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驶者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和应付方式特征分析
摘 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醉酒驾驶者的特点，并通过样本调查对400名醉酒驾驶者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和应付方式进行研究和分析，并进行了相应的讨论，然后分析了酒驾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通过分析可知，醉酒驾驶者的心理健康越差，应付方式就越消极，要采取积极的心理干预方式，方可提高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 醉酒驾驶者 心理健康 特征
基金项目：福建警察学院院级科研课题资助：课题编号：YJ1615，酒后驾驶人员现场处置情况及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赖志晖，福建警察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警务实战。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5.192
据了解，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发生率非常高。酒驾不仅成为车祸致死的主要诱因，还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问题。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各种酒驾问题层出不穷，交通事故数量与日俱增。由此可见，对酒驾者的心理健康进行分析，了解其应付方式的特点，才能减少酒驾行为的发生。
一、了解中国醉酒驾驶者特点的必要性
在中国的交通事故有关行为统计上，大约有14%的驾驶员在一个月之内有酒驾行为，男性数量远远高于女性。根据学历程度来看，文化程度较低的酒驾比例远远高于文化程度高人群。农村驾驶员酒驾的比例较高。根据调查显示的结果来看，许多交通事故与驾驶员的心理和应对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就开始对酒驾人群进行研究，旨在了解这些人群是否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精神问题。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本文旨在对醉酒驾驶者的心理特点和应付方式进行简单的研究和探讨，为减少酒驾行为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
二、醉酒驾驶者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和应付方式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在2016年5月-2017年9月期间因醉酒驾驶导致犯罪的醉酒驾驶者，根据时间跨度进行抽样调查，共计400名。对这些醉酒驾驶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酒精依赖程度、心理健康状况和应付方式。选择的研究工具是症状自评量表（SCL - 90）、应付方式量表和密西根酒精依赖量表（MAST）。
配合本研究的测试工具是电脑，采用智能测试的方式，保持时间和方法的统一。利用SPSS 17. 0对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建立数据库对数据进行对比和检验，力求结果更加精准，为研究提供必要数据依据。
（二）研究结果
1.症状自评量表醉酒驾驶者心理健康结果
根据症状自评量表的数据结果显示，大部分因子会比常规状态下要高，这就可以说明该表可以测定典型的醉酒驾驶者状态。以躯体化、人际关系、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这几种重要因子来看，与常规状态相比，这些醉酒驾驶者具备的因子都会显示出很高的数值，而这些因子恰好是诠释心理健康的主要元素。由此可见，醉酒驾驶者的心理健康无法与正常人群相比，而是呈现出比较差的状态。
在人际关系敏感方面，醉酒驾驶者的分数与正常人群相比，呈现出非常低的数值。这说明，醉酒驾驶者的人际关系敏感程度低于正常人群，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会相对不是很谨慎，虽然在人际关系上会呈现出自信、自在的特点，但是，醉酒驾驶者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如正常人。
2.症状自评量表醉酒驾驶者应付方式结果
在症状自评量表中，根据醉酒驾驶者的应付状况数据结果显示，从纵向来看，常见的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等消极因子与症状自评量中的总分、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和敌对等因子呈现出正比的变化。以消极因子中的自责因子为例，其与恐怖因子的关系就是正与正的正比关系。从横向来看，醉酒驾驶者的强迫症状与其应付方式也呈现出正与正的正比关系。通过纵向与横向的各因子对比情况来看，醉酒驾驶者的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前者弱则后者更弱的关系。合理的应付方式取决于是否健康的心理。
3.MAST醉酒驾驶者酒精依赖程度与应付方式结果
根据密西根酒精依赖量表数据结果显示，在抽样调查的400名酒驾人员中，酒驾者的阳性比例高达96%，这也可以说明酒驾者对酒精的依赖程度明显高出正常人。经过MAST评测的400名酒驾人员，对酒精程度依赖小的人员寥寥无几。
根据密西根酒精依赖量表的总分与积极应付因子的关系来看，这两者可谓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与消极应付则关系恰好相反。这说明，酒驾者的应付方式如果不够积极，就说明消极的应付方式占据主导地位，这样就会在MAST显示出比较高的分数。
4.MAST低酒精依赖组应付方式各因子有效性与高酒精依赖组比较
根据抽样调查的酒驾者MAST总分和应付方式的关系分析，就可以将醉酒者分为高酒精依赖组和低酒精依赖组。这两个小组的主要衡量标准就是总平均分的一个标准差，如果分值高于该标准差，就是高酒精依赖组；反之，就是低酒精依赖组。
在比较这两组酒驾人员时，会选择常见的因子作为衡量指标。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酒驾者的心理健康与应付方式，加之本部分的MAST显示的结果是不同酒驾人群所构成的小组的应付方式差异，因此，在MAST中的因子会选择求助因子与幻想因子，这二者均可以显示出两组成员的应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求助因子方面，高酒精依赖组的分数大于低酒精依赖组，这就说明高酒精依赖组成员更善于求助，应对突发状况和困难环境也会更加顺利，而低酒精依赖组则明显不善于求助和应付；在幻想因子方面，低酒精依賴组分数大于高酒精依赖组，这说明低酒精依赖组更加依靠幻想应付问题。
5.醉酒驾驶者酒精依赖程度与症状自评量表评测结果
MAST的总分数与症状自评量表的阳性项目数和强迫症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与其他的选项也是同样的关系。总分数越高，强迫症就越低，反之则越高，这就说明酒驾者的健康指标也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6.低酒精依赖组与高酒精依赖组症状自评量表比较
通过对比低酒精依赖组与高酒精依赖组的人际关系、精神病性因子和强迫因子的比较结果可知，前者的分数高于后者。由此可见，低酒精依赖者的心理健康程度有待提升。对比MAST总分，可以发现酒驾者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与对酒精的以来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对于酒精的依赖程度越高，酒驾人年龄若是偏大，文化程度也可能会随之降低。
三、讨论
通过抽样调查的400名酒驾者，利用SCL - 90研究和评测后，就可以发现其总体平均分与焦虑、恐怖等四个因子偏高，显著高于正常人的水平。这就说明，酒驾者的心理健康需要进行调节这样才能使其具备健康的心理。酒驾者的人际关系得分较低，说明这一人群的人际关系比较良好，能够进行灵活自如的沟通。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酒文化由来已久，人与人之间通过喝酒进行沟通，是一种十分必要的交际手段。在短期内，酒驾者无法丧失对酒的依赖。
利用SCL - 90对酒驾者的应付方式进行分析后，就可以了解到常见的消极因子，如强迫症状与其他应付方式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正比关系。由此可见，醉酒驾驶者的应付方式如果过于消极，就说明心理健康有待完善。实际上，醉酒驾驶者的心理健康普遍偏低，与正常人群无法相提并论。在心理不完善的情况下，必然就会使得酒驾者拥有更多的负能量和不良情绪，这就需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
在SCL - 90中，对醉酒驾驶者的应付方式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酒驾者的应付方式是否完善与其心理健康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拥有健康心理的人，就会采取非常积极的应付方式；而心理不健康的人，应付方式也会十分消极，负面情绪十分明显。由此可见，为了确保酒驾者具备更加健康的心理，就需要引导酒驾者具备更加积极的应付方式，使情绪不再消极，能够积极面对问题，采取有效的对策，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对比高酒精依赖组和低酒精依赖组的应付方式，利用SCL - 90评测可知，不同组别的应付方式的几个典型因子都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酒精依赖度越高，就说明酒驾者在应付方式上会偏于消极。MAST总分与SCL - 90的阳性项目数、强迫症状等内容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对比各组的因子也会发现，若干因子呈现出高酒精依赖组因子高于低酒精依赖组的情况，以人际关系、精神病性、强迫因子为例，这三者能够形象、明确地表明这两组之间的水平差异。对于低酒精依赖者而言，一些对于自身健康比较看重的人往往会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工作稳定，生活幸福，一旦因酒驾被判刑，可能就会导致这些人员的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从而出现巨大的应激。如果对于酒精依赖程度很高，这些酒驾者往往年纪大，文化水平低，对健康不重视，生活可能也不够体面，一旦面临一系列的处罚，就可能会更加坦然，心理承受能力更强。
四、酒驾原因分析
分析酒驾人员的心理健康与应付方式，是为了更好地对酒驾者进行心理干预，使其不断改进应付方式。为了酒驾者的心理健康与应付方式更有效果，就需要了解产生酒驾的原因。目前，许多酒驾者的法律意识非常淡漠，认为虽然喝了酒，也不一定会被查到。这种侥幸的心理就会降低酒驾者的安全意识，从而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现代人的交际应酬越来越多，酒就成为饭桌上不可或缺之物，许多人在喝酒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过量，加之满怀侥幸的心理在醉酒的状态下开车，这就会增加事故的发生率。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汽车保有量可以不断提高。当汽车走进千家万户后，就会有许多驾驶员，也增加了酒驾的可能性。由于汽车多，公安部门的查处位置较少，范围有限，就会在进行酒驾查处的时候出现许多管理漏洞，使得一些酒驾人员无法被查到，从而使得相关人员的侥幸心理更强。由于查处力度有限，就会造成酒驾的违法成本很低，使许多人有恃无恐。如果案件很轻，只涉及到危险驾驶，就可能会导致这些酒驾人员不会得到太大的处罚。处罚力度低，也会使得更多人不畏惧法律，频频在酒后进行驾驶。尽管酒驾已经入刑，但受限于地区的差异性，对于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不够统一，比如，对于酒驾的定义也并不明确。
五、结语
通过上述原因的分析可知，酒驾行为屡禁不止。根据本研究的抽样调查显示，400名酒驾者的心理健康与应付方式同样会受到上述原因的影响。通过对比高酒精依赖组和低酒精依赖组的各项指标，也可以不断摸索出相应的干预对策，从而减少酒驾行为。建议对这类群体要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提高其心理健康程度，就可以使其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不再消极，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树立坚定的信念。
参考文献：
[1]李鹏飞、黄亮、李勇辉.醉酒驾驶者的冲动行为特征与酒精使用严重程度的相关关系研究.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7，26（5）.
[2]奚祥卫.醉酒危险驾驶罪高发的原因探析及对策.时代汽车.2017（16）.
[3]夏艳、黄亮、李勇辉.男性醉酒驾驶者人格特点和应付方式的相关研究.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6，25（5）.
[4]虞华、余妍.25例经司法精神医学鉴定醉酒驾驶者情况分析.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6，26（4）.
[5]陶辰冉.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析——以醉酒駕驶为例.法制与社会.2015（13）.
[6]谢望原、何龙.“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究.法商研究.2013，30（4）.
[7]李云、张会杰.醉酒驾驶犯罪之证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19（5）.
[8]潘庸鲁、朱婷婷.对危险驾驶罪理解与适用之初探.东方法学.2011（4）.
关键词 醉酒驾驶者 心理健康 特征
基金项目：福建警察学院院级科研课题资助：课题编号：YJ1615，酒后驾驶人员现场处置情况及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赖志晖，福建警察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警务实战。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5.192
据了解，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发生率非常高。酒驾不仅成为车祸致死的主要诱因，还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问题。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各种酒驾问题层出不穷，交通事故数量与日俱增。由此可见，对酒驾者的心理健康进行分析，了解其应付方式的特点，才能减少酒驾行为的发生。
一、了解中国醉酒驾驶者特点的必要性
在中国的交通事故有关行为统计上，大约有14%的驾驶员在一个月之内有酒驾行为，男性数量远远高于女性。根据学历程度来看，文化程度较低的酒驾比例远远高于文化程度高人群。农村驾驶员酒驾的比例较高。根据调查显示的结果来看，许多交通事故与驾驶员的心理和应对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就开始对酒驾人群进行研究，旨在了解这些人群是否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精神问题。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本文旨在对醉酒驾驶者的心理特点和应付方式进行简单的研究和探讨，为减少酒驾行为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
二、醉酒驾驶者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和应付方式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在2016年5月-2017年9月期间因醉酒驾驶导致犯罪的醉酒驾驶者，根据时间跨度进行抽样调查，共计400名。对这些醉酒驾驶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酒精依赖程度、心理健康状况和应付方式。选择的研究工具是症状自评量表（SCL - 90）、应付方式量表和密西根酒精依赖量表（MAST）。
配合本研究的测试工具是电脑，采用智能测试的方式，保持时间和方法的统一。利用SPSS 17. 0对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建立数据库对数据进行对比和检验，力求结果更加精准，为研究提供必要数据依据。
（二）研究结果
1.症状自评量表醉酒驾驶者心理健康结果
根据症状自评量表的数据结果显示，大部分因子会比常规状态下要高，这就可以说明该表可以测定典型的醉酒驾驶者状态。以躯体化、人际关系、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这几种重要因子来看，与常规状态相比，这些醉酒驾驶者具备的因子都会显示出很高的数值，而这些因子恰好是诠释心理健康的主要元素。由此可见，醉酒驾驶者的心理健康无法与正常人群相比，而是呈现出比较差的状态。
在人际关系敏感方面，醉酒驾驶者的分数与正常人群相比，呈现出非常低的数值。这说明，醉酒驾驶者的人际关系敏感程度低于正常人群，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会相对不是很谨慎，虽然在人际关系上会呈现出自信、自在的特点，但是，醉酒驾驶者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如正常人。
2.症状自评量表醉酒驾驶者应付方式结果
在症状自评量表中，根据醉酒驾驶者的应付状况数据结果显示，从纵向来看，常见的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等消极因子与症状自评量中的总分、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和敌对等因子呈现出正比的变化。以消极因子中的自责因子为例，其与恐怖因子的关系就是正与正的正比关系。从横向来看，醉酒驾驶者的强迫症状与其应付方式也呈现出正与正的正比关系。通过纵向与横向的各因子对比情况来看，醉酒驾驶者的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前者弱则后者更弱的关系。合理的应付方式取决于是否健康的心理。
3.MAST醉酒驾驶者酒精依赖程度与应付方式结果
根据密西根酒精依赖量表数据结果显示，在抽样调查的400名酒驾人员中，酒驾者的阳性比例高达96%，这也可以说明酒驾者对酒精的依赖程度明显高出正常人。经过MAST评测的400名酒驾人员，对酒精程度依赖小的人员寥寥无几。
根据密西根酒精依赖量表的总分与积极应付因子的关系来看，这两者可谓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与消极应付则关系恰好相反。这说明，酒驾者的应付方式如果不够积极，就说明消极的应付方式占据主导地位，这样就会在MAST显示出比较高的分数。
4.MAST低酒精依赖组应付方式各因子有效性与高酒精依赖组比较
根据抽样调查的酒驾者MAST总分和应付方式的关系分析，就可以将醉酒者分为高酒精依赖组和低酒精依赖组。这两个小组的主要衡量标准就是总平均分的一个标准差，如果分值高于该标准差，就是高酒精依赖组；反之，就是低酒精依赖组。
在比较这两组酒驾人员时，会选择常见的因子作为衡量指标。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酒驾者的心理健康与应付方式，加之本部分的MAST显示的结果是不同酒驾人群所构成的小组的应付方式差异，因此，在MAST中的因子会选择求助因子与幻想因子，这二者均可以显示出两组成员的应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求助因子方面，高酒精依赖组的分数大于低酒精依赖组，这就说明高酒精依赖组成员更善于求助，应对突发状况和困难环境也会更加顺利，而低酒精依赖组则明显不善于求助和应付；在幻想因子方面，低酒精依賴组分数大于高酒精依赖组，这说明低酒精依赖组更加依靠幻想应付问题。
5.醉酒驾驶者酒精依赖程度与症状自评量表评测结果
MAST的总分数与症状自评量表的阳性项目数和强迫症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与其他的选项也是同样的关系。总分数越高，强迫症就越低，反之则越高，这就说明酒驾者的健康指标也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6.低酒精依赖组与高酒精依赖组症状自评量表比较
通过对比低酒精依赖组与高酒精依赖组的人际关系、精神病性因子和强迫因子的比较结果可知，前者的分数高于后者。由此可见，低酒精依赖者的心理健康程度有待提升。对比MAST总分，可以发现酒驾者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与对酒精的以来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对于酒精的依赖程度越高，酒驾人年龄若是偏大，文化程度也可能会随之降低。
三、讨论
通过抽样调查的400名酒驾者，利用SCL - 90研究和评测后，就可以发现其总体平均分与焦虑、恐怖等四个因子偏高，显著高于正常人的水平。这就说明，酒驾者的心理健康需要进行调节这样才能使其具备健康的心理。酒驾者的人际关系得分较低，说明这一人群的人际关系比较良好，能够进行灵活自如的沟通。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酒文化由来已久，人与人之间通过喝酒进行沟通，是一种十分必要的交际手段。在短期内，酒驾者无法丧失对酒的依赖。
利用SCL - 90对酒驾者的应付方式进行分析后，就可以了解到常见的消极因子，如强迫症状与其他应付方式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正比关系。由此可见，醉酒驾驶者的应付方式如果过于消极，就说明心理健康有待完善。实际上，醉酒驾驶者的心理健康普遍偏低，与正常人群无法相提并论。在心理不完善的情况下，必然就会使得酒驾者拥有更多的负能量和不良情绪，这就需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
在SCL - 90中，对醉酒驾驶者的应付方式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酒驾者的应付方式是否完善与其心理健康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拥有健康心理的人，就会采取非常积极的应付方式；而心理不健康的人，应付方式也会十分消极，负面情绪十分明显。由此可见，为了确保酒驾者具备更加健康的心理，就需要引导酒驾者具备更加积极的应付方式，使情绪不再消极，能够积极面对问题，采取有效的对策，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对比高酒精依赖组和低酒精依赖组的应付方式，利用SCL - 90评测可知，不同组别的应付方式的几个典型因子都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酒精依赖度越高，就说明酒驾者在应付方式上会偏于消极。MAST总分与SCL - 90的阳性项目数、强迫症状等内容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对比各组的因子也会发现，若干因子呈现出高酒精依赖组因子高于低酒精依赖组的情况，以人际关系、精神病性、强迫因子为例，这三者能够形象、明确地表明这两组之间的水平差异。对于低酒精依赖者而言，一些对于自身健康比较看重的人往往会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工作稳定，生活幸福，一旦因酒驾被判刑，可能就会导致这些人员的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从而出现巨大的应激。如果对于酒精依赖程度很高，这些酒驾者往往年纪大，文化水平低，对健康不重视，生活可能也不够体面，一旦面临一系列的处罚，就可能会更加坦然，心理承受能力更强。
四、酒驾原因分析
分析酒驾人员的心理健康与应付方式，是为了更好地对酒驾者进行心理干预，使其不断改进应付方式。为了酒驾者的心理健康与应付方式更有效果，就需要了解产生酒驾的原因。目前，许多酒驾者的法律意识非常淡漠，认为虽然喝了酒，也不一定会被查到。这种侥幸的心理就会降低酒驾者的安全意识，从而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现代人的交际应酬越来越多，酒就成为饭桌上不可或缺之物，许多人在喝酒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过量，加之满怀侥幸的心理在醉酒的状态下开车，这就会增加事故的发生率。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汽车保有量可以不断提高。当汽车走进千家万户后，就会有许多驾驶员，也增加了酒驾的可能性。由于汽车多，公安部门的查处位置较少，范围有限，就会在进行酒驾查处的时候出现许多管理漏洞，使得一些酒驾人员无法被查到，从而使得相关人员的侥幸心理更强。由于查处力度有限，就会造成酒驾的违法成本很低，使许多人有恃无恐。如果案件很轻，只涉及到危险驾驶，就可能会导致这些酒驾人员不会得到太大的处罚。处罚力度低，也会使得更多人不畏惧法律，频频在酒后进行驾驶。尽管酒驾已经入刑，但受限于地区的差异性，对于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不够统一，比如，对于酒驾的定义也并不明确。
五、结语
通过上述原因的分析可知，酒驾行为屡禁不止。根据本研究的抽样调查显示，400名酒驾者的心理健康与应付方式同样会受到上述原因的影响。通过对比高酒精依赖组和低酒精依赖组的各项指标，也可以不断摸索出相应的干预对策，从而减少酒驾行为。建议对这类群体要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提高其心理健康程度，就可以使其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不再消极，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树立坚定的信念。
参考文献：
[1]李鹏飞、黄亮、李勇辉.醉酒驾驶者的冲动行为特征与酒精使用严重程度的相关关系研究.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7，26（5）.
[2]奚祥卫.醉酒危险驾驶罪高发的原因探析及对策.时代汽车.2017（16）.
[3]夏艳、黄亮、李勇辉.男性醉酒驾驶者人格特点和应付方式的相关研究.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6，25（5）.
[4]虞华、余妍.25例经司法精神医学鉴定醉酒驾驶者情况分析.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6，26（4）.
[5]陶辰冉.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析——以醉酒駕驶为例.法制与社会.2015（13）.
[6]谢望原、何龙.“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究.法商研究.2013，30（4）.
[7]李云、张会杰.醉酒驾驶犯罪之证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19（5）.
[8]潘庸鲁、朱婷婷.对危险驾驶罪理解与适用之初探.东方法学.2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