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教材出版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矛盾融合研究

    

    【摘要】教育国际化向上支撑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向下提出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诉求,引出了跨文化教材出版的重要命题。文章通过分析我国跨文化教材出版的现状,指出四类跨文化教材出版中面临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矛盾,从模仿式改编、创新性改编和全新本土化创作三个层面提出了解决矛盾的策略。

    【关键词】跨文化教材;出版;国际化;本土化;融合

    【作者单位】唐君,吉林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吉林省2015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普通工科院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和研究”(课题编号:2015wy14)。

    国际化的经济发展需要国际化人才的支撑和推动,这使教育国际化近年来逐渐成为各国培养高质量顶尖人才的必然趋势。教育国际化的实施需要一系列的措施加以配合,其中跨文化教材的研发和出版成为其中重要内容。然而,跨文化教材具有国际化和本土化双重目标和矛盾,使得如何破解这些矛盾成为当前跨文化教材出版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跨文化教材出版的现状

    1.国际本土化教材的出版数量比重较大

    梳理我国学者对教材的分类,大致有海外教材和本土化教材两大类。这种以地域分类的标准割裂了两类教材之间的联系,二者相互转化的可能性较小。通过对我国近5年高校跨文化教材出版类型的统计,我们发现,国际化教材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本土国际化教材,即以本土出版的教材为主,培养本土学生和外国学生国际化视野的国际化教材;二是国际本土化教材,即以海外出版的教材为主,引进国内以培养本土学生国际化视野的国际化教材。从表1可见,我国跨文化教材出版更多地倾向于国际本土化教材,其数量占比为69%。

    2.外文原版教材的引进和出版占据主导地位

    外文原版教材的国内影印版和国内翻译版实际上是同一本外文教材的两种出版形式,由于国内没有及时对个别影印版教材进行翻译,使翻译版教材数量略低于影印版教材。表1显示,外文原版教材的国内影印出版数量为21本,外文原版教材的国内翻译版教材出版数量次之,为17本。二者合计占比为61%,占据我国跨文化教材的主导地位。

    3.本土国际化教材的出版空间逐渐扩大

    表1显示,只有8本是为境外学生编写的中文教材,这主要是因为高校教材征订资料一般面向国内高校发行导致数据缺失。据悉,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正计划向全球推广更多的汉语教材,这意味着伴随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拓展,由我国出版发行的该类教材数量会有很大提升空间。

    从目前来看,我国出版的跨文化教材仍然以引进国际本土化教材为主,本文主要对国外原版教材的引进和出版进行分析。

    二、跨文化教材出版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矛盾

    1.跨文化教材隐含的思想意识与引进国不符

    各国引进的跨文化教材一般来说都隶属于国际知名出版集团,比如各国引进的经济学系列经典教材几乎都是出自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该类公司在出版跨文化教材时,尽管已经重点选用那些符合国际惯例、容易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教材,但是这些教材仍然隐含着一定的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可能与引进国的思想体系不一致[1]。这种不一致可能导致使用者理论错位和认知混乱。

    2.跨文化教材的视角不能贴近引进国的思维和习惯

    跨文化教材的引进必定会引入国际视角,从国际主流观点对某一事件进行解读,与引进国实际的本土思维可能不符。国际视角和本土思维在时间、空间、主体上都有差异:时间上,国际视角以跨文化教材默认的时间维度展开,本土思维以引进国的时间窗口推进;空间上,国际视角通过跨文化教材编者的所在国文化展开讨论,本土思维更多强调引进国文化的底蕴和内涵;主体上,国际视角常常以主导者自居,而本土思维倾向于以引进国的国际地位和身份作為切入点。

    3.跨文化教材的案例选择没有针对引进国进行处理

    引进跨文化教材时的一个假设前提是,相关专业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是能够在各国适用的。事实上,基于人类社会共同认知而形成的基本理论确实反映了社会的一般规律,具有超越国界的性质。比如,当我们进行国际交往时,尊重是必不可少的;当遇到贫困问题时,各国政府进行转移性支出是共同的措施。然而,在组织对共同理论的案例支撑时,跨文化教材所给出的案例都是立足于自身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对引进国的学习者来说,他们会产生看懂了理论却看不懂案例的尴尬。

    4.跨文化教材的语境和引进国的表达方式不适应

    国际通用的跨文化教材几乎都是以美国和欧洲使用的语言为主,英语作为流通最广的语种,在语法和语境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要求和规律[2],如被动句和长句式经常在教材中出现。对引进国来说,教材中的复杂英语句式使得本土语言转换上产生问题甚至造成歧义。

    三、跨文化教材出版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矛盾解决策略

    如前所述,本文所提的跨文化教材重点是指国际本土化教材,因而跨文化教材出版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矛盾解决策略主要就是国际教材本土化的出版策略。其实,国际教材实现本土化后,上文提到的各种矛盾会自然消失。按照对引进教材的认知及创新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跨文化教材本土化出版的过程做如下规划:以模仿式改编为主的初级本土化出版阶段——以创新性改编为主的中级本土化出版阶段——以全新本土化理论创新为主的高级本土化出版阶段。

    1.对跨文化教材进行模仿式改编出版

    (1)在跨文化教材出版中加入本土化导读模块。在引进跨文化教材后,我国出版商为了使跨文化教材更加符合本土教育要求和教学习惯,曾尝试通过跨文化教材配套教辅的本土化方式来提高教材体系的本土化程度,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改变跨文化教材本身的本土化问题。经过反思,出版商在引进的跨文化教材中加入了导读模块,试图通过导读模块赋予跨文化教材本土化色彩。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其出版的萨莫瓦著的《跨文化交际》教材中加入了中国学者陈治安的导读模块,并且在每部分内容前附有中文章节概括,提供本土化的重点介绍。

    (2)在跨文化教材基础上进行模仿式改编出版。为了出版更加符合我国教学特点的教材,国内出版商与编者合作,对引进的跨文化教材进行模仿式改编,这种改编相当于以跨文化教材体系为基础进行中国版本的套改。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经典教材已经出版了19版,我国出版商纷纷借鉴该书的思想和精华,出版了许多本类似的经济学教材,这些教材被称为“萨缪尔森范式教材”,模仿痕迹较重。

    (3)联合原作者对教材进行国别版改编后出版。随着我国引进跨文化教材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外出版商已经认识到我国教材市场的巨大,他们会主动协助我国编者和跨文化教材原著编者共同改编适合我国的跨文化教材,并寻求国内出版商共同出版发行。如美国菲利普·科特勒为了贴近亚洲市场的实际状况,专门联合本土作者编写出版了《市场营销管理》的亚洲版本,增加新的来自中国的营销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同Thomson Learning等海外出版公司加强合作和沟通,在国内出版了经管类专业的系列英文原版改编教材,改编后的教材更加符合国人的逻辑思维,内容更加规范。

    2.对跨文化教材进行创新性本土化改编出版

    (1)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创新性本土化改编出版。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针对一些专业程度较高的学科和专业,国家制订了严格的等级标准和质量要求,学生必须在这个框架内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引进的跨文化教材虽然大多拥有高深的内容、完备的体系和先进的学习理念,但是如果与我国国家标准不符合,就不能帮助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这类跨文化教材必须按照我国标准进行本土化创新。以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博采英语》为例,该教材的适用对象主要是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英语学习者,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该套教材与我国专业英语四级和八级的考试需求不符。因此,清华大学出版社主动收集使用意见,提出改版方案,确认出版版权,组建中方编者团队,参照我国专业英语四级、八级的形式和要求完成对该教材的创新性改编。本土化后的教材销售量比原版翻了一番,证明改编非常成功[3]。

    (2)按照教学需求进行创新性本土化改编出版。绝大多数引进的跨文化教材都不是按照我国的教学需求进行设计出版的,其没有考虑到我国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要求,因此要结合我国教学的实际需求对跨文化教材进行本土化改编。以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视线意大利语——初级》为例,该套教材引进后出版社并没有简单地提供中文翻译,没有全盘接受式地进行本土化,而是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包括图书定位不够准确、学生和教师用书知识安排不够合理、四册图书定价过高、目录位置不当等。经过出版社积极组织改编,全套教材章节得以重新设计和安排,最终创新性地被改编为两册图书。该教材本土化出版后深受师生欢迎,当年就再次印刷[4]。

    3.超越跨文化教材的全新本土化教材出版

    (1)以学科内容为方向的全新本土化教材出版。引进原版跨文化教材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国外领先的学科体系和内容,随着引进教材的推广和改编,这一目标正在慢慢实现。我国应该在已有的跨文化教材基础之上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学科理论,以此为依托编写全新教材体系,实现高级本土化的愿望。高级本土化需要长久的积累,需要我国各方面实践的支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出版商应该可以酝酿出完全本土化、超越原版跨文化教材的新型理论体系和教材。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干学平和黄春兴提出了新型的经济学原理体系,他们的著作《经济学原理:牵成繁荣与追求进步》得到了麦克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的认可并出版,该公司正是前文中提到的致力于向全球推广原版跨文化教材的出版集团。

    (2)以教学改革思想为方向的全新本土化教材出版。引进原版跨文化教材的另一个目的是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思想和方法,翻转课堂、慕课、微课等新型教学改革手段不断引入我国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教育工作者在结合和吸收国外教学改革理论的基础上正进行基于我国国情的教学改革理论的创新和实践,我国教学改革的全新本土化正在全面开展。如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提出的基于我国教学实际的对分课堂已经在全国推广,随之而来的为适应对分课堂的各学科教材编撰也正在酝酿。各出版商应积极规划和组织,推动基于全新本土化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的出版发行。

    跨文化教材的出版具有国际化和本土化矛盾,这会影响教材的使用效果。通过基于原教材体系的模仿式改编和突破原教材体系的创新性改编,跨文化教材在我国的适用性得到提升。不过,具有全新本土化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教材才是我国出版商应该高度关注的目标,这种吸收了原版教材先进思想,基于我国国情编写的全新教材是原版跨文化教材本土化的高级阶段,其也必将是国际教材本土化的终点和本土教材国际化的新起点。

    [1] 马静. 对外汉语教材出版的文化差异冲突与融通策略[J]. 出版广角,2016(04).

    [2] 赵君,葛树慧. 大学英语教材数字化出版建设思路[J]. 出版广角,2016(14).

    [3] 蔡心奕. 原版引进教材的本土化实践——以《博采英语》(第二版)的出版为例[J]. 出版参考,2015(11).

    [4] 余心乐. 引进版教材的本土化改造[J]. 中國出版,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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