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下的锐实力观察
郭艺博
【摘 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长足进步以来，中国威胁论就成为国际舆论热议的话题之一，从威胁论到责任论以及如今甚嚣尘上的锐实力，中国威胁论的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异。中国威胁论的产生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变迁原理，本文将通过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和发展，并且对新近兴起的锐实力进行评述。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大国崛起；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7-0064-02
一、从中国威胁论到锐实力的演变
“中国威胁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国际社会愈加深切的关注。中国威胁论这一论调多为西方大国制造，一众小国随声附和，形成了疑惧中国发展壮大的舆论氛围，给中国对外开放造成不小的障碍。虽然中国威胁论自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但是疑惧情绪的产生可以追溯至冷战之初，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担心中国的革命模式向周边输出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破坏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均衡，中美在朝鲜发生冲突后，西方国家大肆宣扬中国的红色政权对邻国的威胁。冷战结束后，中国实行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凭借劳动力的生产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欧美国家产生一定的冲击，以经济威胁为主，意识形态为辅的中国威胁论产生，美日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增加了它的侵略性，中国作为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最主要势力。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很快从危机中脱困，并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相比之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英法美等发达国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没能完全得救，如今正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内出现质疑和抵制贸易开放的逆全球化主张。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不仅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在新一轮技术革新中抢占先机，人工智能产业和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欧美国家抵制全球化的原因在于，欧美国家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国外，使得国内的就业机会减少，加上经济危机带来的市场疲软，西方国家的人民生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压力。这种社会压力表现在政治上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领导人获得选民的支持登上政治宝座。公开宣示美国优先，蔑视传统开放自由经贸体系和跨国合作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上台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显示出了西方的相对衰落以及主流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被逐渐抛弃。在西方显露颓势，中国稳步崛起的情形下，西方大国失去自身权势忧虑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就借着“锐实力”这个符号显露了出来。
二、锐实力——改头换面的中国威胁论
锐实力的说法最早出现于2017年11月美国《外交》杂志刊载的文章中。随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表名为《锐实力：日益增长的维权影响力》的报告，将“锐权力”的概念完整提出，并把矛头指向中国。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所说的“锐实力”的基本主旨是：中国运用各种手段，诸如人为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实现影响渗透当地民意的目的。既不像“硬权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也不是“软权力”那样的魅力攻势，因而称之为锐权力。不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加入炒作行列。《经济学人》强调中国的“锐权力”好比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念的利刃，中国试图对其他国家的政界、媒体和学术界进行渗透和分化，而在全球开展的政府资助的文化项目——孔子学院，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中国政府正面回应了关于锐实力的讨论，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指出，中国贡献的不是什么“锐实力”，而是“新选择、智实力和正能量”，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世界上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各国完全可以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張，体现了对于“人类在21世纪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中国智慧，我们给国际社会贡献的是正能量。
关于锐实力的评价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表示，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锐实力”与以前所有“经济威胁论”不同，“锐实力”担心的是中国思想观念对世界的影响。思想的影响力不取决于推广力度，而取决于思想带来多大程度的成功，尤其是国内建设的成功。如果一国获得了成功，而且他国觉得可以借鉴，就自动会产生吸引力。软实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不取决于他国承认与否。
三、观念的博弈所蕴含的制度变迁原理
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都有潜藏的内在规律在发生着作用，通过对近期发酵的“锐实力”事件的分析和各方观点的展示，可以梳理出“锐实力”讨论的本质问题：观念之间的竞争，以及制度道路选择的博弈。接下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变迁理论解读这类事件背后的发生机制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此次西方国家热炒的“锐实力”反映出了对中国的思想观念渗透的的警惕和担忧，这从侧面反映出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说，尤其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冲突理论强调权力在国际政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关系互动的内在动因是国际利益的冲突与权力的博弈，而将观念的作用边缘化。传统现实主义的缺陷在于不能解释观念在国际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国家在权力最大化的驱使下，冲突经常是以相互毁灭为目的，因而和平合作也不能维持。[1]（P.5）但是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证明，自二战结束以来，国家间的绝对战争已经不可能存在，原因在于技术的飞速进步将人类带进了核武器时代，征服的成本远远超过征服带来的收益，以及国际社会对和平与战争的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进入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的局面下并没有发生让世界陷入全面战争的重大冲突，美苏在两极格局下的权力争夺的形式，转化成为综合国力的较量，以及扶植代理人战争和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冷战的结果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重要因素在于西方的和平演变，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观念，对共产党专政的苏联体制进行改组，苏共失去了统治地位，加速了加盟共和国离心趋势，导致苏联解体。西方确实有理由警惕中国日益崛起导致的中国道路吸引力增长，中国的话语权增加，进而从西方手中赢得国际规则制定的权力。中国的观念有可能造成国际社会的权力变动，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提出了四种重启制度变迁的情况：一是出现了新的观念且这些新的观念是针对特定制度的反意识形态，并通过对现行制度安排的不满而加以推动，即使一种安排已经改善了福利，许诺更多福利的新观念仍然能够崛起并挑战已有制度。二是出现了可以改变现行制度并创立或加强新的制度安排的权力。三是制度体系内制度安排之间的不相容，因此制度变迁能以自我强化的方式扩展。最后是外部冲击。[2]（P. 67-72）
通过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承认者，积极融入其中并成功地发展了自身的实力，并逐渐崛起为影响国际政治的权力极。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主导世界经济的发达国家制定并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全球供应链的最低端，靠出口原料和低附加值产品获利，受到国际贸易市场规则的限制，并承担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风险，总体来说现有制度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增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解决自身和世界的发展难题，提出了更加有利于中小国家的制度安排，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并且具有一定的制度安排的能力。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虽然纵向比较上具有增进世界福利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提出了更能够推进世界福利的制度安排，在这之中更有可能对现有制度产生实质性冲击的无疑是综合国力较强的中国所提的方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削弱的西方国家的相对实力，西方国家在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和压力，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进行现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强化以应对外部冲击。因而，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崛起给现有制度安排带来的冲击。
四、结语
中国崛起是世界的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如今中国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角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系列制度安排，积极行动以证明自身对国际社会的贡献。面对中国威胁论，应认识到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除了通过舆论渠道正面回应质疑，更需要在国际社会中积极践行中国理念不断促进国际社会福利，是否能真正改善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福利是中国制度安排面临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1990.
[2]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任洁.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主导性国际舆论环 境——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J].中国矿 业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4]崔天凯.驻美大使崔天凯批驳“锐实力”言论：中国 贡献的是新选择、智实力和正能量[EB/OL].http：//
world.people.com.cn/n1/2018/0207/c1002-29809771.
html，2018-02-07.
[5]阎学通.要防止被美国退出国际领导地位的“黑洞” 吸入[EB/OL].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
2018-02/11628462.html，2018-02-28.
[责任编辑：马雅兰]
【摘 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长足进步以来，中国威胁论就成为国际舆论热议的话题之一，从威胁论到责任论以及如今甚嚣尘上的锐实力，中国威胁论的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异。中国威胁论的产生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变迁原理，本文将通过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和发展，并且对新近兴起的锐实力进行评述。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大国崛起；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7-0064-02
一、从中国威胁论到锐实力的演变
“中国威胁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国际社会愈加深切的关注。中国威胁论这一论调多为西方大国制造，一众小国随声附和，形成了疑惧中国发展壮大的舆论氛围，给中国对外开放造成不小的障碍。虽然中国威胁论自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但是疑惧情绪的产生可以追溯至冷战之初，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担心中国的革命模式向周边输出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破坏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均衡，中美在朝鲜发生冲突后，西方国家大肆宣扬中国的红色政权对邻国的威胁。冷战结束后，中国实行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凭借劳动力的生产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欧美国家产生一定的冲击，以经济威胁为主，意识形态为辅的中国威胁论产生，美日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增加了它的侵略性，中国作为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最主要势力。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很快从危机中脱困，并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相比之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英法美等发达国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没能完全得救，如今正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内出现质疑和抵制贸易开放的逆全球化主张。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不仅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在新一轮技术革新中抢占先机，人工智能产业和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欧美国家抵制全球化的原因在于，欧美国家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国外，使得国内的就业机会减少，加上经济危机带来的市场疲软，西方国家的人民生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压力。这种社会压力表现在政治上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领导人获得选民的支持登上政治宝座。公开宣示美国优先，蔑视传统开放自由经贸体系和跨国合作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上台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显示出了西方的相对衰落以及主流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被逐渐抛弃。在西方显露颓势，中国稳步崛起的情形下，西方大国失去自身权势忧虑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就借着“锐实力”这个符号显露了出来。
二、锐实力——改头换面的中国威胁论
锐实力的说法最早出现于2017年11月美国《外交》杂志刊载的文章中。随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表名为《锐实力：日益增长的维权影响力》的报告，将“锐权力”的概念完整提出，并把矛头指向中国。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所说的“锐实力”的基本主旨是：中国运用各种手段，诸如人为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实现影响渗透当地民意的目的。既不像“硬权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也不是“软权力”那样的魅力攻势，因而称之为锐权力。不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加入炒作行列。《经济学人》强调中国的“锐权力”好比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念的利刃，中国试图对其他国家的政界、媒体和学术界进行渗透和分化，而在全球开展的政府资助的文化项目——孔子学院，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中国政府正面回应了关于锐实力的讨论，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指出，中国贡献的不是什么“锐实力”，而是“新选择、智实力和正能量”，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世界上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各国完全可以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張，体现了对于“人类在21世纪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中国智慧，我们给国际社会贡献的是正能量。
关于锐实力的评价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表示，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锐实力”与以前所有“经济威胁论”不同，“锐实力”担心的是中国思想观念对世界的影响。思想的影响力不取决于推广力度，而取决于思想带来多大程度的成功，尤其是国内建设的成功。如果一国获得了成功，而且他国觉得可以借鉴，就自动会产生吸引力。软实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不取决于他国承认与否。
三、观念的博弈所蕴含的制度变迁原理
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都有潜藏的内在规律在发生着作用，通过对近期发酵的“锐实力”事件的分析和各方观点的展示，可以梳理出“锐实力”讨论的本质问题：观念之间的竞争，以及制度道路选择的博弈。接下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变迁理论解读这类事件背后的发生机制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此次西方国家热炒的“锐实力”反映出了对中国的思想观念渗透的的警惕和担忧，这从侧面反映出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说，尤其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冲突理论强调权力在国际政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关系互动的内在动因是国际利益的冲突与权力的博弈，而将观念的作用边缘化。传统现实主义的缺陷在于不能解释观念在国际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国家在权力最大化的驱使下，冲突经常是以相互毁灭为目的，因而和平合作也不能维持。[1]（P.5）但是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证明，自二战结束以来，国家间的绝对战争已经不可能存在，原因在于技术的飞速进步将人类带进了核武器时代，征服的成本远远超过征服带来的收益，以及国际社会对和平与战争的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进入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的局面下并没有发生让世界陷入全面战争的重大冲突，美苏在两极格局下的权力争夺的形式，转化成为综合国力的较量，以及扶植代理人战争和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冷战的结果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重要因素在于西方的和平演变，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观念，对共产党专政的苏联体制进行改组，苏共失去了统治地位，加速了加盟共和国离心趋势，导致苏联解体。西方确实有理由警惕中国日益崛起导致的中国道路吸引力增长，中国的话语权增加，进而从西方手中赢得国际规则制定的权力。中国的观念有可能造成国际社会的权力变动，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提出了四种重启制度变迁的情况：一是出现了新的观念且这些新的观念是针对特定制度的反意识形态，并通过对现行制度安排的不满而加以推动，即使一种安排已经改善了福利，许诺更多福利的新观念仍然能够崛起并挑战已有制度。二是出现了可以改变现行制度并创立或加强新的制度安排的权力。三是制度体系内制度安排之间的不相容，因此制度变迁能以自我强化的方式扩展。最后是外部冲击。[2]（P. 67-72）
通过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承认者，积极融入其中并成功地发展了自身的实力，并逐渐崛起为影响国际政治的权力极。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主导世界经济的发达国家制定并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全球供应链的最低端，靠出口原料和低附加值产品获利，受到国际贸易市场规则的限制，并承担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风险，总体来说现有制度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增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解决自身和世界的发展难题，提出了更加有利于中小国家的制度安排，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并且具有一定的制度安排的能力。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虽然纵向比较上具有增进世界福利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提出了更能够推进世界福利的制度安排，在这之中更有可能对现有制度产生实质性冲击的无疑是综合国力较强的中国所提的方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削弱的西方国家的相对实力，西方国家在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和压力，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进行现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强化以应对外部冲击。因而，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崛起给现有制度安排带来的冲击。
四、结语
中国崛起是世界的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如今中国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角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系列制度安排，积极行动以证明自身对国际社会的贡献。面对中国威胁论，应认识到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除了通过舆论渠道正面回应质疑，更需要在国际社会中积极践行中国理念不断促进国际社会福利，是否能真正改善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福利是中国制度安排面临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1990.
[2]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任洁.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主导性国际舆论环 境——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J].中国矿 业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4]崔天凯.驻美大使崔天凯批驳“锐实力”言论：中国 贡献的是新选择、智实力和正能量[EB/OL].http：//
world.people.com.cn/n1/2018/0207/c1002-29809771.
html，2018-02-07.
[5]阎学通.要防止被美国退出国际领导地位的“黑洞” 吸入[EB/OL].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
2018-02/11628462.html，2018-02-28.
[责任编辑：马雅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