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电影”基本精神及方法不应过时

    2017年1月3日，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科万传法教授在本校新实验空间组织了一场名为“映像：穿过霾时代的童话 ——周洪波最新纪录片‘全展映”的活动，笔者有幸受邀参加。同样较为有幸的是，之前与笔者素昧生平的导演周洪波居然是苏州大学校友，当然，更为有幸的是让笔者用整整一天时间感受了几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社会人文纪录片，尤其是其主要以“直接电影”方式现场实地拍摄而来的那几部，特别令人震撼。笔者真的震撼于周洪波导演直接摄录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竟然能够如此地精彩上演，几乎不亚于由一群优秀演员全身心投入上演的一部精品力作，同时也震撼于简单质朴的“直接电影”的基本创作理念及方法正在被国内外部分理论工作者唾弃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持续默默而有力地彰显其难以置疑的文化与方法层面的价值与力量。

    一

    完全是典型“直接电影”的纪录片《永远的少年》，是周洪波导演用单机拍摄①的（部分少年队员家庭生活部分则由其助手单机拍摄），总的拍摄时间仅为不可自由选择的11天（其开始拍摄时间到国际比赛日之间就只有11天），但是给人的感觉确实拍出了那50多名少年歌手在指挥徐亮亮带领下走向成功的漫长而艰辛的历程。这没有拍摄时间厚积而有生活内容厚重感的成功，首先因为秉承“直接电影”精神拍摄方法的创作者碰到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一个非常独特而难得的合唱团队，一次即将到来并且最后有良好收获的国际赛事。

    在平日训练的时候，那个由50多位少年男女组成的合唱团，经常情况百出。但是，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局，全部登上竞赛舞台共同进行了一次完美的竞赛表演。如果说合唱团需要设置不同声部，然后进行完美组合，这种由设置不同声部而获取完美的和谐，就是艺术上的成功，也是艺术表演的最高境界。那么这种成功的获得和境界的企及，既需要每个个体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刻苦的训练，又需要每个个体在思想认识方面的高度自觉一致，更需要指挥平日里整体训练的处置得当。这三者缺一不可的道理，几乎路人皆知。但是，要以非常令人信服的纪录影像加以真切的表达，实非易事。众所周知，同样一支女排队伍，郎平执导和其他教练执导的情况会很不一样。那个少年合唱艺术团的指挥徐亮亮，既能让50多人处于认真紧张的状态，又能在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地给大家带来发自内心的欢声笑语。很多人都知道做事情应该有张驰，但是如何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到这一点，并非容易，要很真实地记录那样的自然过程更非易事。在这个意义上说，徐亮亮指挥的成功，其功夫既在直接的合唱专业训练之中，又在合唱专业训练之外。周洪波拍摄的成功，则既在于他的天分，也在于他的幸运。一个让人难以在专业上感受到高屋建瓴一样的引领及醍醐灌顶般的开导能力的教练是不合格的，一个让人难以在枯燥训练过程中不时感受到如沐春风般感受的教练则是难以成功的。徐亮亮和她的少年歌唱者们都很好地同时做到了这两点，同时也被周洪波敏锐地感受到并在实地用摄像机及时捕捉到了——这真是“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最好范例之一。

    纪录片中，结束一天辛苦而单调训练的学生的回家之路，伴随画面缓缓流动的不是大上海城市中的嘈杂声，而是他们年青甜美的合唱声，我想这应该是展现了某种可以理解为“余音绕心”的本质真实。这就是说，“直接电影”需要尽可能在生活现场实地捕获客观生活现实，又需要有符合表现生活的艺术处理，两者并非如水火不相容。尽管在短时间内进行的单机拍摄一般都可能会有明显的遗憾与不足，但是，纪录片《永远的少年》的成功还是自然而然地来了。如果说著名香港纪录片《音乐人生KJ》是经历时隔多年后的两次拍摄才成功的，周洪波的《永远的少年》则几乎是一气呵成的，但是，它们其实都像纪录片所记录生活直接呈现的样子——“直接电影”纪录片需要其所记录生活内容自己“直接”呈现作为一个作品的完满性。“直接电影”这种难以达到的完满性成就，一般都应该有很强的时间性，甚至是偶然性，但并非都得十年磨一剑，关键的问题是纪录片拍摄者要在相关生活内容展开过程的关键时刻在场，并且即时捕捉到这关键过程中具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多个精彩瞬间。周洪波努力而幸运地做到了，因此他这部纪录片的成功就不像韩国著名“直接电影”纪录片《牛铃之声》那样来得艰难，但是并不缺乏生活故事的真切、厚重和深刻。

    二

    同样用现场实地拍摄而来真切声像内容汇聚成的纪录片，《永远的少年》美丽而生动、简洁而隽永，《一逼吊糟》则在生活场景、生活内容、吃喝拉撒等方面都毫无外在美感可言，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按照“直接电影”方式拍摄取之自然的特别成功。

    纪录片《一逼吊糟》时长5个半小时，片名来自一句经典的南京方言，其基本意义是“一塌糊涂”。这个所谓“一逼吊糟”，既可以指真正的一塌糊涂，也可以指口语所谓“好得一塌糊涂”。其英文的名字为“Home， Sweet Home”（甜蜜家园——笔者自译），似乎也有某种双解的可能。纪录片使用这个片名的意义应该也是这样双解的，并且几乎是非常全方位地取得了别样的成功。对于一般观众而言，纪录片前面几十分钟的观看会有点累，因为它毕竟不像故事片那样能让观众很快进入到相对清晰的故事逻辑与人物关系中去。然而，该纪录片还是非常自然地会吸引凡是对现实题材感兴趣的观众，随着观看的继续，即使身体会有一定程度的不舒适，还是会觉得越来越想看下去，越看越觉得有味道，就像品味酸甜可口的橄榄那样能不断刺激你的味蕾，强化你的有意注意，引发你对纪录片中人物及其生活的寻味……在这部确实就像一笔流水日记账那样的纪录片中，无论是由专业人员去单机拍摄的，还是由没有专业基础的剧中人自己拍摄的，一个个处在南京长江大桥附件拆区内叫做方家营地方的几户邻居人间及其亲朋好友的贫民百姓，都一如寻常地继续他们的吃喝拉撒和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自然真切得就像一台行云流水般演绎的实景大戏。在纪录片展示老三与陈静的分分合合中，非常自然地把老三的比较善良和陈静的略有心计演绎得富有现实生活的合情合理；面对老三与陈静的临时同居，并不居住在一起的老三父母亲的态度泾渭分明，展现出不同人生态度的差别，也因此碰撞出百姓生活的各种火花；老三与自家兄弟及邻居关系之间的林林总总，折射出平日相处和关键利益所带来的种种复杂；敢想敢做而个性鲜明的马超，在搬入新居以后，还是因为自己的过分随性而招致生活的坎坷……最为令人信服而钦佩的是，纪录片主要记录对象的所有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有意识地感觉到摄像机及其拍摄的存在，或者说正是由于他们在摄像机前依然无拘无束的如常生活，才使得摄像机真正被成为了“墙壁上的苍蝇”。面对该纪录片如此精彩的成功，笔者很难同意中外学术界关于“直接电影”的如下评价：“由于直接电影创作中，创作者的主观介入和对内容的阐释随处可见，直接电影的这些主张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实际上，直接电影对客观性、真实性的高度强调恰恰成了人们质疑直接电影本身的最好的理由……身兼哲学家和电影学者双重身份的诺埃尔·卡洛爾对此曾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直接电影打开了装满蠕虫的盒子，然后被蠕虫给吃掉了。”[1]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排除虚假的“直接电影”，真正优秀“直接电影”中那些仿佛主观阐释的内容，恰恰是“直接电影”创作“俯拾即是”的成功！所谓生活如戏，甚至生活比戏剧更精彩的情况并非不存在，而是没有被慧心地发现和被客观地记录而已。

    《一逼吊糟》正如片名那样富有地道的生活气息，它作为具有同样题材内容的纪录片而言，显然要比曾经轰动一时的《大动迁》厚重得多。因为，后者显然是一个真正关于城市大动迁内容的纪录片，而前者其实主要是与拆迁相关的、具有七情六欲的、随时表达喜怒哀乐的一群人的最真切生动的现实生活故事。作为中国“直接电影”中少有的长纪录片，它比《铁西区》要短一些，但是可看性要强很多，人物的立体性、丰满性和生动性则要好许多。观看周洪波的这部纪录片，观众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当摄影机开启时，那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油盐酱醋茶、酸甜苦辣咸和食色吃喝拉就都一股脑儿地直接冲你而来，既五味杂陈，又富有质感，让你的身心很快被卷入并浸润其间。这样直接来自有案可稽的生活现象的纪录片声像内容，与其说是真人秀，不如说是生活现场直播和心灵情景再现，一切都真得让人怀疑，但又找不出破绽——这其实就是比较严格遵循“直接电影”创作方法而来优秀纪录片一种可能有的身心观感及审美境界。如此富有上帝恩赐般的一群人的现实生活图景，实在是拍摄纪录片的一个难得机遇，它又给为坚持“直接电影”拍摄方式而时刻准备着的周洪波及助手逮了个正着。

    三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科发布关于周洪波最新纪录片展映活动的通知指出：在中国纪录片导演中，周洪波并不是最著名的那一位，也不是最叱咤风云的那一位，但却毫无疑问是最特立独行、最坚守执着的那一位……毫不夸张地说，周洪波是作者电影理论的最好诠释者……笔者在初次感受其相关纪录片后，除了同意关于周洪波导演的介绍，窃以为特别有感受的一点，也想多说几句的，确实是关于周洪波纪录片的成功与“直接电影”理念及方法内蕴的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

    在相对而言的意义上看，尽管纪录片《寂静与禁忌》的题材内容同样并非唯一（如纪录片《海选》等），但是其时代发展赋予的特别性和深刻性其实都暂时前无古人，遗憾的是因为囿于某种禁忌而缺少现场实地拍摄，因此较大地影响了它应有的成功。由此可见，社会生活题材的纪录片拍摄，完全可以、甚至应该特别强调坚持“直接电影”的原则及方法，特别需要强调追求纪实、纪实、再纪实，跟拍、跟拍、再跟拍，这就需要纪录片创作者沉下去、接地气、近人心……作为坚信“直接电影”精神与方法不会过时，持续信奉“有纪实者生，无纪实者死”纪录片理念的笔者，特别为周洪波导演如此的纪录片拍摄而感到由衷钦佩和欢欣鼓舞，也愿意再次向学界呼吁继续重视“直接电影”对于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基本价值及重要意义，不要为了标新立异而只推崇所谓的“后直接电影”。

    周洪波导演很多纪录片创作的成功，其实与当下很多富有创新成功的纪录片创作都具有某种共通性，那就是始终坚持对生活现场的直接拍摄与真实记录。笔者曾经在评述著名的医疗纪录片《人间世》时说过：“对于任何一部优秀纪录片来说，如果只有选择的成功而缺乏全面真切的纪录拍摄，那还是非常不够的，甚至往往还是无法成功的……由于主治医师是一位院士，两个患者的心态都比较好，并且相互之間有过很好的深入交流，因此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和患者吴伟的交流就显得格外特别而真实。在这里，院士不是神医，很接地气，也有失落情绪，但是始终有坚持的精神和现场探索最佳手术方案的能力，这都是全面纪录所能给人带来的特别观感。尤其是葛均波院士因为手术时间太长而突发手部抽筋，在他自我治疗和请同事帮忙治疗后继续手术的情况，发生很突然，纪录很真实，过程很全面。看似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这就是现场直接纪录拍摄往往会带来的纪录片的真实魅力之所在。”[2]

    基于此，笔者在此特别愿意和笔者分享华东师范大学聂欣如教授关于“直接电影”的这样观点：“直接电影是纪录片中最为重要的纪实方式，但是近年来在我国遭到理论上的质疑，认为直接电影并不能向观众提供真实和客观。这里误区在于，直接电影的本身确实不能保证提供真实，但是直接电影的方法要求制作者严于律己，不事干扰地进行拍摄，向观众提供他所看到的真实，并用去魅的影像和默会的知识支撑起一种旁观的美学，这就是人们所能达到的真实。真实并不是某种客观存在的实在，也不会是事物完整的真理化的呈现，而是人们对于存在的揭示。因此，尽管今天纪录片追求真实的方法已经多元化，但直接电影始终表现出客观和反思的科学精神，成为纪录片追求真实的理想。”[3]

    正是因为“直接电影”的方式确实是纪录片最为重要的纪实方式，所以，即使在影像创作难以回避商业化压力和难以回避数字成像技术冲击的情况下，很多纪录片还是必须坚持去现场实地进行纪实跟拍。没有“直接电影”方式的纪实跟拍，相对缺乏故事性的《喜马拉雅天梯》就难以成为近年来国产纪录片进入影院的一个良好开端。纪录片《二十二》所创造的国产纪录片票房新高，主要应该归功于其越来越高的档案价值和观众对这个题材表现出的巨大支持。撇开观众对于这个题材内容的支持因素，如果该片没有事实上也是以“直接电影”方式进行的客观纪实拍摄，其越来越高的档案价值从何而来？如果中央电视纪录频道只拍摄几乎用专题片方式来创作的《故宫》《圆明园》《昆曲六百年》这样的纪录片，不去拍摄《中国人的活法》《高考》《我们是艺考生》等纪录片，那么央视纪录频道的节目内容就无以丰富多彩。如果不是以“直接电影”方式进行纪实跟拍，《中国人的活法》就不可能接地气，也不可能客观真实地再现中国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于是《中国人的活法》这样的片名就将是名不符实的。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直接电影”理念及其方法是不合适的，非要让“直接电影”理念及方法马上进入历史博物馆的认识，则更是因了国外某些笔走偏锋理论家观点而来的肤浅与短视……

    参考文献：

    [1]王迟.纪录片究竟是什么？——后直接电影时期纪录片理论发展述评[J].当代电影，2013（7）.

    [2]张彩萍，倪祥保.《人间世》的纪录性与故事性[J].当代电视，2016（12）.

    [3]聂欣如.直接电影：一种关于纪录片的理想[J].文艺研究，2014（7）.