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日报》政治宣传话语分析

    摘 要 1947年，中国迎来了近代史上颇具意义的“转折年代”，而《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当局的官方报纸，自然会体现出这个重要的时间点上所独有的信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的官方媒体，在报道两党冲突的问题时，与其他同时期的媒体如《大公报》《益世报》相比，叙述方式显著不同，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央日报》中所隐含的细节可以展现国民党当局在面對时局问题的态度，以及叙述话语中隐含的立场。通过对《中央日报》中涉及双方冲突的报道进行分析，特别是战事报道的分析，不难察觉国民党坚持内战的真实目的。

    关键词 《中央日报》，两党冲突，媒体，立场表达

    中图分类号 K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6-0055-05

    作为国民党的官方媒体，①《中央日报》是向国统区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和与中共进行舆论战的重要阵地。②在国共内战处于胶着状态的1947年，其在宣传领域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那么，《中央日报》是如何报道双方冲突的，又是如何利用特殊话语以使报道有利于己方的，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仅对此问题做初步地梳理和分析。

    《中央日报》关于两党冲突相关的报道，主要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军事层面的报道，如《巨野聊城两地相继陷于共军手，津浦北段复遭破坏》，③强调战事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和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而另一种则是通过对一些事件的记录，希望间接引发民众对中共的反感，如《黄河堵口复堤，一年来受阻挠详情，水利委员会昨发表》④这篇报道。而这两类报道往往出现在同一个版面，前后照应，以达到其所需要的宣传效果。事实上，这样的版面，《中央日报》几乎期期都有。高频度高强度的宣传，体现了《中央日报》宣传第一，事实让步的特点。

    而在报道题目的选词择句上，谈及双方时所使用的不同表达模式也是这一特点的典型表现。通过对1947年《中央日报》关于双方冲突报道的标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民党称自己的军队为“国军”，⑤将夺取的中共势力领土称为“收复”，⑥战事一旦出现胶着甚至不利的情况，则用“苦战”“战事激烈”和“战事猛烈”来形容。⑦战事报道之外，辅以社论、评论文章乃至负面消息强化对中共不利的种种论调。如《中共自绝于世人》，《郝鹏举反正，率部五万，还军于国》，等等。⑧战时双方互有胜负，然而《中央日报》上却难觅国民党方面战败的消息，通常情况下，报道多以情况“转好”带过。在战争伤亡人数的问题上，只见对国民党的有利消息，如“扫荡共军廿万”①“共军伤亡两万”②等，却不见其自己失利伤亡的报道。所谓“收复”的消息，往往只知其“收”，却难寻其“失”。“失守”二字，在《中央日报》的战事报道中罕见，以给读者以“国军”一路胜利的印象。在战事报道谈及中共方面的时候，这种特征便进一步突显出来。《中央日报》在报道中共动向的时候，往往用“进迫”“窜扰”“图犯”“陷”“蠢动”“威胁”“猛烈进犯”等词汇形容，以期营造出一种中共“穷兵黩武”的假象。③

    《中央日报》在涉及双方的报道中用不同的话语体系进行叙述，在和谈问题中也有所体现。1947年1月中下旬，《中央日报》连续发出多篇报道，跟踪记录国民政府改组并与中共进行和谈接洽的相关问题。1月17日，《中央日报》刊登了政府改组的文章，其中提到“司徒已将意见转达中共”，④以表和谈之姿态。19日的版面上，《中央日报》则以《中共拒绝和谈，司使昨谒主席转陈，改组政府不受影响》⑤为题，称中共拒绝和谈。但实际上该文章的标题有意误导读者，文章的细节中部分引述了中共方面的声明，仔细阅读可以发现并非是中共拒绝和谈，而是双方就一些问题没有达成共识，无法达成和谈的必要条件。20日刊登文章《沪各团体紧急通电，抗议中共拒绝和谈》《最近中共举动，平增各方恶感》，21日则以《政府发表和谈经过，揭櫫和平方案》为题发表文章，强调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和平方案”。⑥这些连续报道，标题醒目，字体硕大，将和谈未能达成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共方面，营造出一种和谈失利责在中共，其行为并引发多方不满的虚假氛围。标题在新闻报道中起着吸引受众注意，简述报道内容的重要作用，对报道标题进行适当地“操作”，不仅能提升关注度，还能起到丑化中共作用，《中央日报》显然深谙此道。

    除了之前提到的和谈问题，《中央日报》在花园口问题上也是大做文章。⑦1月6日，《中央日报》开始刊登黄河堵口复堤的相关报道。在报道之初便定下基调，称“中共表示放水先付钱”，⑧毁损中共的舆论形象，为随后进一步的新闻评论埋下伏笔。同日的社论，称“派出的地方测量队，行经济阳，全体员工及所有器材物品，遭了共军的洗劫”，⑨企图用个别事件以偏概全，破坏中共在国统区民众中的形象。7日，《中央日报》连续刊登多篇报道，进一步抹黑中共。几篇文章围绕着“花园口堵复工程遭中共阻挠”这一主题展开，文章称“中共要求停堵”，“派员进行勘测，中共不准入境”，“中共枪毙修堤民夫，复堤工作停顿”等。⑩这种密集的负面报道，占据当天该版的重要位置。

    随后在17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以《救六百万灾民，堵口不容延缓》为题的文章，大力渲染黄河未能堵口所带来的灾民问题。？輥？輯？訛25日，《中央日报》又刊登了以《中共坚拒黄河堵口，桃汛期间情势堪虞》为题的文章，大肆指责中共“蓄意破坏”黄河堵口复堤，意图引发民怨。？輥？輰？訛但该篇报道出现了文不对题的情况，题目称“中共坚拒黄河堵口”，然而实际内容是双方谈判进展缓慢，条件无法达成一致，“董认为双方意见相距甚远，须待请示决定”。坚持拒绝堵口和谈判没有进展，两种说法有着明显的区别且前后矛盾，这种低级错误，显然是《中央日报》刻意抹黑对手所造成。

    然而，关于花园口复堤相关问题的报道并未就此结束。2月11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以《黄河复堤堵口工程，四方面获圆满协议》为题的报道。其中特别提及了“协助共方进行复堤工作”，①这就与此前的相关新闻形成了对比。此前的报道一味将问题指向中共，大肆塑造中共不关心民生的虚假形象。然而在一个月之后，“圆满协议”的形容恰恰说明了此前的问题并非中共一方的问题，而是双方甚至是多方的问题。“蓄意破坏”和“不能达成共识”的内涵并不相同，但是1月与花园口相关的报道，却一直将二者有意无意混为一谈，意图达到政治宣传的效果。

    实际上，花园口问题只是其中一例，类似的情况在《中央日报》上并不鲜见。1947年5—6月，国统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学潮。与花园口堵口问题上的报道类似，《中央日报》针对学潮问题的报道，态度也明显变化，前后矛盾。如在学潮初期，即5月初称学潮“有背景”，指责学潮受到中共的鼓动，学生受到利用。与此相应，国民党当局发布言辞激烈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②用刑法条文和“勿受利用断送前途”③等话语来威胁和恐吓提出诉求的国统区学生。

    然而在当局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之后，事态并未明显平息，甚至管制措施本身成为了学潮的新导火索，平息学潮成为当务之急。虽然国民党当局一再强调学潮背后是中共的鼓动，但是这显然缺乏足够证据，仅是语焉不详的指责。即便从《中央日报》的角度来分析，学生的口号和诉求也仅主要围绕着三个主题，即“反对内战”，“反对征兵征粮”，“抗议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④征兵征粮，对学生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临时办法”又将学生指责为不法分子。学生的不满，大多是国民党的政策失当导致的，这就是学潮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在平息学潮，以抚代镇的呼声日渐高涨时，《中央日报》则一改之前对学生的指责，认为学潮的原因是“由于青年对现实焦虑苦闷与愤恨的情绪，得不到正当的发泄”，并且也认为当局不该推卸责任，而是“自觉自省，从根本上去消灭这个屋子之可燃性与爆炸性”。⑤这也就表明，国民党当局对学潮的认识不足，应对失当，为了尽早平息学潮事态，预设立场，一味將问题推给中共，企图转移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

    花园口问题、学潮问题、和谈问题中所呈现出的预设立场的情况，是《中央日报》关于双方冲突相关报道的重要特点。虽然在短时间内，《中央日报》时事报道的倾向是固定的，但是如果将观察《中央日报》时事相关报道的范围扩大到一个月以上就会发现，《中央日报》在报道相关问题时的态度是会发生变化的，甚至前后矛盾。这种变化并非根据事态的发展，而是依据当时的政治宣传需要，把舆论控制需求作为考虑的重点。《中央日报》关于花园口堵口复堤问题的相关报道，充分说明了其作为国民党的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共相关的新闻时，丑化对方优先，真实性其次的特点。

    前文提到，《中央日报》在报道两党间摩擦和战事的时候，运用两种话语体系，丑化中共优先，事实报道其次。如果将观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就会发现《中央日报》相关报道的措辞，情绪渲染力度是随着现实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国民党当局在战事问题上的判断，并预示短时间内当局的决策方向。1947年《中央日报》有关双方冲突的报道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7年初到3月20日延安被国民党攻陷的报道为止。第二阶段从3月20日到7月5日，以蒋介石的所谓“戡乱总动员”为重点的集中报道。7月5日到年底则为第三阶段。

    1947年年初，《中央日报》在报道国共双方冲突时，与其后相比言辞较为平缓。虽与其他同期的报刊相比，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仍称共方军队为“共军”，整体叙述口径和其他报刊区别较小。随着战局的变化，《中央日报》的国共双方相关的报道，开始出现变化。

    1947年3月20日，《中央日报》用整版的篇幅报道“国军收复延安”。其中，文章标题大都对中共方面进行了负面勾画，如“生俘共军一万余人，残共狼狈窜向清涧”，“粉碎共党黩武迷梦”。①在对今后战争局势的判断和决策上，《中央日报》刊登了《今后军事局面演变，将视中共是否叛乱到底》一文，②同版面也刊社论，题为《国军解放延安》，③将“解放”一词收为己用。相比之下，其他报刊同日虽也刊登了同样的新闻，但是在立场，话语和措辞上，与《中央日报》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足以显示出《中央日报》的政治宣传属性。以天津《益世报》为例，当天头版刊登了以《国军收复延安》为题的文章，虽然题目与《中央日报》相同，然而细节却大相径庭。副标题为“共方伤亡逾万投诚两千，三千眷属渡河逃亡晋北”，④并未出现诋毁中共，情绪化政治化的词句，报道的相关统计数据也更为可信。且与《中央日报》的整版报道相比，《益世报》对该事件的报道也只是头版上的一小块区域，并未占据其他新闻报道的版面。

    以此为界，《中央日报》在战事报道中政治色彩进一步加重，开始频繁使用“扫荡”“克复”等词，⑤渲染中共军事上的失利，用“溃退”“肃清”“残共”“崩溃”“绝迹”等词为当局造势，⑥利用一些报道抹黑中共，如利用黄泛区民众的悲惨遭遇做文章，称“救济品被共军劫空”，⑦性质愈发恶劣。但此时，《中央日报》仍在报道中称解放军为“共军”。这一阶段，《中央日报》的战事报道所呈现的双话语体系共存的情况相比此前更加明显，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话语进一步增多，如将报道的标题定为《泰安国军猛烈出击》，⑧强调军事上的胜利。与此同时，版面上出现了许多警告国统区民众“勿为利用”的报道。⑨随后，在7月5日，《中央日报》刊登了题为《全国总动员！戡平匪乱拯救人民》的报道，发布了所谓“国民政府训令”，其中称“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⑩以此为界，之后《中央日报》所刊登的战事报道和与中共相关的报道中，皆称其为“匪”。然而，同一天不同媒体的相关报道，却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央日报》并不相同。也是在同日的《益世报》，当天头版刊发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中，副标题为“国务会昨决议戡平共乱，主席亲临说明提案内容”。？輥？輯？訛《益世报》作为具有宗教背景的公共性报纸，如此择词，更加突显了《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官方媒体，其丑化中共优先，事实报道其次的特点。

    7月5日之后，《中央日报》所刊登的与两党冲突相关的报道，愈发向政治宣传的方向转变。除称其为“匪”以外，还用大量的夸张报道来影响读者对事实的判断，通过社论、照片等多种方式强化这种作用。

    如在黄河复堤的问题上再做文章，还称受到“阻挠破坏”，？輥？輰？訛在话语中强调“扫除民主宪政障碍，达成和平建国目的”，？輥？輱？訛暗指对方破坏和平，以转移民众视线。军事上的内容虽然减少，却一再通过各种方式强调战局已定，胜负已无悬念。如“国军肃清鲁南指日可待”“鲁西共匪肃清”“空军击沉大批匪船”等。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报纸版面上几乎没有国民党军队失利的消息，偶有失利，也是通过反向叙述的方式来报道，令人难以察觉。如“榆林已解围”这篇报道，前后均不见“被围”之报道，若不“被围”，何谈“解围”？②这种只报胜利，不报失利的做法，也是《中央日报》有关双方冲突报道的重要特点之一。

    1947年短短一年之内，《中央日报》中关于两党的相关报道，特别是战事报道的话语，经历了两次变化。报道中的话语选择和题目的措辞，政治倾向愈发明显，比如后期将中共定位为“匪”以彰显国民党方面进攻的正当性。同其他同期报刊杂志相比，不唯有失客观公正，通过观察期话语的选择，我们还可以看出国民党方面对于战事的盲目乐观，或自欺欺人的乐观，希望给公众以国民党即将全面胜利的印象。

    《中央日报》的史料价值历来为人所诟病，即在国民党当局的把持下，《中央日报》报道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即使是已被证伪的史料，在特定范围内也有着其可以利用的价值，《中央日报》也不例外。其作为国民党官方媒体，虽然无法摆脱政治优先，报道事实其次的缺点，但针对一些特定事件，却表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撕裂”，即在政治宣传和对时事政策的反思这二者中不断徘徊。在1947年5—6月，关于大规模学潮及当局《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相关报道中对此就有所体现。这种报纸上所表现出来的“撕裂”，恰恰体现了当局在处理学潮过程中其内部产生了分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日报》对于研究国民党当局的政策变动具有一定的价值。

    此外，《中央日报》还隐瞒社会的真实状况。在把《中央日报》和其他同期报刊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更多细节，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如国统区的一些抗议活动，《中央日报》上鲜有提及。在天津《益世报》上刊登的“饿工”事件，③物价问题，④粮食问题，⑤在《中央日报》上则很难看到。这些特点还有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总而言之，《中央日报》在国共内战期间的特点大体有三点，第一，预设立场。国民党当局在话语层面上以“正统”自居，将中共置于非“正统”的位置上，在报道有关双方冲突问题，如双方战事、和谈事宜、涉及非国统区的问题时，话语立场区别明显。第二，宣传优先，新闻的真实性、逻辑性其次，隐瞒事实，报喜不报忧。以1947年年初国共双方“花园口”堵口事件和年中学潮的相关报道为例，《中央日报》在国共双方冲突的相关报道中，有明显歪曲事实的倾向，在相关事件并未尘埃落定时贸然定性，将问题的症结一味推给中共，污蔑中共。报道的宣传需要的优先级明显高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在战事报道上，只见胜利，不见失利。第三，内容选择，刻意择词。在双方的政治摩擦和战事的相关的报道中，话语立场呈现出一种政治宣传优先的趋势，并随着战局发展愈发明显，报道中对中共的丑化及負面相关的消息愈发增多。显然，作为国民党当局重要宣传阵地的《中央日报》，其报道特点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相互对应，并成为了“总体战”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刘斯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