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出版业的三大问题

    仝冠军

    20世纪50年代，国有出版业由于短时间内仓促布点，并要夺取出版产业的主导权，因此大力扩张规模，导致在不少方面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首先是图书的质量问题。1950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图书评论》发表《谈当前的出版工作》一文指出：“书籍的校对工作，除了商务、中华、开明等少数书店比较认真，一般都太粗疏，误植的字和标点符号上的错误很多没校正。”1951年8月28日，胡乔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做了《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专门谈到公营出版物的质量问题：“质量不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责无旁贷、不能推诿的。至少83%的书出得好不好，就是在座各位负责出版工作同志的责任……有大量的出版物粗制滥造，是不能容忍的，需要勇敢地把我们自己的出版物做一番检查。不然，被批评的私营出版社便会责备我们，说我们在消灭私营出版业，说我们‘大公无私。私营出版物很容易批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不会有多大困难。主要的问题是在我们自己。”当时的人民出版社也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有许多丛书，实际上是没有经过编辑的，只是随便地把文章收集起来，就往印刷厂送。这样的出版物仍在用最神圣的名义——人民出版社出版”。范长江在向胡乔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提及，人民出版社从1951年8月27日到9月21日，对该社出版物进行了认真检查，发现了大量错误；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筹备委员会在《关于在新闻出版印刷工会中展开消灭错误运动的指示》中举例说：“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时事丛刊》《抗美援朝宣传丛刊》中的许多书是草率编成的，经他们自己检查，几乎每一本都有错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级中学本国地理课本》，经他们自己检查，错误不下50处。”甚至连《毛泽东选集》这样的读物也存在不少问题。田家英曾对文化部出版局局长王益说：“现在该社连家中有几本样本都不知道。五卷的排样，他们起先说还存18本，我向书记处汇报后，确定了分发名单，又说只有15本了，搞得很被动。三卷以后，出版的质量降低了，我还买过有白页的书。”从当时的材料看，出版社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编校制度，甚至许多出版社连编辑部都还没有设立，而公营出版社人才匮乏，对“旧出版业”从业人员的吸收也远远不够。

    其次是图书的价格问题。总体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公营出版物的价格都要高于私营出版物，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成本控制和发行的不到位。1950年6月7日，出版总署在一份材料中说：“书价之贵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许多学校学生买不起教科书，北京有些学校三四个学生合用一本书。当然，纸贵是书贵的主要原因，但发行工作做得不好，也是一个原因。教科书在大部分地方，不能及时供应。”

    最后是人才的缺乏。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的成立大会上，胡愈之说：“总处没有人，向各地新华书店要；各地新华书店没有人，向我们来要，这样要来要去，实在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办法之一，我想，可以多吸收私营出版业的从业人员来加以改造，使他们参加我们的队伍，为人民服务。对长期做出版工作的人员，有计划地给予学习的机会，从政治上来改造他们，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私营的出版业起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在收缩，有些仅能维持，大批人员将要闲起来。组织这些人力，让他们有参加工作的机会，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一次讲话中也说，“‘干部荒在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普遍存在，‘数量既少，力量又弱”。1952年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干部普遍缺少，不但是我们出版工作部门的情形，也是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情形。我们的领导同志还不习惯在工作中耐心培养干部，教育干部，提拔干部，而只是盼望从上级调干部来。”1957年的一份材料中指出：全国101家出版社，根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从业人员9690人，其中编辑干部3730人。平均每一家出版社有96人，其中编辑人员36人。应当说我们的编辑队伍还是薄弱的，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一般来说，我们出版社编辑干部的理论水平、文化水平、业务水平都不够高，他们差不多都担负着力所不能胜任的工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在一些大学开设了培训班和相关专业，以图尽快充实出版队伍。如中国人民大学就设立了新闻系出版专业、北京大学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黄洛峰还负责筹建了文化学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