our country by combining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archives management. It is expected to benefit the optimiza？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ervices in China.

    Key words：synergy governance；archives；public management model

    一、引言

    协同治理是一种由政府部门主导，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团体等多种要素协同参与社会事务的公共管理模式。关于协同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门新兴交叉理论，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协同论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治理理论。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临界点不断缩减，公共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呈现复杂化和碎片化趋势，传统公共管理模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和民众需求。协同治理所具有的多元、合作、协调、共享等特点，已成为西方学界和公共管理部门颇为重视的公共管理模式。

    随着社会发展，公共部门、社会组织以及普通民众对档案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档案管理在我国仍处于政府部门主导的传统管理模式。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对传统档案公共管理的弊端进行反思，其中不乏对于西方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分析与借鉴。由于社会环境和体制的差异，我国档案学界在研究过程中较少关注西方公共管理的热点——协同治理。为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协同治理为视角，分析我国档案公共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档案管理的经验与启示，提出进一步改进我国档案公共管理的对策，以期对我国档案服务优化和发展有所裨益。

    二、协同治理视角下档案公共管理模式的优势

    在协同治理背景下，西方国家形成了较为成熟、高效的档案公共管理模式，较好满足了社会对于档案的多样化需求，有效推动了档案事业的持续发展。

    （一）多元主体的协同优势

    传统档案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社会主导的单一化的管理模式都具有较大局限性，西方国家尝试通过协同治理来推動档案工作发展，坚持政府间接管理、社会组织发挥中介和补充职能、合理引导民众需求的方式来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譬如，英国档案管理长期以来坚持多元协同参与，包括国家档案馆（政府部门）、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非政府性公共机构）、大学、教会、企业及私人档案馆（社会组织）等多类档案主体，通过多方合作不仅实现了对各类档案资源的共享，还较好地满足了不同主体对档案的多样化需求。[1]再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在2017年研发“铭记一战”（Remembering WWI）移动应用程序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吸引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一战档案资源的收集，包括吸纳软件开发人员、社交媒体交互设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参考采纳历史教师、数字人文爱好者、博物馆专家的档案需求等，进一步提高了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程度。[2]可见，西方国家通过引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档案公共管理过程，适度缩小了政府档案管理、控制职能，提高了社会组织及民众的档案参与度。

    （二）资源共享的合作优势

    档案管理目标在于实现档案工作社会化，西方国家通过协同治理来增强政府档案部门、社会档案管理组织、私人档案馆以及普通民众间的互动，档案管理主体共享资源、相互配合，使档案信息的质量大幅提升，档案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档案“保存备查”的状态，提升了档案及档案管理工作的活力。譬如，加拿大建立国家档案馆与学校、科研机构、教会档案馆的联合管理机制，通过政府档案机构、半政府档案机构、非政府档案机构间的多元互动、有效协调，逐年加大对官方和非官方档案资料的收集保管力度，档案资料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大满足了档案用户的查阅需要。[3]丹麦国家档案馆通过外包形式，不断提升档案收集与管理专业化水平，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档案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服务，给档案用户带来较舒适、便利的感官体验。[4]

    （三）分工合作的专业优势

    协同的根本要义在于分工与合作，西方国家十分重视为公众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突出表现在档案公共管理系统内部和档案公共服务的供给层面。譬如，英国通过加强档案专业分工，有效打破了不同部门间的界限，作为政府部门的国家档案馆主要为国家和地区发展、政府建设提供服务，档案公共管理多具有综合性和指导性，不具有小众化特征；非政府组织的档案馆一般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主要为资金供给方提供专门性的档案管理服务。这两种档案管理部门在业务上有所互补，在档案提供方面协同发展，提升了普通民众和社会团体的档案利用效率，实现了跨部门的网络化协同与无缝链接，推动档案公共服务协同化发展。[5]再如，瑞典档案管理部门高度重视档案工作的专业宣传，通过形式多样的专业活动吸引民众参与档案工作，以档案共享日、历史纪念仪式、珍贵馆藏开放日等形式，引导社会民众广泛参与档案服务和管理，起到“活”化档案、提高档案馆知名度、增强社会档案意识的作用，成为连接档案公共管理部门与社会大众的桥梁纽带。[6]

    三、我国传统档案公共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传统档案管理模式已很难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值得业界关注与反思。

    （一）档案管理主体的单一化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民众对档案的需求日益多元化，由政府、社会组织、民众“协同”完成档案公共管理已成为必然趋势。然而，我国传统档案管理工作仍具有较强的垄断性，档案部门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档案工作，由于管理主体的单一化，我国档案资源处于相对垄断的公共管理体制之下，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档案工作受到“官本位”和“神秘主义”观念的影响，自我封闭成为常态，档案工作重心在于资源收集与保管，对外利用也仅限于体制内部，这使得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团体等各类社会资源无法在档案管理过程中发挥自身知识和技能优势，档案公共管理部门出现职能集中、机构膨胀、人浮于事的现象，档案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二）档案管理模式的碎片化

    受传统管理体制影响，我国传统档案管理模式存在碎片化问题，不能满足政府以及社会民众的需求。一方面，我国档案管理的职责分界呈现碎片化状态，这与我国传统的条块式档案管理体制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承担档案管理的公共部门包括各级综合性档案馆、各部门业务档案馆、党史部门、地方史志部门、各类博物馆等，虽然各类档案部门均是政府管理机构，但相互间关系较松散和独立，各类档案管理部门职责既有重叠又有空缺，档案管理存在条块分割不清的功能性问题，这导致各类档案管理部门在档案服务上存在制约与冲突，部门主义、各自为政现象经常性出现，严重阻碍了档案公共管理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档案资源存在碎片化问题。我国档案资源分散于各类档案管理部门之中，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不连贯性，基于档案资源共享的协同机制体制以及利用平台尚未建立，档案资源协同利用效率较低，间接阻碍了档案资源的共享交流，不能真正地发挥档案资源的作用和价值。

    （三）档案公共服务的片面化

    当前，社会各方面日益增长的档案文化需求和相对落后的档案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我国档案工作的主要矛盾之一。一方面，档案公共服务理念相对滞后。长期以来，传统档案管理模式秉持“政府本位”的思维观念，“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思想尚无法贯穿档案服务始终，档案部门更关注于“收集与保管”，而非“开发与利用”，尤其在数字化信息时代，传统档案的被动服务理念更难以为继，这使得档案公共管理相对封闭与保守，严重制约了档案信息资源效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档案公共服务效果不佳。传统档案管理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受自身职能垄断性的影响，档案服务出现排他性特征，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公民团体等社会资源很难参与档案公共管理全过程，这使得档案服务的平等性、透明性、责任性以及有效性都难以保证，档案的资政效能难以发挥，档案的利民成果亦难以分享。

    三、协同治理视角下完善我国档案公共管理的对策

    档案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在于将“死档案”变成“活资料”，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符合当前我国档案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

    （一）拓展多元主体，增强档案协同能力

    “善治”既是协同治理的价值追求，亦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想目标。在协同治理背景下，档案公共管理需要引入更多的治理主体，通过多元协作来推动档案管理系统趋于有序化，逐渐改变过去政府的单一治理模式，将社会民众、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引進来，作为治理主体协同参与档案公共管理。一方面，基于民众档案需求，深化档案公共管理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档案机构间的协调合作。档案公共管理部门要以民众现实需求为指引，不断丰富我国档案馆馆藏结构，变单一档案公共管理主体为多元档案管理主体，多渠道收集档案资料，不断优化我国档案馆馆藏结构，使国家档案馆、学校、科研机构、企业、私人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在协调合作中优势互补，全方位提升我国档案的储备能力。另一方面，基于档案业务流程，深化政府内部各部门间的协调合作。进一步明确政府内部各部门在档案管理工作上的职责，突出国家级档案馆的综合性和指导性，建立沟通联系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过去档案管理上的各自为政，不断实现档案规模化管理。

    （二）积极回应诉求，提升档案服务能力

    档案不仅是历史信息载体，更是进行各类问题比较分析的依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下，我国档案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回应经济建设、民生建设、文化繁荣等多方面诉求，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服务。首先，档案公共管理要回应经济发展的诉求，要收集好、保存好、管理好各类经济建设档案资料，主动跟进、服务各类经济项目建设，譬如在国家“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深入挖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档案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建设紧密融合。其次，档案公共管理要回应民生建设诉求，提高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使档案成为群众了解国家政策、各级党委政府决策的重要纽带，不断加强与群众相关的婚姻、招工、征地、拆迁等档案的管理和开放，方便群众查档，使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再次，档案公共管理要回应文化繁荣诉求，充分发挥档案的文化底蕴，突出档案文化休闲功能，利用老唱片、老电影构筑内容丰富的文化空间，使档案馆成为重要的文化休闲场所。

    （三）推进技术革新，加强档案共享能力

    协同治理的本质在于通过协调合作，消除隔阂和冲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档案公共管理要不断推进技术革新，利用先进的技术优化服务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用户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一是推动档案数字化，建设数字档案馆，在对现有档案全面整合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信息档案数字化，利用现代化的扫描成像、信息录入等技术，对纸质、胶片、录音、录像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不断丰富电子档案的馆藏，方便使用者查阅。二是加强档案工作网络化。档案工作网络化有助于提升档案业务指导的社会化程度，提高非公组织与公众个人档案业务能力、丰富社会档案资源体系和社会档案利用能力，为档案实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7]三是提升档案政务协同化。推动档案业务流程横向化整合，通过现代技术，对不同领域、内容的档案数据库进行整合，方便档案的查阅；推动档案业务流程纵向化整合，借助互联网，实现国家、省、市等公共档案馆的联合，为公众提供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档案服务。

    *本文为黑龙江省艺术规划课题青年项目“黑龙江特色区域文化产业与地方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8C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5]李财富.西方发达国家档案服务的实践及启示[J].档案学通讯.2016（2）：61-64.

    [2]Remembering WWI Ipad and Android app[EB/ OL].2017-10-18.https：//www.archives.gov/topics/ wwi-app.

    [3]马学强、王伟.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社会文化功能分析[J].中国档案.2006（6）：58-60.

    [4][6]王原.档案信息化建设规划标准宜先行——北欧档案工作考察启示[J].浙江档案.2011（2）：58-60.

    [7]倪丽娟.基于档案价值认知转换的档案工作发展对策探究[J].档案学研究.2016（4）：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